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以后,常有朋友向我建議說,你們夫婦為何不去廣東去海南呢,憑你的學識和你妻子的律師工作經驗準能賺大錢。我覺得凡事總有個取舍的問題,我并不視錢為“阿堵物”,較之于我的學生我的科研工作,錢確實是微不足道的。
我放不下我的教育事業。當我站在講臺上時,我時常不自覺地被那一張張朝氣蓬勃的臉龐和一雙雙求知的眼睛所感動。我鼓勵學生懷疑書本中一切值得懷疑的觀點,更不讓他們迷信我的看法,我喜歡他們為某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沒有什么比看到學生能“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更值得自慰的了。照本宣科不是教師的工作,教給學生以運用知識的技能,我以為這是第一要義。當我的教學方法受到同行肯定,更重要的是受到學生歡迎時,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在日本的幾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國家對教育的重視,有人稱日本靠教育興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在今日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人才無疑是一股強大的經濟推動力;而高等院校作為人才的搖籃,其教師的知識結構、教學方法乃至本身的素質、人格等都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自我發展方向。所以干著這個“太陽底下最神圣的職業”,我常常感到肩頭擔子沉重。我總希望無愧于這個職業,無愧于我的學生。也許我為此失去了很多,但我心甘情愿。1988年以來,平均每年我都完成額定教學工作量的四倍以上的教學任務。
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刑法學和外國刑法學,其次是刑事政策學和犯罪學。去日本留學的目的,是“充電”,是回來更好地從事我的研究。第一次留日,我研究的是犯罪構成和公務員犯罪,第二次是研究未遂犯,這些經歷為我回國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世界上沒有一種具有真正價值的東西,可以不經過艱苦辛勤勞動而能得到�！蔽覍鄣仙倪@句名言深表贊賞。我覺得搞學術研究容不得一絲虛假,最忌諱“賣名氣”,因此我一直力求在自己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新的觀點或見解,力求其“具有真正價值”。而在這“真正價值”實現之前,其工作往往是相當龐雜的。1995年我獨自完成的國家教委資助優秀年輕教師基金項目———《市場經濟下的經濟犯罪與對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記得在教委批準之前,我就對課題內容作了部分資料收集和調查研究工作,并擬定了寫作大綱,征求了部分學者的意見。項目獲準后,我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從日本收集了大量有關不正當競爭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又利用各種機會先后在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司法機關與研究機構進行大量實地調查。我從1994年5月開始撰寫并于1994年底完成初稿,其后又對之進行修改補充,并同許多專家、學者、司法人員進行長時期探討,于1995年5月正式定稿。
“其責己也重以周”。在科研領域,對自己嚴格要求是應該的。要干就要干得最好。這是我常對自己說的一句話。這個“最好”就是要問心無愧。1991年我主編并撰寫八萬字的《行政刑法概論》是迄今為止全國唯一的行政刑法專著。1992年我獨自撰寫的《刑事責任論》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關于刑事責任的專著。在1991年出版的《犯罪論原理》一書中我對犯罪論體系內容提出了許多自己的見解,為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犯罪論體系嘗試創新。到目前為止,我的獨著、合著共有十余部;另外我參加編寫了多部教材與大型辭書,在國內外雜志上發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多為回國后撰寫,并有很多獲了獎。最近我獨自撰寫的四十萬字左右的《未遂犯論》已經脫稿,即將出版。
我很高興能為祖國的法學教育和研究事業盡一份綿薄之力,我更感謝國家對留學回國人員的高度重視和關懷。國家和人民給了我很高的榮譽。1992年我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4年又破格晉升為教授, 1993年我被評為“湖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4年被評為“司法部先進教師”,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6年獲“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提名獎”, 1997年獲“全國優秀留學回國人員”稱號……對此,惶恐之余,我唯有策馬加鞭,發憤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