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媚的陽光照耀在辦公室的書柜和書桌上，面前的王老神采奕奕，我們懷著恭敬的心情采訪了這位刑法學界的老前輩。
王作富教授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法學家，從1952年走上刑法學教學研究道路至今的50余年，一直致力于刑法學的教學研究工作，為新中國刑法學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年少富有同情心 無心插柳柳成蔭
王作富教授1928年12月26日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個農村家庭，家境比較富裕，然而家庭環境的優越并沒有使王老沾染嬌奢之氣，他從不亂花錢，一直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中學時，他住在離家30里的學校，期間幾乎從未去過校門口的飯館，這種勤儉節約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
受母親的影響，王老從小就富有同情心，總是盡自己的力量幫助有困難的人。小時候他同情長工的辛苦，對路過家門口的乞丐總想方設法幫助，經常把自己家吃的東西送給他們。現在王老仍然樂于向困難群眾提供捐助。
“我走上法學研究道路是個很偶然的機會”，在采訪中王老這樣告訴我們。
他說，小時候看到自己家鄉的煤礦里面那些外國的高級管理人員待遇很好，就夢想將來也能成為一名工程師。1949年高中畢業后，來到北京報考北大工學院。但數學考完后，感覺很不理想，剩下的幾場也就未參加考試。正準備和一名同學結伴回家，偶然的機會在報紙上看到剛成立的中國政法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正在招生的消息。在不知法律為何物，又無思想準備的條件下，就和另一名同學隨意報了名。考完之后回了家鄉，也沒有把能否被錄取的事放在心上。有一天，王老師的叔叔偶然間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政法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錄取名單上有他的名字，而且離報到截止日期只有兩三天的時間了。王老于是第二天就來到中國政法大學報到，成為一名大學生。因此，“自己走上法學道路完全是撿來的機會”，王老坦率地說。
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王老作為第一期本科學員轉入人大法律系學習。之后不久，王老被調到研究生班學習，主攻刑法學。1952年２月因教學工作需要，王老未及畢業即被提前調入刑法教研室任助教，邊學習邊工作。“從那開始到現在，沒有離開過法律這個研究領域”，王老自豪地說。
致知之途自求索 刑法領域為己任
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許多法律還未制定出來，也沒有新中國的法律教科書，又不能用舊中國書籍作教材，當時學校就邀請蘇聯專家指導，幫助中國培養社會主義法律人才，學生新學的課程全部是蘇聯的法律和法學理論，如蘇維埃刑法、蘇維埃民法等，整個教學方案基本上與莫斯科大學一樣。但是正是最初幾年對蘇聯刑法學的學習，為幾年后轉入對中國刑法學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老對蘇聯專家的幫助，至今不能忘懷。
從1952年開始，王老開始給本科生上課，先是擔任課堂輔導教師，不久就擔任主講教師。因為當時譯成中文的蘇聯刑法論著很多，為了充實自己，王老努力自學俄文，掌握了基本語法之后，就開始借助字典閱讀俄文著作，從中獲得更多知識，并及時向教研室其他老師介紹。他自己翻譯的蘇聯刑法論文被收入《蘇維埃刑法論文選輯》（1—3輯）公開出版。此外，王老參加翻譯的蘇聯著名法學專家特拉伊寧的專著《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1958年公開出版，在中國刑法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1956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從此人民大學的教學就完全中國化了。這一年，王老參與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講義》，雖未公開出版，但最高法院發現后，印發給全國各級法院參考，在當時對司法干部的培養起了一定的作用。
從1964年開始，農村搞“四清”運動，王老被派到北京房山、通縣等地，參加“四清”工作，一直到“文革”結束，期間完全脫離了教學工作。1970年王老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期間擔任班長。人民大學停辦后，王老到北大工作五年，但由于當時搞政治運動，如“批林批孔運動”，正常教學與研究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王老還和其他老師一起編寫了《刑法政策講義》、《對敵斗爭的路線和政策》，在校內出版。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王老又重新回到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工作。
“我自己的經歷很簡單，從不懂什么是法律，到現在這么多年搞刑法研究，研究興趣也越來越濃，我把刑法學作為畢生的事業，不再想做別的事情。只想盡力在刑法學教學、研究方面作點自己的貢獻。”王老樸實地說。
適逢甘泉出碩果 嚴謹民主謙治學
王老雖然從教５０余年，但由于歷史原因，中間１０多年中斷研究。文革結束后，１９７９年《刑法典》頒布，從此中國刑法學的研究有了依據，他也才開始了真正的學術研究。
８０年代初王老和高銘暄老師聯合主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講話》，隨后王老師又主持集體編寫了《刑法各論》，這是全國第一本全面系統研究刑法分則的書，在司法機關反響強烈，評價很高。１９８３年此書被人民大學評為優秀教材獎，后又被教育部評為優秀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由王老從頭至尾逐一修改，但在最后署名時，他堅決不同意出版社署名自己做主編，認為這是集體的功勞，不想突出個人。王老的高風亮節、淡泊名利使我們不禁從心底里油生敬意。
隨著國家刑法學的進一步發展，王老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了專著《中國刑法研究》，１９９１年此書被評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刑法分則要義》，作為電大學員的教材，發行十萬多冊。他主編的《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下卷），２００多萬字，也獲得學界眾多好評。
王老告訴記者，他特別注重理論為實踐服務，研究實踐中的疑點、難點問題，“學術界對我主編的書的評價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緊密；司法干部說讀我的書很解渴；同行評價我的研究比較實在”。
王老主張學術民主，從不居高臨下以導師自居，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生。他曾指導一位學生關于“刑法中因果關系”的畢業論文。當時關于這個問題理論界有兩派，一派主張刑法中因果關系就是原因和結果的必然的聯系；另一派主張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有兩種，一種是必然的因果關系，一種是偶然的因果關系。王老屬于第二派，而這篇論文贊同第一種觀點，但是王老仍然給他打了５分，因為他發現這位學生為寫這篇論文閱讀了大量的哲學著作，引證了大量的論據，來證明因果關系是一種必然的聯系，表明學生是下了功夫的、態度是嚴肅的。王老說對于學術中有爭議的問題，教師不應當只以自己的觀點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王老學術民主的治學風范由此可見一斑。
他還一貫主張教學相長，喜歡和學生談論問題，經常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他說和學生們談話，自己也很受啟發。學生們也覺得他平易近人，從不擺導師架子，愿意和他探討問題。
王老對我們說“學無止境，永遠不能自滿，問題會不斷出現，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就會接著出現，做學問應該謙虛謹慎”。又說：“法學研究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變成文字會作為歷史傳下去。科學研究應十分慎重，不能趕時髦，人云亦云”。
談到未來刑法學的發展，王老說：“目前我國刑法學進入了空前大發展的階段，同國際上刑法學正在取得同步發展，但這只是一個開端，未來刑法學的發展，除了本土化外，還要吸收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今后，刑法學的發展要靠中青年一代，現在中青年學者為中國刑法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今后還要繼續努力。”
２０００年，王老從教學一線退休后，又被學校返聘為教授，2006年又招收了一個博士生。將近八旬的王老現在依然堅持讀書看報，關注國內外大事。
“學無止境，永不自滿”，這句話再一次在我們耳邊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