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和奮斗目標，法治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刑法現代化是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重要命題。儲槐植教授曾指出，刑法現代化應以刑罰改革為重心，在嚴密刑事法網的同時應當減輕刑罰總量。自1979年刑法生效以來，刑事法網日趨嚴密，但刑罰體系總體上仍然在1979年刑法確定的基本框架內運行，刑罰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實現中國刑法現代化面臨的核心問題。刑罰現代化轉型應當采取何種方案？何顯兵教授的新著《刑罰原論：中華傳統、西方經驗與當代轉型》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本書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主張傳承中華優秀傳統刑罰文化，借鑒國外有益刑事法治成果，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國情，提出了當代中國刑罰現代化轉型的系列學術方案。
刑罰現代化應當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刑罰文化的養分。踐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刑罰現代化應當注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華優秀傳統刑罰文化與當代刑罰有不少契合之處，如下方面值得當代中國刑罰改革借鑒：一是慎刑觀與刑法謙抑性的契合。慎刑觀強調刑罰的不得已性，“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以而用之者焉”，這與當代刑法謙抑性原則高度契合。慎刑觀強調刑罰的不完整性，主張立法寬簡。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朱元璋也認為，“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當前，我國刑事立法呈現出活性化的趨勢，但在嚴密刑事法網的同時，還應注意刑法與行政法的合理銜接，避免過度使用刑法。二是恤刑觀與刑罰人道化的契合。中華傳統刑罰觀強調恤刑，主張對待罪犯仁恕，主要表現為通過嚴格的程序減少死刑、通過赦免減輕刑罰的強度，對老幼婦孺鰥寡孤獨施以欽恤的特殊刑事政策，這與刑罰人道化的主張高度契合。在刑法立法呈現出活性化、積極化的同時，應當構建與輕罪立法體系相適應的輕罪治理體系，恤刑觀對當代死刑制度改革、監禁刑“加重生刑”改革、規范犯罪的附隨后果等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三是尚德慎刑觀與德法共治理念的契合。中華傳統刑罰觀基于對刑罰弊端的充分認識，強調尚德慎刑、禮法結合。犯罪的產生有其根源。預防和治理犯罪，應當首先從根源上加強禮制而不是動用刑罰。“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阱而陷之”，因此必須“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德與刑不是簡單的德刑并用或者德主刑輔，更強調以德制刑、以德為本，這與當代中國德法共治理念高度契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刑罰文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刑罰現代化理當確立新時代慎刑恤刑觀，貫通德治與法治、注重情理法的融合。
刑罰現代化應當借鑒域外刑事法治有益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應當“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深化文明互鑒，是現代化的重要主題，刑罰現代化也應當借鑒國外刑事法治有益成果。筆者認為，可以從刑罰的理念、制度與技術三個維度借鑒國外刑事法治有益成果：一是刑罰理念。刑罰理念是指對刑罰的本質、根據、目的、價值、功能等刑罰原問題的認識，對前述問題的討論幾乎都圍繞報應和預防這兩個關鍵詞展開。目的是行動的先導，因此刑罰理念的核心問題是刑罰目的理論。懲罰何以正當，是刑罰根據論思考的中心問題；懲罰有何意義，又是聯結報應和預防的關鍵紐帶。刑罰目的論主要圍繞報應和預防兩個維度展開，古典學派與實證學派經長期論戰，至20世紀70年代開始呈現出合流：報應論和一般預防論合流，重點在消極報應主義和積極的一般預防論兩個方向發展；報應論和特殊預防論合流，重點向以選擇性剝奪理論為基礎的新保守主義刑罰觀、新自由主義刑罰觀發展，風險管理司法成為重要模式，刑罰趨于嚴峻化。西方國家刑罰目的理論的精細化研究，值得我國借鑒。當前，我國學術界關于積極刑法立法觀、安全刑法觀、預防刑法觀、風險刑法觀等新興理論的研究，背后都潛藏著不同的刑罰目的，但對刑罰目的理論還需要進一步系統化整理和研究。二是刑罰制度。理念需要制度來落實，制度是理念的具體展開。刑罰制度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刑罰結構、量刑制度與行刑制度。自西方國家開啟法治現代化進程以來，刑罰制度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非監禁刑的適用率已經明顯超過監禁刑的適用率，但監禁刑作為刑罰的標志性存在仍然在觀念中占據重要地位，刑罰的類型進一步豐富以適應社會的變化；量刑制度伴隨量刑目的理論的變化而進一步發展，通過更為復雜多變的量刑制度使量刑日趨個性化；行刑制度則在安全、合規與康復的平衡中進一步發展。伴隨犯罪結構的變化，我國刑罰制度體系已經部分不適應新時代的期許，可進一步研究刑罰制度現代化的基本方案。三是刑罰運行技術。制度是理念的展開，技術是制度良性高效運行的保障。因此，刑罰現代化應當包含刑罰運行技術的現代化。刑罰運行技術既包含制度落實的技術設計，也包含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域外刑罰制度運行的技術設計非常精細，同時對現代科學技術的運用較為充分。在量刑規范化、罪犯分類、罪犯矯正、罪犯管理等方面都廣泛引入現代科學技術以提高刑罰體系運行的科學性，我國刑罰現代化道路也應當重視對刑罰運行技術的投入與應用。
刑罰現代化應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筆者認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借鑒域外有益法治成果，應當處理好以下兩個關系：一是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刑罰現代化應當注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刑罰文化，但這種傳承不是簡單地沿襲，而應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創造性傳承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馬克思主義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甄別的標準，又激活了中華文明內蘊的優秀基因并使其現代化。例如，中華傳統慎刑觀主張“法貴簡當”，但這并不表明現代法律應當越簡單越好。現代社會紛繁復雜，刑法應當伴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現代化。因此，“法貴簡當”在新時代應重新詮釋為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堅持犯罪化的適度性。再如，中華傳統刑罰觀強調德刑并用、德主刑輔，但在當時的語境中易衍生出因言壞法、因人廢法。傳承中華傳統德刑觀，在新時代宜重新詮釋為堅持德法共治，堅持政治效果、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二是域外與本土的關系。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應當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標準進行甄別，判斷是否“有益”，然后再根據中國刑事法治建設的具體需要合理借鑒，防止碎片化地借鑒甚至簡單的“拿來主義”。同時，不僅要借鑒其有益成果，也要注意吸取其教訓。例如，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其刑事政策呈現出“又嚴又厲”的趨勢，導致大規模監禁現象的出現。據統計，美國從1980年到2020年，其監獄罪犯人數翻了兩番，導致刑事司法資源擠占了過高比例的公共預算。由此，產生了所謂新自由主義刑罰觀，將囚犯定義為消費者，主張一種通過向罪犯收費來彌補財政不足的刑事司法收費政策，并在事實上塑造了一個龐大的犯罪者階層。對此，我們應當辯證地加以審視。
總之，中國的刑事法研究和犯罪治理應當始終扎根中國大地，牢牢把握自己的主體性，在吸收人類一切有益經驗的同時，致力于本土化、時代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助力國內良法善治的同時,也為國際社會貢獻中國的智識與方案。
作者：劉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人民法院報》202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