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位偉人說過：歷史往往是捉弄人的，你想走進這個房間，而它卻引你進了另一個房間。本人經歷可以佐證：斯言有理。
一
和許多青年朋友一樣，我的中學時代的夢想是：長大啦當一個作家或者做一個能言善辨的哲學家。為此，我披星戴月、勤學苦練。可以說，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全班最清苦的而學習成績尤其是文科成績卻名列全班前茅。那時，語文老師經常把我的作文拿到課堂上宣讀講評。所以，在臨近高考填寫志愿時，我毫不猶豫的選擇了中文專業和哲學專業。地處天府之國的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全川當時的最高學府——四川大學。一天下午，正當我聚精會神坐在教室外的山坡地槐花樹下復習功課的時候，有人稍來口信：班主任找我。一陣小跑來到了班主任的辦公室：“報告！”“進來！”面對老師，我筆直地站著，一對烏黑的眼睛嘀溜溜直視對方，心想：這個時候找我做啥？！老師畢竟是老師，只見他不慌不忙不緊不慢地說：最近學習怎樣？要注意勞逸結合喲。說到這里，話鋒一轉，問：志愿表交了？“交了”。雖然我明知老師已經知道，但還是答道。“是這樣的，全校畢業同學的志愿表差不多都交上來了，但你們填的志愿都太低，填全國重點大學的不多，不好嘛。我們學校還是一個重點呢。”說到此處，老師故意停頓了一會兒，看看我，又隨手翻了翻表格，繼續說道：“學校經過研究，決定平衡一下志愿，讓你們幾個平時成績較好的同學報幾個全國名牌學校，你就報北京大學。怎么樣？”還有什么說的呢？在那個一切聽從組織安排的年代，我只默默地點了一下頭，算是答應了。走出老師的辦公室，我長舒了一口氣，整個人如墜云霧，說不清是高興還是迷茫。當看到北京大學的招生簡章之后，我的心更加忑忐不安，對遙遠而聲名遠播的北京大學，說句老實話，心里是又羨慕又膽怯，有時在想：要是考上了北京大學那是多么好哇！隨之，另一個聲音馬上響起：北大，有哪么容易？！可是，剛才，班主任不是很明確地告訴了我，必須報嘛。報什么？冥思苦想一陣之后，終于下了決心：不管報哪個學校，學文的志向不能動搖，當作家或哲學家的愿望不能放棄。于是乎，拿起筆來，在相關的表格欄內慎重地寫下：第一志愿：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二志愿：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三志愿：？填個啥呢？圖書館系？——我才不愿一輩子與書籍報紙打交道呢，經濟系？枯燥的數字！歷史？不喜歡。篩來選去，最后隨便填了個法律系。須知，我內心深處是不愿與法律打交道的，那時，我的邏輯是，法律是管壞人的，學法律就意味著一輩子要與壞人打交道。內心深處不愿不想的事，在發錄取通知書時，卻偏偏事與愿違！全縣最早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是我。當我頭頂烈日沿著湯溪河 步行三十里來到縣城的母校時，內心是高興與擔心相交織。高興地是我終于要當大學生啦，擔心地是到底讀什么專業？拆開通知書一看：錄取學校，北京大學，錄取專業，法學。一個朝氣蓬勃的年青人的夢想就被這無情的一張紙攪滅了。本想邁進神圣的哲學（或文學）殿堂大門的我，卻一不小心滑進了法律學的房間。
二
帶著親人的祝福，手提裝滿全部家當的一支紅漆木箱，我緩緩地踏進了法學的殿堂。跟著老師的引領，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了法學。可是，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迫使我們不得不中斷學業，帶著遺憾，在70年代初，被工宣隊發配到了貴州。在黔西北一個偏遠高寒的縣城整整工作了十年。從形式上，組織還是遵循專業對口的邏輯的，先是將我分至縣公安局，后轉至縣法院。綜觀在貴州工作十年歷程，基本上是與刑事犯罪打交道。實踐令人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法學知識尤其是刑事方面的知識少得是多么地可憐！于是在工作之余，我四處找尋所有能找到的法律書籍，邊看邊記貪婪地吮吸著與罪犯作斗爭的營養。內心是何等地渴望有再次讀書的機會呀！
十一屆三中全中象春風吹醒了大江南北，邁著春天的步伐，政法院校陸續開始復辦招生。基于知識的渴求加之其他種種因素的考慮，我報考了法律專業研究生。志愿表白紙黑字地寫著：西南政法學院刑法專業。想不到，命運又和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一心一意想搞刑法學卻走進了佰生的民事訴訟法學領地。
70年代末考研是一件非常艱苦的選擇，沒有書沒有資料沒有人指導，而且單位不準假。無奈，只有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休息時間復習原本就不太豐富的法學知識和英語。正值白天干活晚上學習的大忙季節，院長又命令我出差落實幾個在押犯人的政策。時間的沖突，任務的艱巨，考期的逼近，三合一的壓力弄得我透不過氣來。曾記得，在顛簸的車箱里還在絞盡腦汁地背ENGLISH；守在昏暗的煤油燈前還在苦思“犯罪構成”、“罪”與“刑罰”……..。面對有限的資料用了有限的時間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準備。通知來了：鑒于你的成績和報考專業，刑法專業已滿員，若愿意，我們可將你調劑到民事訴訟法專業。天啦！民事訴訟，這是我做夢也從未想過的專業呀。怎么辦？讀，還是不讀？在幾經家人商議之后，最后敲定：先讀。處理完家事安頓好幼子，我走進了歌樂山下烈士墓旁的西南政法學院。
當年的西南政法學院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復辦的高校。文革中，校舍被占、圖書被搶，教室掛滿蜘蛛，操場長遍雜草。放眼望去依舊是遮不住的滿目蒼涼。真是百廢待興。報到后，在200多畝高低不平的土地上我看不見一棟新房，低矮的牛毛氈房子那是教師的宿舍，陳舊破裂的一、二、三、四教室算是全校師生唯一的課堂；操場就是走道。晴天遍地揚灰，雨天四處泥漿；白天機器轟嗚，夜晚四處叮當，“半壁江山” 整個就是一個大工地。就是在這么一種惡劣的環境里迎來了四面八方求學心切的一大批學子。我便是幾百分之一。但我們是值得慶幸的，因為是首屆研究生————西南政法學院過去從來都沒有招過研究生——所以顯得格外寶貝！兩人一間臥室（兼學習室），后來又配有電扇。應得著中國一句老活：物以稀為貴。領導、老師經常前來看望、指點、關心。78、79級的同學象看“國寶”般的目光不時投向辦公大樓開水房旁的研究生宿舍。學習的條件是艱苦的，記得1980年夏天，天旱缺水，清晨，我們不得不端著洗臉盆走到舊車庫的對門滴答接上半盆水（注：那里地勢低洼一些，水管不時還可流一點水出來），從早到晚，就全靠這半盆水：洗臉、擦汗、洗腳、潑地。真可謂物盡其用！可以說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里，在老師鐘情于法學教育事業精神的感召下，上課、討論、查資料、記卡片；白天、夜晚、節假日；真有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法學書”的樣子，苦苦地讀著、讀著……。一讀就是1095個日日夜夜。不知不覺之中漸漸地我喜歡上了民事訴訟法學專業。
三
原本想，以讀研為跳板跳出貴州，回到四川老家工作。結果再一次事與愿違，畢業時，學校決定：第一屆九個畢業生全部留校教書。有什么辦法呢？服從罷。從此，我掉進了教師先列。
老老實實教書，踏踏實實作人。我心底暗下決心。殊不知，命運第三次和我開了一個玩笑。1984年的干部“四化”勁風，將我卷入到了行政序列，經群眾舉薦、組織考察、最后黨委任命我為研究生處副處長（主持工作）。天啦，從到校的第一天始，根本就沒有想到過要當官，求學的目的是為了充實自己知識的不足，求學的目的是為了跳出“黔驢技窮”的高寒山區，求學的目的是為了找一個平靜的港灣••••••可從來沒有夢想求學后當個什么官謀個什么職！！又是“服從”二字主宰著命運，組織來人談話后，懷著滿腔的不情愿，緩緩地跨上了處長的“寶座”。盡管內心不快，但還是本著國人的基本準則——在其位謀其政；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工作整體還是不錯的。可誰曾想，一年后，又被司法部擢升為校黨委副書記。而且在校級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其間，先后任過副書記、紀委書記、教代會主任、副校長、書記、校長。1985年至此2002年，整整17個年頭，我直接參與領導了西南政法學院的建設、改革和發展事業，我親眼目諸了西南政法學院的巨大變化。用“天翻地覆”一詞來形容它僅管有套話之嫌但我從心底認為是一點也不為過的。17年，她由學院更名為大學；17年，她由人們戲稱‘稀爛’政法學院化為綠樹成蔭風景如畫鳥語花香的高等學府；學校規模發展達萬人之巨；教授副教授由十余人而達250多人；單一的法學院建設成以法學為主兼有偵察、經濟、管理、新聞、外語、國際貿易等多學科綜合大學；校園面積由200畝擴至420畝再擴至為1500畝；破舊的1、2、3、4教室讓位于可同時容納6000人上課的壯觀的教學大樓；電教中心、鑒定中心、圖書館、學生宿舍、體育館雄居東山；五個碩士點變為12個碩士點31個研究方向，博士點實現了零的突破而今已達4個，雄居西部13個省市之首；科研著作由85年的百十來篇（部）一躍而至2002年的一千余篇（部）；教職工的年收入由百而千千而萬……。啊，變化真是太快了！太多了！憑什么？憑西政大人的精神！憑西政大人幾代人的艱苦奮斗！憑正確處理好穩定、發展與改革的關系；憑融洽的師生關系；憑始終以教學科研為叫中心的政策一以貫之；當然，重要的還有一條即始終堅持黨的正確領導。
四
追尋大半生的發展軌跡，可以無愧地說：學業有成、事業有成、仕途有成。用一句通俗的話講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說“學業有成”是指我從一個不諳世事的窮學生經過艱辛的努力，終于獲得法學碩士學位，而且是建國以來的第一個民事訴訟法法學碩士。
說“仕途有成”是指從一介書生起步，入了團、進了黨，從一個普通的偵察員到刑事審判庭副庭長；從一個普通的高校老師到副處長、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書記，以后又出任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的校長。
說“事業有成”，是指在行政崗位近20年，從當中學學生干部時積累的一點點組織能力和指揮能力得到了超常地發揮與展示，從對高校的一孔之見逐漸演化為對高等法學教育的一些觀點與見解并能將之付諸實踐，為西南政法大學的穩定、改革與發展盡了綿簿之力。此乃一方面。另一方面，20多年來，我目諸了民事訴訟法學的冷落、起步、發展到相對繁榮的全過程。值得慶幸的是，我并未游離于民事訴訟法學之外，相反，在她艱難的蹣跚行程中，利用各種講壇憑三寸不爛之舌不斷地傳播著民事訴訟法學的知識；培養了碩士、博士生近百名；在緊張的行政工作之余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拿起手中之筆不時寫文、著述，抒發著不成熟的意見，近20年來，出版《中國民事訴訟》《民事訴訟證據初論》《程序正義初論》三本專著，在《法學研究》《現代法學》《中外法學》等法學刊物上發表論文半百之多，主編、參編大學、專科、自考教科書20余本，主持出版了第一套外國民事訴訟法學名著的翻譯；主持出版了我國第一套比較民事訴訟法論叢叢書。
在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中，對程序正義、糾紛解決機制、訴訟法律關系、當事人、第三人、訴與反訴、訴訟證據、強制措施、審判制度改革、執行理論、民訴法修改等方面均闡發了自己的見解；在WTO理論的闡釋、入世的法律準備、西部大開發過程中的法制建設、行政訴訟和仲裁公證等領域也提出了一孔之見。在研究與探索中，力求突出“新”字緊密聯系一個“實”字。即時刻站在理論研究的前沿，緊密關注實踐聯系實際。
以上，勾勒了我學業、事業和研究民事訴訟法學的點滴心得以及對中國法學教育的一孔之見。當然，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沒有自己的拚搏，沒有幾十年的辛酸與汗水，我不會取得今天的學術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拚搏離不開導師的指點，辛酸離不開同事的支持，汗水全憑渝州的艷陽。今日之田某絕對離不開西南政法大學這塊肥沃的土壤，離不開歌樂山下的這片風水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