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三屆中的幸運者
興許是由于我到農村以后從來沒放棄讀書，閱讀的興趣也始終在人文社科，理論興趣濃厚，再加上四中一直是北京最好的學校，為自己打下比較好的基礎。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父親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也是在1979年得到平反。他是我國現代鋼鐵和煤炭工業的開創者，30年代到美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前曾任石景山鋼鐵廠的廠長，資源委員會礦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重工業部一級工程師。如果他的問題得不到平反，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學、考研究生，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農村生活了10年，當時已經30歲了，不能不考慮自己今后的前途。農村和工廠的經歷加深了我對基層的理解，形成了對農民和工人的認識，有了對中國社會的親歷性感受。我覺得我是老三屆中的幸運者，像一些人后來說的，趕上了末班車。在老三屆中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很少，共和國的風風雨雨他們都經歷過，但是10年文革把他們受教育的最佳年齡給耽擱了，許多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人，回城以后又經歷了許多工作和生活上的艱辛，做著最苦最累的工作。因此，在談到我們這些恢復高考后受到高等教育的老三屆的感受的時候，“珍惜”兩個字是最恰當不過的。
人大求學遇到名師
我們第一屆研究生有7個人，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包括我的導師孫國華教授，講法學基礎理論，高銘暄教授講刑法總則、王作富教授講刑法分則、許崇德教授講憲法、佟柔教授講民法、張晉藩教授講中國法制史，都是人大乃至全國最有名望的教授。那時他們年富力強，盡心盡力地教導我們，而我們也很珍視這個機會，學習如饑似渴。從我父親的經歷中，我很能體會當年他們那種敬業精神，畢竟已經10年沒有上講臺了，學業幾近生疏，他們是拿出10年的積蓄，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教給我們。
孫國華老師知識功底很深厚，他新中國成立前畢業于朝陽大學，是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的第一屆研究生，由蘇聯專家培養的，對馬列、蘇聯的理論都很熟悉。孫老師這一代人改革開放后都成為了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1982年司法部出版的第一部統編教材《法學基礎理論》的主編就是孫老師。1986年孫老師是法學界第一位被請到中南海講授法制課的教授。因此，完全可以說孫老師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奠基人，我們這一代是在孫老師這一代人直接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正是他們給我們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
我們這代人大多有到西方留學的機會，眼光相對比較寬廣。所以在這里我還要特別提一下我在美國留學時的兩位老師，一位是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他在美國比較法學界以研究非西方法而著稱，1987年至1988年我作為中美法學教育交流項目（CLEEC）的訪問學者到他那里去學習；另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教授馬考利，是美國法社會學的權威，威斯康星學派的領軍人物，1997年至1998年作為美國富布萊特項目的高級訪問學者，我在他的指導下學習法社會學。我覺得在國外學習的最大收獲是開闊了眼界，不是就中國研究中國，而是把中國問題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研究。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自己的缺陷，與現在的大學生、研究生也就是我們的下一代相比，他們有很好的知識結構，從小學到研究生沒有中斷，而我們這一代，無論是老大學生、工農兵學員、大學本科生還是老三屆，在知識結構上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空缺。但我們還是有自信的，因為人文社會科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一個人的閱歷和悟性。
走上高校法學研究之路
當時所有人都想留校，最終我們7名研究生中有2人留校。畢業后從政的比較多，經商的也不少，但我們那時第一選擇是想留校做教學科研，這是最理想的就業渠道。從個人角度來看，當時學校的教員明顯短缺，我認為自己是比較適合做老師的，關系相對比較簡單。在學術界的基本之道還是靠學術說話，憑本事吃飯。我可以暢快地跟學生交流，與學生的相處也比較坦誠，是一種純粹的求知與傳授關系，不必考慮其他因素。
在法學研究的圈子里有人激進，有人保守，我想我是屬于中和的。這和我的經歷有關，一方面老一代的馬列觀點影響著我，后來出國留學的經歷培養了我的國際眼光，我汲取了一些經驗。法學界的一些觀點在一定形勢下很符合當時的主流觀點，但我對這種觀點的看法一般不急于表態，可能這些觀點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無限夸大地認為它們是絕對真理，則過猶不及。比如法理學中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人治與法治、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法律現代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等問題的爭論，我都持一種中間的立場。包括對法學界幾乎一致推崇的法治觀念的認識上，古今中外的法學家都把法治看作是優越于人治，具有自治性、自身目的性、普遍性、中性的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制度和原則，在我們提出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以來，更是強調法治的這些優點。但是，必須看到法治中實際存在的許多悖論，包括自治性和非自治性，目的性和工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性和偏私。不能只強調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都不能太絕對。理論問題原本是什么就該是什么，不必迎合某種觀點。學術的目的不是為了吸引眼球，造成轟動效應，正確的學術態度不該如此。
法學研究有各種方法，包括哲學方法，社會學方法和規范分析的方法等，由于研究方向不同，學者們完全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問題，也可以在研究同一問題時運用不同的方法。就我的研究興趣而言，我比較推崇的方法是用事實說話、用數據說話，也就是說，把任何理論結論建立在事實和數據的基礎上。這是我從事法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心得之一。提出觀點不能拍腦瓜，推理應有事實材料作為根據，一分材料一分話，十分材料十分話，沒有材料別說話。但很多從事理論研究的人恰恰不是這樣，從主觀想象出發，一分材料十分話，沒有材料也說話。完全憑個人喜好作推斷。如果理論觀點有事實根據的支撐，就能引起重視，經過思辨真正地進入科學軌道，法理學的發展、很多事物的發展都應立足于事實材料而不是主觀臆斷。
從教、從研的基本要求恰恰在于坐得住冷板凳。由此我想起了研究比較法的潘漢典老師，上世紀80年代在社科院法學所，每個人都知道他最愛去圖書館。他常年泡在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以書為伍，這是學者本分。“一二·九”運動中蔣南翔曾說過：“華北之大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那是針對抗日救亡而言的。我們今天有什么理由不為我們的學生和學者創造一張“平靜的書桌”呢？有人片面地理解陳云同志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話，不唯書不是不看書。尤其是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不看書怎么行！如果我們這一代這樣的話會給中青年學子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學生的眼中，自己的導師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也會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