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暄先生專訪：我覺得法律職業是一個正義的職業
高銘暄，１９２８年出生于浙江，１９４７年進入浙江大學法學院讀書，１９４９年轉至北京大學法律系。１９５１年畢業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攻讀刑法學研究生，１９５３年留校任教。１９８４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成為我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導師。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０１年擔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３年擔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３年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暨法學組召集人。
我在溫州讀書的時候，經常從法院和律師事務所門口經過，覺得那是主持正義的地方，耳濡目染，我就想學習法律，以后用法律主持正義。
高銘暄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是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也是中國刑事立法的重要參與者。作為法學家，他潛心研究，碩果累累，其刑法思想在中國刑法學界光耀奪目。他著作等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刑法學》《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刑法學原理》都是研究新中國刑法學的重要文獻和典范。作為法學教育家，他是新中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導師，為新中國培養了趙秉志、陳興良、姜偉等一大批法律界精英。高銘暄先生還為我國的刑事立法工作貢獻良多，他自始至終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及１９９７年刑法典的修訂工作。
經高銘暄先生的博士生楊建軍幫助，高先生答應接受記者的采訪。３月２日下午３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樓一間明亮的辦公室里，記者如約見到了中國法學界的泰斗——高銘暄先生。記者面前的高銘暄先生滿頭銀發，精神矍鑠。我們的談話在輕松的氛圍中開始。聆聽著高銘暄先生的人生講述，記者仿佛走進了一部內容深邃、厚重質樸的人生卷帙。
我和法律結緣是有原因的
《河南教育》（高校版）：據說您少年時代就讀了許多法律書籍；高中畢業后，您便考入浙江大學法學院法律系。您這么早就和法律結緣，有什么原因嗎，還是自然而然的？
高銘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父親從杭州法政學校畢業后，奔赴上海，在上海特區法院擔任推事（民國時期的法官）。上海被日軍攻陷后，我父親又到杭州地方法院任職。因為我父親是搞法律工作的，家里的法律書籍就很多。父親讓我多讀書，我就拿來讀了。
我和法律結緣是有原因的，我覺得法律職業是一個正義的職業。我父親從事的是法律工作，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大學學習法律專業會與父親更接近一些。我在溫州讀書的時候，經常從法院和律師事務所門口經過，覺得那是主持正義的地方，耳濡目染，我就想到要學習法律。我經常看報紙，從中看到一些案件報道和不公平事情的報道，一種正義感油然而生，就想以后用法律主持正義。現在想來，恐怕我讀高中的時候就已經立下了從事法律工作的志愿。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在浙江大學學習時，身為國際法專家、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的李浩培親自為學生講授刑法課。據說，這也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授課。您走上研究刑法學的道路是否與此有關系？
高銘暄：李浩培先生早年留學英國，是著名的國際法專家。說來也巧，我入學后的刑法總則課是李先生講授的。如果不是我提起，他自己都忘了這段往事。他后來告訴我，是因為刑法專業的老師沒請到，只好自己上講臺講課，一輩子他就講這么一次。李先生講的刑法學對象明確、體系完整、內容生動、邏輯嚴密，并且所見所聞與實際生活距離非常近，聽起來毫無枯燥之感。這對我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也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所以，聽了李先生的課后，我就暗地下了決心：好好學習刑法這門課。
我和李浩培先生的師生情誼很深，他不但指引我走上了研究刑法學的道路，而且還推薦我到北京大學繼續學習法律，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對我也多有指導。李浩培先生也很看重我，曾多次自豪地說：“高銘暄的刑法課是我教的！”
當時，我低頭看了看表，時間是１６時零５分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自始至終參與了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否回憶一下起草的過程？
高銘暄：刑法的起草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０年，但由于條件不成熟，一直沒有取得實質進展。１９５４年９月，憲法和５個組織法的通過，對刑法的起草工作是一個極大的推動。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受命組建班子，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我就被中國人民大學派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刑法起草班子工作。
從１９５４年冬天到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們這個起草班子已經拿出了刑法草案的２２稿，這個稿子經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中央書記處審查修改，又經過一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審議，并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發給全體代表征求意見。這次會議曾作出決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見，將刑法草案２２稿修改后，公布試行。但不久，“反右斗爭”開始，刑法起草工作就中斷了。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２日，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不僅需要刑法，民法也需要，現在是無法無天。沒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這一指示對刑法起草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鼓舞。１９６２年５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在有關部門的協同下，再次召集我們對刑法草案２２稿進行全面修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９日，我們完成了刑法草案３３稿。遺憾的是，就在中央考慮是否公布這一稿的時候，“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就接踵而至，刑法草案３３稿被束之高閣。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下旬，刑法草案修訂班子再次成立，對刑法草案３３稿又進行了２次修改。１９７９年２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開始抓緊立法工作。不久，以３３稿為基礎的刑法草案終于形成，在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９日獲得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并進一步修改后被提交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進行審議。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獲得會議一致通過，當時，我低頭看了看表，時間是１６時零５分。
我是一個“積極分子”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是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主席，能否對中國刑法學研究在世界刑法學研究中的地位作一評價？
高銘暄：對于我國刑法學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我覺得很難準確地評價。
首先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我們的法學研究包括刑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受到了國際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同我們的交流就多了起來。
其次，西方國家的法律有他們的體系，但中國法律有中國的特點。中國畢竟是有著幾千年文明的國家，在歷史上，我們的法律典籍非常豐富，刑法思想更是其中的瑰寶，在國際上也拿得出手，我們切不可妄自菲薄。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國研究法律的起點比西方低了一點，但我們依托古代燦爛的文明，奮起直追，就不難趕上。事實上，我們正在努力學習發達國家一些先進的法律思想及立法技術，還包括一些司法判例的運用，我們學來之后，好好吸收，為我所用。比如民主的、法治的、人權的、反腐敗的思想，借鑒過來，結合我們的國情，加以創新，變成我們自己的思想。我覺得，在思想方面，沒有獨享的專利。民主的、法治的、人權的、反腐敗的和知識產權方面的先進理念、思想和在我們看來切實可行的制度，我們都要學習，結合我們的國情，學以致用。
目前，我們的研究成果被翻譯成外文的較少，這是我們工作的弱點。將來一旦把這些研究成果都翻譯成英語或者其他外文，情況就會不同。我是一個“積極分子”，在同外國交流方面不保守，我希望一方面向外國多學習，一方面把我們自己的東西推廣出去，提高我們的影響力。
做一個祖國需要的人，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河南教育》（高校版）：在您的眾多著作和文章中，您認為哪個是您的得意之作？
高銘暄：得意之作不好說，只能看被人重視的程度。到現在，我還是有幾本書受到重視的。一本是我于１９８１年７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這本書從刑法學的理論層面，翔實地評價了我國第一部刑法的理論取向，是我的開山之作；再就是我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齊的３卷本《刑法學原理》。這套書寫作歷經１０余年，可以說集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精華之大成，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論進行了總結。
我覺得，出書要出精品，一本書就是一本書，不能洋洋灑灑寫多少本書，很多書卻經不起推敲。如像狗熊掰棒子，出一本，扔一本，那不行。出的書要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能夠流傳，就算是對社會有所貢獻。
《河南教育》（高校版）：您作為刑法界的泰斗，學識淵博，桃李遍地，您還有什么夢想嗎？能否對現今的大學生提一些期望？
高銘暄：談不上夢想，但計劃還是有的。我最大的一個工程就是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這本書。我這輩子基本上參與了新中國所有刑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活動，刑法中有我的貢獻，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刑事立法思想和感想寫進這本書中。《刑法學原理》是本好書，我要對它進行修訂，也希望后人接著對它進行修訂，使之流傳下去。修訂這兩本書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我計劃用很長的時間把它們搞出來，我不希望我出的書太粗糙。
我也知道，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能力有限，世界上沒有全能的人。我已經７８歲了，也做不了太多事情了，所以不會給自己太多壓力和任務。這項任務完成了，我也就滿足了。孫中山先生講過，年輕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這話說得很好。年輕人不要立志謀求多高的官位，而要立志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多做一些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的事。大學生在大學期間要珍惜時間，抓緊時間，不要讓光陰白白過去。要踏踏實實做學問，但不要關起門來做學問。要學習多方面的知識，做一些求索的事情，充實自己、豐富自己、提高自己，做一個祖國需要的人，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