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恩師陳鵬生教授于2022年3月29日晨仙逝，享年89歲。中國失去一位“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學校失去一位“功勛教授”，我失去一位恩師，心中十分悲傷。
我拜師于陳鵬生老師是40年前的事。1982年，我考入華東政法學院（2007年更名為華東政法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方向是中國法制史。陳鵬生老師既授課又指導畢業論文，把我這個門外漢一步步帶入中國法制史研究隊伍，成為一名新兵。畢業后，留校任教，更是得到了陳鵬生老師無微不至的關懷。教學、研究、管理，我走過的每一步，都有陳鵬生老師的幫助與支持。
回憶陳鵬生老師的點點滴滴，十分突出的是把科研作為教書育人的抓手。在指導科研中，融入教書育人。在授課、指導論文、交談中，陳鵬生老師都會特別強調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要重視理論的學習、研究與運用。
陳鵬生老師在多種場合，要求學生重視理論學習、研究與運用。他認為，研究中國法制史不能就史料而史料，更不能堆積史料就完事，而要以論為指導，史論結合。這樣，才能深刻剖析問題，在歷史場景中發現真諦，在研究中有所創新，在學術上提供增量。
陳鵬生老師重視的理論中，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馬克思主義與法制史研究》（《現代法學》1984年第3期）一文中，開門見山地說：“明古以知今，我們要正確地借鑒法制史上的經驗教訓，以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就必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法制史研究。”接著，強調要解決理論指導和史料整理考訂的關系；要以社會的注釋基礎去考察法的實質和歷史發展；要揭示法制發展的內在聯系和本質等。這些論述給我們這些學生很大幫助與啟示。
二是要重視借鑒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優秀部分。
20世紀80年代，陳鵬生老師就認為，中國傳統法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影響很大，尤其是其中的優秀部分，值得借鑒并為中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資源。為了推動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研究，他于1990年便創立了中國法律史學會所屬的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以下簡稱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形成研究合力，著力推進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研究。
陳鵬生老師不僅自己重視借鑒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優秀部分，還教誨學生要這樣踐行，并舉例告訴大家：“鑒古以曉今，現往而知來，回顧古人在這方面的實踐，無疑會給我們以歷史的啟迪，從而使我們加深對實行一國兩制構想的認識。”這里是講，要借鑒中國古代因地制宜治國的經驗，并為中國當今的一國兩制提供歷史素材，而出發點仍是要借鑒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優秀部分。
三是要重視研究領域的拓展。
陳鵬生老師認為，一位中國法制史學者不能長期固守自己原有的研究領域，而要有一個學者的擔當與責任，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不斷提升學術品位，并為國家的法制建設添磚加瓦。他身先士卒，為學生們作出了榜樣。
陳鵬生老師以研究中國法制史為基點，然后向中國傳統法文化與相關中國現實的法制問題兩個方向拓展。陳鵬生老師領導的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凝聚境內外學者共同進行研究，影響遍及境內外。一些學者多次來國內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究會，其中包括日本、韓國、美國與中國臺灣地區等地的一些學者，研究會的年會也往往是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如此，陳鵬生老師還多次走出國門，與日本、中國臺灣地區等地的學者交流中國傳統法文化，是中國研究這一文化最著名的學者之一。
陳鵬生老師拓展研究的另一個領域是解決中國現實的法制問題。他在《法學研究要敢于面對現實的挑戰》（《法學》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寫道：“面對改革開放的大潮，我們法學研究者的當務之急，是解放思想，站在理性的高度審視現實，大膽地去接觸法制建設中重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這種接觸問題就是為了解決問題。
陳鵬生老師不僅自己重視研究領域的拓展，還這樣指導學生。唐律研究是我的一塊“根據地”，從碩士研究生開始，就建立這一“根據地”，之后始終沒有放棄。其中，陳鵬生老師給予多次指導，指出不要僅研究唐律本身的問題，還要拓展研究，把唐律與以外的問題聯系起來研究，產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以陳鵬生老師的指導為方向，我作了嘗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如今，恩師已逝，但其精神、經驗與教誨永存并代代相傳，讓中國法制史與中國優秀傳統法文化在中國的法學教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持續發揮作用，源源不斷提供有價值的資源。
（作者：王立民，華東政法大學功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