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北大年代（1953—1983）

13.學生：請簡單談一下您是怎么到北大去教書的，后來怎么又去了農場？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二個30年，是在北大燕園度過的。北大是我兒時“夢想”終于“成真”的地方。現在從頭說起：我在中央政法干校學習的時候，課余時間就到圖書館去，主要是看兩類書，一類是關于生理衛生方面的書籍和幾份健康雜志，另一類，主要是閱讀蘇聯的一些漢譯書籍。那時候我也想找一些英語書籍來看看，但在這里好像沒有找到過幾本。我在圖書館里面，看了一些蘇聯的國際法著作，以及蘇聯的刑法書籍。我記得其中有一本是維辛斯基寫的《證據學》，我對這本證據學理論很有興趣。后來在結業的時候，教師和班領導都覺得這個年輕人還不錯，就建議把我推薦到北京大學。我之所以能進北京大學，中間還有一個原因，當時中央政法干校的教務長叫陳守一，陳先生是革命老根據地來的一位老教育家，是朝陽大學早期的學生，他已被董老預定擔任即將恢復重建的北大法律系的系主任，由他負責在中央政法干校挑選一些結業的學員到北大去任職，于是我就有機會被挑選而進了北京大學。我的聘書是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先生頒發的，簽署聘書的時間是1955年，實際上，我與北大發生關系是1953年，經過了兩年的試用和考評，才正式簽發了擔任教員的聘書。至于感想，我當時可能想到的就是怕不能勝任，做不好工作，北大是中國的頂尖大學，最高學府，來了以后，應該加倍努力才有可能把自己夢寐以求的教學與工作做好。

14.學生：請繼續談談您從事國際法研究的情況。

梁先生：解放之初，在中國的高等學校里面，并沒有專門的國際法專業。這個專業的發展：是武大法學院在文革后最先成立國際法研究所，然后是北京大學也接著成立了國際法研究所。我到北大時，一開始參加的工作是法律系的恢復與重建，到1955年才正式開課，所以，我也可以說是北大恢復法律系的創始人員之一。

（一）忙里偷閑的牧牛人

15.學生：您在北大教了三十年書，中間怎么又去了農場？農場的生活和勞動對您以后搞國際法有什么影響沒有？ 

梁先生：我到北大時，法律系還未完全恢復。所以學校忙著要重新創設機構，要建立教學秩序。到1955年，我才開始從事教學工作，但是應該說，我算是年輕教員中講課較早的教員之一。其實后來，這是一段人生中比較坎坷的歷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歷次運動中間，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一開始是被批走白專道路，到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就越來越復雜了。文革中期，我被下放到江西的鄱陽湖畔，在鯉魚洲接受思想教育和勞動，一干就是兩年多！此前，我還到北京的遠郊區去勞動過，一年、半年、幾個月，有過好幾次，但是，到鄱陽湖鯉魚洲勞動的時間最長，大概有三個年頭。實際上是整整兩年。當時，勞動中的故事和笑話，很多！在鯉魚洲，勞動強度很大，自己修房子，自己種地，自己養活自己。在鯉魚洲，是工宣隊說了算。工宣隊的要求，是要在鄱陽湖畔安家立業的，所以除了思想改造外，想回課堂教書是不可能了。在鯉魚洲，我放了六頭水牛，和龔祥瑞合作：我牧牛，他割草。龔老先生最近有一本《自傳》出版，在這本遺著里面，提到了這個事情。這六頭水牛，還有我同我夫人劉老師，就住在一個專門的牛棚里面。這個牛棚，同文革中那個管教被批斗者的所謂“牛棚”是不一樣的，不是季羨林先生在其《牛棚雜憶》中所說的那個“牛棚”。我這里所說的牛棚，是真正關牛的草棚。這個牛棚的左邊關著這六頭牛，我和老劉就住在牛棚的右邊。那牛糞的臭味還是很難受的。這六頭牛同我們相隔的只是一面用稻草桿編成的墻，所以牛糞的臭味很容易就透過來了，尤其是到了熱天，臭味就更大！不過，雖然是住在牛棚里面，但我們的生活還是很自在的。為什么？因為當時在鯉魚洲都是集體宿舍，都是互相你瞧著我、我瞧著你的，不能有半點錯事，不能隨隨便便。所以，別人都羨慕我們兩個能夠有機會住到這個“牛公館”來。白天勞動，早晚學習，剩下來的時間就可以躲在牛棚里，確實比較安然，那真是一個忙里偷閑的好地方！

16.學生：您在鯉魚洲這段時間，有沒有機會看些法學方面的書籍？

梁先生：這不可能。為什么，哪怕是住在牛棚里面也不可能有看書的時間，因為白天的勞動已經很累了，晚上一有機會，就特別想睡。同時，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帶上什么法學書籍，我們連報紙都很少看到。我們的任務，主要是在勞動中鍛煉，在勞動中接受思想教育。

17.學生：那是不是不允許看書？

梁先生：不是不允許看書，是沒有可能去看書。看書并不禁止，問題是在那個背景和氣氛下，你不會有心情去看什么法學書。閱讀理論性的書籍，是需要深沉思考和一個靜得下心來的專門環境的。

18.學生：您介不介意我們在拍片時用一個您看書的鏡頭作為開頭呢？

梁先生：這沒有代表性，這與實際情況不符。

（二）躲進“編譯小組”

19.學生：您這幾年，一本書都沒有看過嗎？

梁先生：確實一本書都沒看過，不過，在我思想深處，卻還是存在著一些對法學教育和國際法的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莫名其妙的牽掛和夢想。但是，在調離農場以后，我有幸碰巧馬上就參加了一個翻譯小組的工作，這樣，就有專門的時間躲起來去看書了。至于為什么叫“躲”？等下面來解釋。

20.學生：您在這么艱苦的勞動過程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還有沒有什么其他的思考？

梁先生：那個時候，只能下決心在江西安家落戶。其實我并不怕勞動。我的功利思想不多，當時能想些什么呢？我很想把我下放到我老家農村的兒子和女兒從那里接出來，同我們住在一塊。不過就這么一點，當時也遇到了困難，當地辦不了這個手續。所以他們的戶口始終都沒有遷到江西來。其實，事后證明，這并非是件壞事！

21.學生：您后來為什么又調到了“編譯小組”？

梁先生：在林彪墜機事件之后，據說周總理提出意見，說北大的教職員工應該回北京了。得到這個消息后，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機，還能夠回北大去！這個時候，我又重新燃起了那一點點還沒有完全熄滅的有關國際法的夢想。我剛剛調回學校的時候，正好是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的前夕。據說，當時周總理要求外交部準備資料，外交部后來把這個任務的一部分交給了北京大學，學校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需要成立一個專業的編輯與翻譯機構，所以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法律系。于是，一個專門的“編譯小組”，就這樣正式成立了。這個小組有七名正式的全職成員，包括我、芮沫、王鐵崖、趙理海、龔祥瑞，還包括樓邦彥，樓先生原是北京市司法局的副局長，他那個時候已經調回了北大，好像也參加了鯉魚洲的勞動鍛煉，還包括后來成為著名法理學家的沈宗靈。除上述七名全職成員外，還有一位特殊的兼職成員，即著名作家謝冰心女士，她當時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教授，她只參加了第一部書尼克松《六次危機》的翻譯，好像是其中下冊的一小部分。這部書，分為上下兩冊出版，一共有80來萬字。領導上要求我們抓緊時間，好像是要在3個月的時間內完成全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上下冊的清樣出來以后，據說即在一次領導人的重要會議上面作為內部參考資料分發，人手一冊，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尼克松到底何許人也。從歷史的角度看，尼克松訪華，的確是中美蘇三角關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牽動了國際社會的整體格局！尼克松訪華的那個星期，世人后來稱之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22.學生：聯系到尼克松訪華，您愿意談談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嗎？

梁先生：在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雙方對這件事情都是保密的。當時由基辛格走在前面打前站，同我國中央領導先接觸，之后，才安排具體的訪問日程。當時，關于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問題，從國際形勢來估計，很多人早已料到一定能夠馬上得到解決。所以在開始翻譯《六次危機》時，實際上我們編譯小組還擔任著若干翻譯聯合國資料的任務。此后，小組的全體成員，日日夜夜辛勤地埋頭工作，一干就是整整七年，直到“文革”結束后，我們七人才分別按專業回到與各自有關的教研室去。七個人在這七年中，除編譯了大量關于國際關系的文獻與資料之外，還正式出版了下列幾部大部頭的著作。其中有：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共上下兩冊；英國首相希思的外交報告《舊世界，新前景》；后來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卡特后來對中美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聯合國方面的大量資料中，經過選擇，出版了兩部書，共四本，一部是《聯合國與裁軍》，另一部是《聯合國手冊》（三本）。對于《聯合國手冊》，后來有人對這個書名有點意見，這部書的原名是Everyman’s United Nations,是“每一個人的聯合國”。本來這個很簡單，但是如果就此“硬譯”，那未免顯得太“粗糙”了，所以當時才借用“handbook”這個詞來進行“通譯”。現在的《聯合國手冊》已經增訂幾十版了，每一版都有內容增補。我們翻譯的那一版是第八版，上下兩冊，后來還加譯了一個增補篇，一共三冊。在小組的后期工作中，聯合國的文件及資料實際上是我們翻譯的重點。這個編譯組，最后正式出版的書，總共有七大部，有六部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吉米×卡特》是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歷史悠久，兩個出版社的印刷質量都很好。我們七個人，都年紀比較大。所以商務印書館和人民出版社對我們翻譯稿的質量都認為非常可靠，他們并不重新核對。都是組內分工合作，自己譯，自己彼此互相校對。我當時對聯合國的資料文獻越翻越有興趣，后來他們幾位老先生就說，梁西對聯合國有興趣，所以，聯合國資料，干脆讓他多搞一點。并且所有有關國際組織的資料，翻譯初稿出來后，先經過互校，由芮沫負責總校，最后還由我復校一次。包括一些國際組織法的專門術語，都由我來作統一的確定。

23.學生：您現在對這些工作有何評價？

梁先生：剛才講的這幾部書，和大量有關國際關系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資料及文獻，應該說，都有其重要的學術影響和開創性的社會意義。比如說，對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確實是一些很難獲得的新鮮資料，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封閉的氣氛下，處境艱難，情況就更是如此。應該說，這是一件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工作，是一件“破冰”的工作，應有“開山”之功！所以后來，獲得了國內外人士和聯合國秘書處的高度贊賞。

24.學生：您原先在北大法律系講哪些方面的課？

梁先生：我在北大時，講過不少課程。開過蘇聯法學，講過國際法，主要是國際組織法。我記得，給北京市的大批司法干部，講過長達一學期的蘇維埃刑法，還給當時的海軍司令部，同劉丁先生合作，講過政治經濟學及海洋法。

（三） “中國國際組織法”的開創

25.學生：您愿意談一談在北大開創國際組織課程的情況嗎？

梁先生：好的，我后面就會談到這個問題。

26.學生：您在參加編譯組之前開過國際組織法嗎？

梁先生：沒有。我國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從來沒有開過這個課程。

27.學生：請您繼續介紹開課的問題。

梁先生：在北大除講過蘇維埃法學之外，還講過歐美刑法批判。當時，你要講歐美刑法，是很難被接受的，但是加上批判兩個字，這就“合情合理”了。偶爾講過政治經濟學，但是這個都是以做報告的方式來講的。還講過中國刑法和司法政策，等等。

28.學生：也就是說，您在上學的時候，對國際法很感興趣，但是在教書的過程中，卻教過很多方面的課程。也是機緣巧合吧，您參加編譯組之后，在參加翻譯聯合國資料及文件時，您才找到了一個更加明確的前進方向，也就是國際組織法這條伴您畢生的道路。是這樣嗎？

梁先生：您說得很對。我在翻譯過程中，逐步對國際組織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認識，特別是使我從其發展中發現了一些國際組織形成的重要法則、理念與規律。因此，我后來常常想：“文革”中，十年動亂，當千千萬萬人在“大打出手”的時候，我竟然還能躲在一個“冷宮”里，有這樣一段極為意外的奇巧的學術經歷，真是一種極大的偶然性！至今仍讓我驚嘆不已！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突然到了鯉魚洲，兩三年之后，又突然參加了“編譯小組”，這，確實是人生中突然出現的一個十分意外的 “命運大拐點”！有人把這個編譯組叫做“冷宮”，我則把這個編譯組叫做“防空洞”。這主要是因為這個小組是外交部建議成立的，所以學校方面在一般情況下都不便去干擾，除了一些必要參加的大活動以外，我們一般都躲在這個 “防空洞”里關起門來做我們的翻譯工作。不過，那個時候，實際上，我思想上還是背著沉重的“包袱”的。為什么？因為我在內部是被作為“中右”來加以批判和教育的。在我調來武大之前，領導上告訴我：我在歷次運動及“文革”中的不實材料，都給我清理掉了，再不要背包袱了。這位負責人是文革前我早期的學生，他對我一向都很好。我雖然時斷時續地被批被整，但我從來沒有一天完完全全停止過對國際法的思考。所以后來，“十年動亂”一結束，我的注意力就更加集中了。這時，我已深刻地感到：我國在解放前，解放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對國際組織的研究，都非常不夠。甚至在高等院校中，連國際組織法的課程，都從來沒有開設過，而歐美國家的許多學者對國際組織的一些條約、協議、規章、制度，已經進行了很多研究，出版了不少著作。至此，我已迫切地感到：國際組織法，是我們務必并急待研究的國際法學體系中的一個“大缺口”。當時為了填補這個空白，我下定決心：要進一步集中精力，更精心地了解和研究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就是在這樣一種想法和愿望的驅動下，我除了照常完成組里的一般翻譯任務以外，還陸續為自己此后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單獨積累了200多萬字的中外文資料。這個兩百多萬字，對我在改革開放后迅速創設國際組織法課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功夫不負有心人”，文革剛一結束，我就滿懷信心地開始積極盤算向系里建議并認真準備國際組織法課程的開課工作了。文化大革命是1976年結束的，大概到1977年的年底，我就在北京大學率先正式創設了我國有史以來的國際組織法這門嶄新的課程。當時我在想：開弓沒有回頭箭，切不可半途而廢！可惜此刻，斯人早已年過半百，還能支撐幾時呢？思慮至此，我不禁產生了一種無端的更為不安的“緊迫感”！但后來證實，這種苦惱，并不是什么壞事，它進一步促進了自己工作的不斷進展。

29.學生：您在國際組織法的研究方面，有何心得？

梁先生：從我所看到的歐美學者關于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資料中，我注意到：他們很講求實證的研究方法；很看重案例的解剖和分析；尤其對國際組織章程的詮釋與分析，十分仔細；并相當重視從機構方面來研究國際組織。他們特別關注對聯合國的研究，對其機構與案例的闡述，更是詳盡無遺。近半世紀以來，在這方面，歐美確實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佳作，但其中，從宏觀理論上研究國際組織的則相對地比較少。其中有些著作，有點像大部頭的全球國際組織手冊，涉及到很多很多國際組織，及其各種各樣的案例，以及具體的活動情況。這些，對我們研究國際組織來說，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我又總覺得還少了點什么。“務實”可能多了一些，而“務虛”則又嫌少了一點。歐美著作的不少觀點和理論見解，給了我不少啟發。不過對這些觀點和見解，我并不是把它們原封不動地放到我的著作里，而是要在先進行分析、理解和綜合的基礎上加以評價，再去其糟粕，最后才取其精華。此外，在他們的著作里面很少聯系到中國的實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不夠，在國際上的活動也沒有積極開展起來，不像改革開放以后。我想我們要研究國際組織，那就必須結合中國的外交活動。這一點，我還做得不夠好，但務必盡力而為。另外一點也值得一提：我覺得研究國際組織，還應該從“人類的組織化”角度出發來進行分析和思考。組織化是人類發展的一項規律，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動向。人類從很早很早的年代，可稱為人類的“童年時代”，就是在群體中生存的。先是小群體，后是大群體。所以人啊，似乎有一種天生的組織性。人群，是高級動物中的更高級，和一般動物不一樣。比如說猴子、螞蟻，它們也都有群居生活，但是它們都還停留在原始的階段。而人類則已經由部落，氏族，發展成了國家，進而形成了今日廣泛的國際社會。并且，通過各種復雜的國際關系，又發展出了各個領域的國際組織。我的這樣一個思路是從哪里出發的呢？我把它叫做社會學的起點。這是我在國際組織法著作中時隱時現的一條主線，這條思想主線的基礎，就是我所主張的國際法的“社會基礎論”和國際組織的“結構平衡論”。兩者實際上是相互補充的，是高屋建瓴，是對現代國際法律秩序的一個高度概括和總結。兩者，從社會學角度提升了國際法及國際組織法的原理，兩者也是我始終貫穿在我教學與科研中的理論前提與學術出發點。本來，學術的發展就是這樣，它是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的，是踏著前人的肩膀，逐步獲得提高和發展的。我覺得這條路線，比較順暢，也符合學科發展的一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