新中國憲法學的創建與發展
———許崇德先生訪談錄
采訪者：胡錦光教授、韓大元教授（以下簡稱“問”）
被采訪者：許崇德教授（以下簡稱“答”）
時間：2003年4月3日、4月12日
地點：許崇德教授寓所
問：許老師自研究生畢業以來，已經從教50周年。在這50年的從教經歷中，親自參與了新中國憲法學的創建并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推動了中國憲法學的發展。在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參與立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為學生，對老師的人品和學品，無不感到敬佩，也感到無比的榮幸和驕傲。借此機會，我們想讓更多的人了解老師的學術思想歷程，因此，請老師在百忙之中回答一下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
您當初為什么選擇憲法學專業作為您的終身研究領域呢？是否在大學階段就已經對憲法學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答：我在小學和中學階段理科成績不好，但文科成績比較突出，所以在投考大學時選擇文科。當時中學畢業的時候剛好是抗戰勝利，恰逢東京戰犯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我心里覺得很興奮。當時我們國家有幾名國際法學家在東京戰犯法庭當法官，審判日本戰犯，這就引起我學習法律的興趣，這應該是我的動機吧。當時也沒有人來指導我考什么專業，完全是自己選擇。我選擇了復旦大學的法律系，在所有的課程中間，我為什么會對憲法感興趣呢？因為當時復旦大學有幾位著名的民主教授。教我學習憲法的是張志讓教授，我可以說是他的關門弟子了。在他給我們講完了課之后就進入了解放區，參加第一屆政協的籌備會。他也是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成員之一。
問：張志讓教授的憲法課為什么如此吸引您呢？
答：張志讓教授的憲法課不僅吸引我，還吸引了許多青年學生。他講的是比較憲法，那時國民黨憲法頒布不久，而他卻重點批判這部憲法，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他講課的時候，雖然在最大的教室，但總是被學生擠得滿滿的。因為他講得好，所以我對憲法特別感興趣。
說實話，張志讓教授的表達能力不是很強的，又帶有一定的方言。張志讓教授在當時復旦大學是著名教授，通常不授課。但他一是敢講，非常具有勇氣，而青年學生們當時都追求民主和進步；二是他具有深厚扎實的憲法學理論功底，能夠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地對國民黨的所謂“五權憲法”進行批判，認為實際上是總統集權，蔣介石集大權于一身。他分析出結論為，五權分立是假，集權才是真。因為他講得好，所以我對憲法特別感興趣。
我們大學畢業的時候，組織上分配我到人民大學來當研究生。我當時被分到了國家法教研室，也就是憲法教研室，攻讀憲法學。雖然是組織分配，但由于我在大學時即對憲法學感興趣，心里極為慶幸。
問：您當時還不到二十歲吧？
答：我是在1947年上的大學，當時十七八歲，和現在的學生的年齡差不多。因為年齡小，也沒有什么社會經驗。所以，對于張志讓教授所講授的憲法課，聽著感覺特別新鮮，可以說完全被他所折服。
問：您當時在上憲法學這門課時使用什么教材呢？
答：主要是錢端升、王世杰寫的《比較憲法學》。此外，我記得當時影響比較大的有日本的美濃部達吉的憲法學教材；還有一本是張知本寫的；薩鎮冰寫的一本比較憲法。張老師指定了很多的參考書，其實他講得也不多，主要是讓我們自己讀書，上課時他也提問，要求很嚴格。
問：五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張志讓教授當時講課的內容對您這一輩子的教學和研究有什么影響?
答：那只是打一點基礎，知道了一些有關憲法的基本的東西，當時的啟蒙對后來的憲法學教學研究有一定的影響，當然不能光靠這點兒。
問：1951年到人民大學上研究生以前，當時對社會主義憲法及憲法學理論有什么認識嗎？
答：在批判國民黨憲法過程中，學習了一些憲法學基本知識。后來1949年中國解放了。當時我還沒有畢業。我們學校的學生會非常活躍，組織學生學習三大憲章，主要是學習共同綱領。因為我們是法律系的學生，所以帶頭學習共同綱領，學習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學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當時的名字叫做三大憲章。當然不是在課堂上學習，而是學生會組織大家學習的。當時也不曉得這些是臨時憲法，臨時憲法是后來才逐漸叫開的。
問：您以后有沒有機會再見到張志讓教授？
答：他解放前就已經離開了復旦大學，離開了蔣介石的統治區，到了解放區。后來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并參加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他住在松樹胡同34號，我到人大以后，還時常去他家里請教問題。他一邊在北大當教授，一邊在最高人民法院當副院長。我們那時寫的油印講義還請他看，提意見，因為他參加過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1954年憲法他也參加了。他雖然不是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但是一個小組討論會的召集人，多次憲法草案討論會他都在。我去拜訪他，可以說是一種課外的受益吧。
問：您來人民大學的時候，中國憲法學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你們是怎么學習的呢？
答：在人民大學，主要是蘇聯專家教我們。蘇聯人不懂我們中國的東西，他們講的都是蘇聯的東西。蘇聯的社會主義憲法學應當說比較成熟。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說是如饑似渴、廢寢忘食地學習蘇聯的憲法學理論。一些年輕教師往往是今天聽了蘇聯專家的憲法課，明天就去給本科生講課，連消化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國家法教研室共有四個教研組，即蘇聯國家法教學組、中國國家法教學組、人民民主國家法教學組、資產階級國家法教學組。當時叫做國家法，不叫憲法，主要學習的是蘇聯憲法
問：51年您大學畢業以后就按照組織分配到了人民大學，當時分到國家法教研室時有什么樣的背景呢？
答：沒有什么背景，畢業以后就集中思想改造了，按照組織分配，把從大學來的人按照需要分配，我分到了人民大學。當時一切服從組織分配。當時我還覺得不錯，覺得自己的運氣比較好，因為我比較喜歡搞學問。
問：當時和您一起分到國家法教研室的有多少人呢？
答：吉林大學的前身叫做東北人民大學，張光博教授等人是“留學生”，是到人民大學來留學的。所有的研究生第一年是共同課，第二年才分專業上課，而專業是來了之后就分好了。學習國家法的大約有十來個人。我當時是研究生，但是也屬于教研室的成員。
問：第一年公共課上完了以后，第二年開始上的專業課？
答：專業課學習蘇聯國家法，人民民主國家法、資產階級國家法。都是蘇聯專家教學。共同課當然也是蘇聯專家講。教員和我們一起聽課。當時也沒有什么教材，教材都是翻譯的蘇聯的教材，我們的翻譯是由俄文大隊訓練八個月之后出來做翻譯，他們翻譯的水平是比較差勁的，他們翻譯的書是很難讀的。我原來是學英語的，到了1949年開始學俄語。到了人大之后，英語就沒用了。時間長了就都忘了。
問：以前您學習張志讓教授講的憲法學，到人大以后，您學習的是蘇聯專家講授的憲法學。這兩種不同的憲法學之間，您是不是感到有些矛盾和困惑？
答：人民大學是新中國第一家正規的社會主義大學，學術也是完全重新來起，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學。六法全書、舊法全廢除，完全沒用。張志讓當時來說屬于資產階級教授，屬于舊教授，我后來之所以還去看望他，是因為我很敬佩他。我接觸蘇聯專家的教學那就全心全意學習馬列主義了。但是我覺得蘇聯的東西其實也有一些舊的東西。當時學的時候沒有這種水平來分析它，這是后來我慢慢的感覺出來的。他們的東西也不是真正從空地里建起來的，有的東西還是沙俄留下來的。甚至于他們的教學比如說西米納爾在沙皇俄國就有。口試也是沙俄留下來的。
問：現在我們的法學界對于蘇聯在50年代對我們的憲法學的影響可能有不同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有的學者認為通過引入蘇聯的法學，產生了很多的負面影響。從現在的觀點來看，您怎么評價50年代蘇聯的憲法學對我們憲法學的影響？
答：我們今天的憲法學絕大部分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任何科學都有一個來源，馬克思主義還有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我們中國憲法學的來源一個就是從西歐這里來的，也就是我們的舊中國的憲法學。當時我們學習日本的比較多。留學日本的也比較多。而日本本身也是學習德國的，所以他們都是大陸派的觀點。我們從49年以后接觸蘇聯的法學，蘇聯法學實際上是比較發達的，但它還是有很多舊法體系的痕跡，大陸法系的痕跡他還是有的。但總的來說，它是經過改造的。應該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從文化的角度來說，無非是繼承這兩方面的遺產。現在有80%的是我們自己創建的，但是其中還有20%的內容是繼承下來的，接收下來的。所以我想蘇聯憲法學傳播到中國來，應該說他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某種程度上來說，尤其是從政治的原則來說，我們必須拋棄西方的東西。但是當時接受的也就是維辛斯基這一套。它本質上是好的，但也有不恰當之處。我們當時整天摳馬列主義著作。蘇聯的學術確實也表現出教條的一面，蘇聯的學術論文里引文是大段大段的，很少有自己的話，都是馬克思列寧的原文。可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來看，建立我們的這個學科，這一段時期是功不可沒的。當時不加分析地去接受它，這是我們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水平太低，還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只能照單全收，照單全收還收不過來呢。馬克思主義的憲法學理論那么豐富那么大。當時蘇聯專家只能講授蘇聯國家法、人民民主國家法和資產階級國家法。我們覺得應該也有我們中國國家法，所以我們就自己來創建中國國家法。人民大學法律系主任楊化楠兼任國家法教研室主任，他就帶著我們搞中國國家法。不過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會把蘇聯國家法的體系做一個酒瓶，然后往里頭灌中國酒。就是用蘇聯國家法的體系來安中國國家法的材料。這樣搞起一個中國國家法的學科。
問：那您研究生兩年時間里，除了聽課以外，有沒有什么憲法的討論會？或者你們班里的同學們之間有沒有相互的交流呀？
答：這個是有的，但是現在來看的話，應該是水平很低的。那個時候也沒有像我們現在這么活躍。說實話，當時我們的思想也很幼稚，也沒有能夠像我們現在這樣思考問題。當時我們的水平跟現在的大學生的水平相比，我覺得是不如他們。現在我們的學生都很有頭腦。另外我們的課程壓得太重，蘇聯專家指定的參考書太多，讀不完。因為他要西米納爾呀，你讀的東西要吐出來呀，我們晚上要讀到十二點，要完成教學任務已經不容易了。當時我們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沒能過渡到更高層次來搞科學研究，來搞學術討論。因為連我們的課程體系都沒有建立起來。我記的比較清楚的就是楊化楠要寫一個中國國家法的教材出來，我在其中承擔一章。我就承擔的是民族問題。后來人民日報要他寫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們幾個也幫他做一些工作。人民日報要一個文章，那是一件大事呀，他自己也是非常的鄭重其事地對待的。組織討論修改來修改去的，我記得有這么一個過程。當時的活動說起來主要還是寫講義，建立中國國家法的體系。要說當時出什么成果，搞什么研究，那是談不上的。
問：那這兩年算是您比較正規地進行了憲法學的學習？
答：正規，而且是加足馬力的學，那時候苦得很。經過這一段的學習，我起碼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了。從此以后我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盡管我不一定掌握得很好，但是我的主觀要求就是這樣。嚴格按照馬列主義的理論去搞這門學科。
問：這一時期您在研究生班里的這些同學能不能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第一代憲法學者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答：可以這么說。當時在華北大學的底子上辦起了人民大學。人民大學是不公開招生的，學生是完全分配來的。解放以后，朝陽大學根據院系調整被撤銷了，朝陽大學的法律系連同師生并入我們學校的法律系，他們年紀比我大一點，年級比我也高一點，但是聽蘇聯人講課是在一起。我們是同一個起跑線，同時接受教育。人民大學是1950年成立的，所以我當時晚來了一年。我來到人大的時候，西郊剛造好，只有幾棟樓，紅一樓、紅二樓等，其他地方還沒有征地。我是第二屆研究生。上面還有第一屆，孫國華教授比我早一年。當時教員是和我們學生們一起來聽蘇聯專家講憲法。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憲法學的恐怕沒有比我們更早的了。
問：后來在中國憲法學方面影響最大的還是你們當初的這一批人？
答：可以這么說。包括我們研究生班的前后同學，以及當時本科生中的一些人。如先在人民大學后到寧夏大學的吳家麟教授、武漢大學的何華輝教授、吉林大學的張光博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的廉希圣教授、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吳杰教授、北京大學的魏定仁教授等，還有后來一直在人民大學的王向明教授、董成美教授，等等。當時就是我們這些人，站在新學科的最前列。
問：您剛才講到武漢大學的何華輝教授，你們的交情是很深的，這種交情是你們在讀研究生時代就有的嗎？
答：何華輝當時是我們七八個人中的小班長，他年齡大一點也比較成熟一點。何華輝1953年被分配到武漢大學。干了4年之后，反右派把他給弄了個“極右”。1953年以前我們是同學，住在一個宿舍里，大家整天在一起，都是不錯的。他被打為右派以后，非常落魄，我經過武漢的時候，都必定去看他，后來開始起草1982年憲法，工作是從1980年開始的，我到了起草委員會工作，因為我了解情況比較多，我就找他合作，一起寫東西。
問：您是在1953年留校當教員的，您留校以后，1954年就參與到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中去了嗎？
答：不是這樣的，當時是先搞了一個選舉法，選舉法是1952年起草的，要在全國搞普選，當時首先選了兩個試點，其中一個在山東泰安，中央有一個工作組下去，是民政部負責的，他們帶了一幫人下去，搞選舉試點的工作。我和吳家麟、張正釗三個人在一起，在泰安搞了新中國第一次的普選試點工作。建設人民代表大會先必須實現普選，普選要求搞登記選民，按照《選舉法》來對選民資格進行審查，例如：你原來是貧農，后來買了地主的土地怎么辦，你原來是地主家的女兒，后來嫁給了貧農怎么辦？等等。當時對這些問題有一系列的政策。我們就是要把學到的政策運用到選民資格審查的實際工作中去。
問：那你們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答：我們當時就是從選民登記開始，到最后選舉結束，就整個選舉過程做一個試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給全國其他地區進行選舉提供經驗。我們不斷地寫報告，寫總結，寫小結，一張一張的工作情況匯報，當時的基層干部沒有什么文化，這些工作是由我們來做的。
問：這是您學習憲法學以后第一次面對基層的民眾吧？第一次面對新中國的民眾，第一次面對新中國的第一次普選，您有什么感想呢？
答：是呀。當時農村里有一批積極分子，叫做宣傳員，我們培訓他們，給他們講選舉是怎么回事，因為過去從來沒有過普選，所以我們要告訴他們。在當時老百姓的心目里，選舉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情，是神圣的一票。有選舉權的才是人民，沒有選舉權的那就是專政對象了，農民是很講究的。山東是老區，農民是有覺悟的，選舉的積極性非常高，但是沒有文化。第一步是選民登記，這個工作是搞得很細的。我們的捎帶任務是搞新中國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有的農民連名字都沒有，我們就給他們取名字，在試點過程中，我們給農民取了很多名字。
問：當時您接受的憲法理論、憲法理念是不是和基層的實際情況有一段距離呀？
答：我們去的是革命老區，我們的確感到農民對共產黨是擁護的。我們主要講解什么是普選，普選是干什么的，選出代表來代替人民進行管理，要把這個給他們宣傳清楚，當時也確實是人民當家作主。過去的農民都是受壓迫的，現在第一次參加選舉，他們覺得真是不簡單。后來1990年我又舊地重游，當地的草房子都已經拆掉了，舊人也基本上都找不到了，最后找到一個老農民，他當年的選民證還保留著。這就說明農民都很重視這個選舉。
問：您是在選舉工作完成之后才參加到1954年憲法的工作中去的嗎？
答：在山東搞普選剛好一個暑假。暑假回來就開學了，1953年留校下來，讓我去工農速成中學畢業班，給他們講政治理論方面的課程。這一學期結束以后，過完年，我就到了中南海。
問：當時為什么選擇您去呢，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嗎？
答：不是選擇我，是選了我們一批人。當時田家英說他自己是“韓信點兵”，越多越好。所以除了人民大學外，還有北大的、中央政法干校的和北京政法學院的一些人。
問：您是去了起草委員會的秘書處嗎？
答：是這樣。憲法起草委員會下面有一個辦公室，由秘書處領導，下面再分小組，我是在資料組。我們這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資料組。主要任務是給憲法起草委員會幫助整材料，給他們編點名詞解釋什么的。征求意見、全民討論送來的討論材料和意見由我們來整理。我們受田家英同志的直接領導，他到中央開完了會回來就找我們，每次開會回來，他一定會帶好多的問題來，因為在起草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爭論，委員們就會問外國是怎么解決的，特別是蘇聯是怎么搞的？我們就要幫著找解答這些問題的材料。
問：在資料組工作的時候，你們除了收集蘇聯憲法的資料，還有哪些國家的憲法資料呢？
答：我們編寫了幾本資料，一個是名詞解釋，相當于一個小字典；收集了一些憲法典，包括舊中國的，還有俄國1918年的憲法、斯大林憲法，以及波、匈憲法等東歐國家的資料。少量的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的憲法。
問：根據一些資料，田家英當時在五四憲法的起草過程中，作為毛主席的秘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答：毛主席當初在杭州起草憲法的時候，就帶著自己的秘書去的，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這些人。后來胡喬木去了蘇聯，陳伯達因為其他的原因后來沒有太多參與憲法的起草。田家英直接領導我們資料組，把我們資料組當成智囊團一樣。
問：您印象里面能不能舉出例子關于田家英問到的有爭論的問題？
答：我的印象比較深的一個問題是，關于檢察院是垂直領導還是雙層領導？這個問題改來改去改了好幾回，當時蘇聯是垂直領導，但是呢，中央可能認為在中國不能這樣搞，對于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
問：剛才您講到你們編寫的名詞解釋，這可能是新中國編寫的最早的名詞解釋。當時你們是參照蘇聯的憲法著作和憲法理論呢還是自己作出的解釋？
答：還是參照蘇聯的東西。而且都編寫的很簡單，不像我們現在編寫的詞典。特別是中央領導他們也不能看很繁瑣的東西。當時這些是內部資料，學校里面也沒有。后來我也把它帶回來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家被弄到江西，這種資料全部處理掉了。
問：您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參與了這次會議的工作，都做一些什么工作？
答：憲法起草結束后，憲法起草委員會即已解散。我們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人員。我在提案組，工作是比較忙的，許多提案需要整理。關于憲法草案，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代表們提出一些問題，需要進行解答。我1954年10月份回到學校。
問：根據您參加憲法起草委員會資料組的經歷來看，您對1954年憲法有什么看法？總的來說有什么評價？
答：我們雖然學的蘇聯憲法理論，參考的是蘇聯憲法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但是我們的五四憲法是中國化的憲法。在這部憲法起草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的憲政經驗，特別是1949年以來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可以說是地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0年，一位日本朋友曾經問過我這一問題，我跟他說，我們的憲法跟蘇聯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憲法是中國憲法，而不是另一部蘇聯憲法，或者說是蘇聯憲法的翻版。
問：您覺得我們憲法在哪幾個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答：從體系結構來說，斯大林憲法是按照社會制度、政治基礎、國家結構這樣的體系安排的，而我們的憲法是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按照序言、總綱、國家機構、權利義務等組成的。在內容方面更有不少獨創。比如說，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是中國特色；單一制的多民族國家，也是中國自己的特色。
問：從您的論文的目錄來看，正式發表的論文里面，1954年的《工人半月刊》刊登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證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一文是不是您作為學者公開正式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答：這個不算是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當時有個雜志叫《學習》，我在上面發表了一篇介紹學習憲法書籍的文章，題目我已經記不得了，這可以說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問：當時介紹的是哪幾本書？
答：我一共介紹了三本學習憲法的書，都是外國人寫的。我記得當時有一本《斯大林憲法草案報告》，其他的就不記得了。
問：當時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答：這個時候正在進行憲法起草過程中，主要是配合全民對憲法草案的討論。
問：我們談的都是1954年憲法的積極方面，您覺得它的局限性和缺陷在哪里？因為1954年憲法奠定了新中國憲政的基本框架，那么它本身有沒有什么缺陷，如果有，是在什么方面？比如說有什么歷史的局限性？
答：我覺得1954年憲法在中國是開天辟地的第一部，它是真正的人民自己的憲法，尤其是當時毛主席親自參與并花了很大精力寫的，毛主席在建國初期應該說頭腦是非常清醒的，這一點可以從毛主席關于1954年憲法草案的講話中看出來。這部憲法而且經過500人、8000人乃至全民的討論。經過這么一個過程寫出來的東西。當時我也沒有考慮到它有什么不足的東西。但是現在看來，1954年憲法的不足就在于沒有確立一個憲法監督機制。它只是把憲法監督作為全國人大的一個職權，全國人大一年開一次，又沒有什么專門的監督機構，沒有什么監督的程序，光是在全國人大的職權里規定了監督憲法實施這么一項。我想這應該說是一個不足之處。
問：為什么這個時候制定憲法？
答：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需要上講，建立新中國就需要一部憲法，用以確定人民政權的合法性，用以組織人民政權，用以規范人民政權的活動。但是，在建國初期，由于不具備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選舉的條件，也就無法召開由選舉產生的制憲機關。在這一條件下，只能由當時在全國范圍內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以起到應當由正式憲法起到的作用，同時，在無法選舉產生人民代表機關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作為全國人民代表機關的全國人大的職權。而到了1953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選舉的條件已經具備，即召開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機關的條件已經具備，同時也說明由選舉產生的制憲機關能夠形成。共同綱領畢竟是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政治文件，在條件具備時，應當有一部正式的憲法。
1953年起草憲法、195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時，國家正處于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因此，1954年憲法反映了我國社會正處于過渡時期的特點。當時毛澤東就提到，憲法上也寫了，把“一化三改”作為我們憲法的主要任務，實現工業化和三項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當時預計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因此，毛澤東說，這部憲法大概要管十五年。但他認為當時屬于過渡時期，過渡時期也應該有憲法，它得有綱領性，就是要實現“一化三改”這個目標。但事實是1956年就提前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了。我們叫做“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制度”。
問：這樣的話，憲法1956年就應該修改，對體現社會過渡時期的特色內容進行修改，這樣才能使憲法規范與社會實際之間保持一致。
答：當時這部憲法順利實施了3年，后來它就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就不存在修改的問題，有等于沒有。我們已是人治的國家了。
問：當時根據1954年憲法有沒有編寫什么憲法學教材?
答：當時都是油印教材，沒有正式出版的教材，這些油印教材現在都找不到了，因為人民大學一度被撤銷，資料也都處理了。人大復校以后，用的教材都是現編的。1962年編寫了一本比較系統的教材，署名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不是正式出版的教材，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鉛印的，內部發行。
問：其他學校也使用這個教材嗎?
答：其他學校情況不很清楚。但是，我想可能是使用這一本教材。1954憲法制定以前,由于沒有自己的憲法，也就沒有自己的憲法學講義。原來學的都是蘇聯的憲法學教材，我們自己講的是共同綱領，除了共同綱領就沒別的啦。1954年以后，中國有了自己的憲法，才根據自己的憲法編寫憲法學教材。由于其他學校起步較晚，都愿意參考這本教材。這是必然的。
問：在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的實力曾經是那么強大，但是又聽說憲法這門課曾經被取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答：那是在1965年、1966年“四清”以后的事情。原因是，那時候各學科的內容有很大重復，主要是國家與法的理論這門課安排在憲法學的前面講，所以學生再聽憲法課時，就不愿意聽了。
實際上，深層次的原因是：第一，受政治運動的沖擊，我們教研室那時人已經很少，可以說舊時的風光已經不再。在反右派中，我們教研室大傷元氣。幾個教研組的組長大都被打成右派，如中國國家法教研組組長吳家麟教授被打為右派，資產階級國家法教研組組長譚叔辯被打為右派，人民民主國家法教研組組長張克敬雖然沒有被打為右派，但是被認為是壞分子，還有一些其他人如王向明教授等也被打成了右派。這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以后，先后調離了教研室。第二，1956年以后，特別是在反右派運動以后，憲法在我國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中的作用已經大不如前，某些憲法規定甚至成為了批判的對象，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既然憲法都不發揮作用了，憲法學也就不重要了。第三，當時的中國社會政治第一、政治掛帥，社會生活就是國家生活，國家生活就是社會生活，在法學中，憲法學又是政治性最強的，因此在研究上存在著各種禁區導致憲法學的內容簡單化、政治化，而本學科的科學性、學術性幾乎不存在。在這種背景下，這一學科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被調到法理教研室。因為當時這兩門課的內容都差不多，就合成一門課就都講法理。那時幾乎所有的教學內容改革之后就剩四大塊：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所有的講義拿出來都是這四大塊。誰出了這四大塊，誰就犯錯誤了，就是資產階級法學。當時講課充滿了政治空話，沒有什么專業特色。所以法理學和憲法學合并是很自然的。到了1965年、1966年，法律系兩屆沒有招生。法學的處境很困難。
問：當時講憲法，您還記得主要有哪些內容？
答：主要是我們一般教材中的八大塊，我們現在的教材有時還是這這些內容。八大塊是我們教研室1954年以后建立起來的，我們的油印講義就是這個體系。這個八大塊的體系一直堅持了很長時間。
問：對這個體系您有什么評價呢？這個體系對以后我們憲法學教材的影響怎樣？
答：我在主編國家教委委托的1989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憲法》時，就在考慮原來的體系。我覺得，國家本質和經濟制度這些內容在原來的憲法學中講得太多，導致實際效果不好，沒有突出憲法學的學科特色和自身的科學性，也沒有突出憲法學的學科優勢。人民大學的特長就是四大理論。本科進來時先要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中共黨史和哲學這四大理論，所以人家要問，你經濟放在憲法里講，那么幾個小時內你怎么講得透？政治經濟學是開一個學年的課呀。人大的四大理論基礎課非常抓得緊，都是名教授來講的。那么，你再去講這一點點，那確實同學反應不好。當然，憲法不能不講經濟，但不能像政治經濟學那樣講。憲法只需講：政權建立在怎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又如何保護自己的經濟制度，就足夠了。
《中國憲法》在體系上對傳統的體系作了一些改革，主要有：第一，根據十二大精神，對國家性質部分作了變化，原來關于國家性質部分講兩大內容，即人民民主專政和經濟制度，同時對經濟制度部分講得非常仔細。這本教材則把人民民主專政、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合成一章，叫做“國家性質”。同時，內容比較簡單。第二，關于國家結構形式。傳統的憲法學中，對國家結構形式大講特講，主要是接受前蘇聯的影響。蘇聯是聯邦制國家，因此在憲法學教材中就需要有專門的篇幅進行介紹。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搞聯邦制的，而蘇聯實行了聯邦制，這就更有必要從正面進行闡述。而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在國家結構形式方面比蘇聯要簡單得多。實際上，我國的地方制度更具有特色，因此，有必要用專章介紹我國的地方制度。
這本書的另一個創新是，把列寧的名言：“憲法是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表現”，我發展成了“憲法是各種政治力量對比關系的表現。”我認為，政治力量可以涵蓋階級力量，所以二者的提法不矛盾。另一方面，我是從現實出發的。像我們國家，剝削階級不存在了，我們摒除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么，憲法學還是固守“在階級斗爭中各種階級力量的對比關系。”就不一定適宜了。我認為，用“政治力量”更好一些。后來，我的這個革新，似乎在憲法學界也都接受了。
問：您在人民大學撤銷至1978年復校期間是怎么度過的呢？
答：那個時候就不搞業務啦。1969年冬天的11月份，中國人民大學教工被整體下放到江西，我是第一批下放，舉家搬到江西，組織上叫我們安心地當一輩子農民。既然一輩子當農民，積累的書籍、資料啊什么統統都處理了。
1970年中央要修改憲法，發動全民貢獻草案。我被從生產隊最低的勞動隊里調到總部去了，我在那里一個人居然起草了一部憲法，寫得什么內容當然已經記不得了。所謂全民起草憲法不過是形式主義。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不得人心。
問：1978年憲法通過時，您已經回到北京了吧？
答：我1971年就回來了。在北京師范學院（現在的首都師范大學），在政教系當教師。政教系是不學法律的，所謂“政治教育系”，它就是四個教研室，即哲學、馬列主義、工人運動史、黨史。我是黨史組的組長，那時不叫教研室主任，我在那里當組長兼支部書記。實際上是轉行了，搞黨史教學了。但是，我的收獲也是有的，為了教好黨史，我把毛選讀通了一遍，也閱讀了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
1977年秋冬，我代表北京市參加了兩次憲法座談，一次是在東方賓館，一次就在友誼賓館，不算參加起草，算是提意見。我當時提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恢復國家主席。
我當時也搞學術，經常有很多單位請我做報告，那都是輔導經典著作，當時有個熱潮，大家學經典著作，我給他們去輔導。《國家與革命》就講了很多次，還有《哥達綱領批判》，主要是關于資產階級法權那一段。我在北京師范學院呆了7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