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心里有光的人才能發現別人的光輝，人格高尚的人才能感知別人的高尚。
很幸運，侯師同意用我這個小眾號來發表這篇情真意切的即興發言稿以及多張現場圖片，希望分享給同頻共振的您。
【正文】
非常幸運，最終還是趕到了西安，趕到了西北政法大學，參加楊永華老師的追思會，跟大家一起送楊老師最后一程。今天是楊永華老師去世的頭七，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他的靈魂還未完全離開這個生活了80多年的塵世，他還能夠聽到我的話。
8月29日凌晨，先是西北政法大學法制史教研室的任亞愛老師給我發短信告知噩耗，接著陳濤教授打來電話，然后是楊老師的大兒子給我打電話。楊老師辭世，早在預料之中。病痛多年，辭世是一種解脫。我不怕接到噩耗，怕的是因疫情等無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參加他的葬禮和祭奠活動。因而，29號得知噩耗，悲痛之外，似乎還有一絲感激，感激楊老師選擇了疫情稍稍緩和的8月告別這個世界，給了我一個機會。然而，29號當天，我要去北戴河講課。課大于天，無法推掉。于是，我算計著各種可能，計算著如何盡快地趕到西安參加他的葬禮。但雜事太多，又都早已安排好，實在錯不開，葬禮沒能參加。九月一號我去了上海，二號到南京，昨天從南京趕到了西安，趕到了西北政法大學，凌晨一點半到的酒店。盡管一路風塵，身體疲憊不堪，但能近距離地向他表達自己的哀思，跟大家一起緬懷他，對我而言是種安慰，是一種強烈的內心需要。
侯老師即興發言
認識楊老師三十多年。我沒認真地算過，應該是三十多年。在這三十多年里，我跟楊老師的關系，大概可以這樣來描述：
第一，亦父。他的年齡，可以作我的父親。我的許多家事楊老師都知道，我也從不向他回避。我的家人楊老師基本都熟悉，每次通電話，他都關心過問我的女兒。不僅如此，楊老師還幫我解決了一些個人生活中的困難。
第二，亦師。我沒跟楊老師讀過學位，但我卻一直把他當作我的老師，是這個世界上不多的幾位能讓我稱作老師的人。他的一些人生名言深深地影響著我，譬如“官帽一頂不要，學術頭銜一個不能少”，當然，影響我的主要是前半句，至于后半句，對于我這樣一個生性散漫的人來說只是一種友善的提醒。表面上看，我和楊老師是學術上的合作者，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為他的學術助手。這兩天我大概算了一下，楊老師寫的書中，我跟他合作過的有一半。譬如《中國法制通史﹒根據地卷》《中國法律思想史通史﹒現代卷》《中國共產黨廉政法制史》《中華大典﹒民法典》等。他對我的教誨，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愿意傳承楊老師的學術志向。我非出身于法科，在法律史學界無親無故。楊老師畢業于北大，是法律史學界的名流，交往之初他給我講過許多學界的掌故，也向許多前輩學者推薦我，使我少走了許多彎路。
第三，是益友，是忘年交。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所有同仁中，我跟楊老師私交可能最多，一起出差也最多，最長的一次出差是為學校申報博士點，一起在北京住了一兩個月，每天在一起。因而，我對楊老師真的是太熟悉了。毫無夸張地講，楊永華老師像陽光、像空氣，跟我的生命緊緊聯系在一起。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無法處理好自己的情緒，也無法保持平靜的心態，客觀地、理性地評價楊老師的學術，我今天主要是緬懷。
今天，在這里，我想說幾件小事，這些小事都是我親歷的，都發生在楊永華老師身上。我覺得這些小事可以再現一個人的人格，畫出一個大寫的人生。
一、對學術
楊老師是一個聲名卓著的法學教授。因而，理所應當地是先說他的學術。楊老師的為學，前面兩位老師講的非常好，我相信這幾年會有一些學者從各個角度對楊老師的學術進行總結和評價。作為學者，大家把他定位為根據地法制史的開拓者之一，定位為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這樣的評價，我都承認，也覺得比較客觀。
但作為楊老師的同行，我想說點別的。在中國的學術環境下，只有做根據地法制史的研究的人才會知道，想要得出一些個性化的結論實在是太難了，對楊老師那一代學者來說更是如此。然而，我讀楊老師的書，跟我讀其他研究根據地法制史學者的書，特別是那些他同時代的學者寫的書相比，確實又讀出了不一樣的味道，不一樣的感受。不一樣來自哪兒，我一直在琢磨，琢磨明白之后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治學。
在我看來，不一樣主要是楊老師對史料的運用。楊老師是一個看著特別樸素的學者，但楊老師對史料的運用，卻特別特別的先進和洋氣。我非常后悔，自己跟楊老師那么熟，卻沒有正經地問過他，他在史料的掌握和使用方面的獨到之處，是自悟，還是有人指導？在史料的使用上，楊老師在國內法律史學界開創了幾個第一：他是學界最早運用司法檔案研究法制史的學者。這個最早運用不是說在國內法律史學界，而是放眼全球。在全世界范圍內，運用司法檔案研究中國法律史，黃宗智是公認的開創者之一。1985年前后黃宗智最早在美國嘗試運用司法檔案研究中國法律史。但大家想一想，楊老師的第一本書《陜甘寧邊區法制史稿﹒訴訟獄政篇》是什么時候出版的？是1987年。而為寫作這本書，楊老師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也就是說，早在1985年以前，楊老師已經在做陜甘寧邊區司法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楊老師之前，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學者基本上是運用公開出版的法律法規做靜態研究。而楊老師無師自通地跑到了檔案館去翻閱司法檔案、去抄司法檔案，整理了近百萬字，然后利用檔案從事研究。從檔案出發，楊老師的研究開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具備了把書寫活了的條件。
口述史料。這兩年學界特別重視口述史資料的整理和運用，在國內法律史學界楊老師又是第一個自覺或不自覺地整理和運用口述史料的學者。八十年代初，楊老師剛到西北政法大學工作，他就開始做口述史料的工作了。他利用教學之余到處走訪那些還健在的曾經在陜甘寧邊區法制系統工作過、生活過的人。在座的諸位很多人都知道李維漢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但很少有人知道楊老師對這本回憶錄的貢獻。據楊老師講，晚年的李維漢要撰寫自己的回憶錄，陜甘寧邊區的生活是這本回憶錄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為了回憶錄的真實和準確，李維漢來到陜西，希望陜西推薦一位熟悉這段史實的人。最后找到楊老師。楊老師根據李維漢提供的線索去查找資料，核對史實。李維漢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秘書長，由于楊老師的貢獻，《回憶與研究》中不僅有回憶，還有思考，出版后獲得各方好評，已成為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陜甘寧邊區史繞不過去的經典作品。此后，楊老師還做過許多陜甘寧邊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
影像史料的整理。九十年代初，楊老師又注意到了影像史料。在西北政法大學電教室的幫助下，我們開著車把陜甘寧邊區所有的市縣走了一遍，將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和地點都拍了錄像，如對封芝琴，即劉巧兒的原型錄制了影像。當時許多人還健在，搶救和留下一些珍貴的影像史料。影像史料是學界這幾年才剛剛興起的新鮮事，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楊老師已經在做。
正是史料運用方面的這些獨到之處，使楊老師的研究有別于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在一個很難出新觀點的領域，把研究深入下去了，把書寫活了，寫出了立體感。閱讀其他人撰寫的研究根據地法制史的著作，書中展現的人和事，展現出來的內容讓人敬重，但卻很難讓人產生現場感，而楊老師的書，看了以后感覺不一樣。這一點，認真看楊老師的著作，自然能體會到。一個學者利用自己短暫生命開疆擴土，發現一個學術領域，然后再把這個領域占領了，固定下來，同時還能在研究方法上做到幾個領先，我覺得真是了不起。后來我自己做研究的時候，在材料使用上一直是在刻意模仿楊老師，對此我從不回避。在我看來，對于中國法律史學界，楊老師所取得的成績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當然，這筆財富不僅僅屬于西北政法大學，而是屬于中國法律史學。
二、對單位
楊老師對西北政法大學的感情真的讓我汗顏。我在西北政法大學工作了17年，最后還是離開了。離開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學校的環境無法滿足我的發展，我想換一個更大的平臺，一個學術條件更好的學校。但是，楊老師不一樣。楊老師是山東人，畢業于北大，是文革前我們國家招的第一屆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生，是炙手可熱的學者。
我說兩件與學校申報博士點有關的事。1997年我跟楊老師受學校委派到北京去為學校申報法制史專業博士點做工作。我們找了許多部門，找了許多學者爭取支持。有一天，我們到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陳光中的家，求他幫忙。談話中，陳光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永華，你為西北政法這么上心，值嗎？一個學校上博士點談何容易。如果你個人想當博導，我把你直接調來多省事。”楊老師聽后，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直接婉拒了陳校長的好意。類似的話，不止一家學校說過，當時，國內很多學校都在挖楊老師，都是有博士點的學校。面對這些邀請，楊老師一概拒絕。大家想一想，以楊老師當時的聲望，以他的年齡，去一個有博士點的學校，他的影響力不是今天可比的。但是他堅持留在西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有多少著名的學者，因為各種原因都走了。當然，在哪教書，都是服務于國家，沒有什么可說的，但是楊老師沒有走，他一生扎根在西北政法大學。
1997年，學校第一次啟動博士點的申報工作，當時的思路是跟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聯合申報以便增加成功率。社科院法學所自己沒有法制史博士點，社科院獨立向國務院學位辦申報，學位辦不批，因而他們也想找一個高校合作。這個思路是西北政法大學想出來的，但后來西南政法大學知道了，西南政法大學也派人到社科院法學所去游說，希望與他們合作。社科院法學所兩家都不愿意得罪，就把兩家學校的校長請到北京，請到社科院法學所一起開個會。讓西北、西南兩家校長介紹自己的優勢，再由與會的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們投票決定跟誰合作。就過程看，社科院法學所想選擇西南政法大學，因為跟西南政法合作拿到博士點的希望更大。會議氣氛極為凝重。投票前，楊老師決定孤注一擲，站起來大聲說：“能不能允許我說幾句話？”主持人社科院法學所黨委書記看了一眼楊老師，同意了：“那你就說吧”。楊老師以他濃重的山東口音，動情地大聲說：“懇請你們跟我們合作一起申報這個博士點。拿下這個博士點，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為了學校，對西北政法這種小學校來說，機會不多，有沒有博士點直接決定著它的未來。你們要什么條件，我們能做的，都答應。為了西北政法的博士點，讓我楊永華去死，我立刻去死！”大家都知道，楊老師的有高血壓病。說話時，他滿臉通紅，眼含熱淚，情緒極為激動。我坐在他旁邊，不停地拉著他、提醒他：“注意血壓！注意血壓！”會議現場一下子安靜了，楊老師的話讓大家不知所措。投票結果是社科院法學所決定跟西北政法大學合作。會后吃飯時，我私下問了幾位與會的社科院法學所的研究員，你們為什么選了我們？他們說是因為楊老師的那番深情表白。大家都知道，楊老師不是一個會作秀的人，他是真的希望西北政法大學有個博士點，讓學校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我在西北政法大學工作了17年，沒有見過第二個像楊永華老師這樣熱愛這個學校的。
三、對同事
這里的同事說的是我個人。我跟楊老師交往多年，入行之初幫楊老師做了一些工作，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陜甘寧邊區法制史展開的。但這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實，楊老師一直不希望我也搞陜甘寧邊區法制史。楊老師一直對我說：“你跟在我后邊研究陜甘寧邊區法制史，不會有什么出息！”他老想幫我尋找一個獨立的方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北大學的張豈之和陜西師大的史念海兩位先生準備主編一套陜西或是西安通史，這在當時是個大工程。楊老師得知消息后，決定幫我。他說你自己去游說張豈之，我本科畢業于西北大學，讀書時張豈之是我們的系主任。楊老師又問我：“你認識史念海先生不？”我說：“不認識。”于是，他通過關系找到史念海，拉著我一起到師大，到史念海家里，隆重地建議通史中一定要有法制史的內容，并推薦由我來寫這一部分。史念海看我年輕，不敢把這么重要的工作交給我，但又不愿意駁楊老師的面子。猶豫了半天對我說，你回去寫一個提綱。我用了大約一個月時間寫了一個提綱，交給了編委會，編委會認真審定后，決定把任務交給我。對于年輕的學者來說，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但經過一番深思，我主動放棄了。放棄的原因緣自于我的學術旨趣。我對于證明中國古代如何偉大興趣不大，我的學術興趣是研究中國近代為什么不行。由于我的放棄，那一卷也就沒再列入通史之中，說是找不到合適的研究者。其實我知道，這一卷原本就是楊老師為我爭取來的，我不干了，編委會也省事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北大張國華教授召集國內法史學界的成名學者共同編寫大部頭的《中國法律思想通史》。這是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也是一個今后幾十年之內不會再有人做的工作。楊老師負責現代卷。編寫過程中陳濤和我做了一些工作，書籍出版時，楊老師說服總主編張國華，在書的扉頁上專門為我和陳濤加了一個頭銜，叫主編助理。這在學術著作中是重來沒有過的。其實，能有機會參與如此重要的工作，對我來說已經十分幸運，何況參加者都是名家，是最好的學習過程，而楊老師卻把我和陳濤列為主編助理。他這么做即是不愿意埋沒我們兩人的工作，更是給我們創造成名的機會。
幫助年輕學者找到自己的獨立研究領域，千方百計地為年輕學者的成長創造機會，這是一個學者對另一個學者的態度，這是一個前輩學者對年輕學者的態度，在學界能做到這兩點的人不多。
四、對學生
每個老師與學生都有自己的相處的方式。楊老師的方式是關鍵處傾力相助。說到對待學生，剛才在會場外遇到了李少學法官，我干脆就說說發生在李少學身上的事。李少學是楊老師的碩士生，入學時年齡比較大，但他很努力。少學的理想是當法官，畢業時也找好了一家法院。招錄單位讓他先去體檢。少學這個人比較老實，但有一個毛病，一緊張血壓就高。他非常珍惜也這個機會。越珍惜，就越怕出事，越害怕就越緊張，越緊張血壓自然越高。楊老師是急性子，那幾天他那個著急的樣子我很少看到。我認識的大夫多，他就天天給我打電話，問有什么辦法能讓少學體檢時血壓保持正常。每當我打聽出一個方子，楊老師就親自試驗一回，然后再告訴少學，折騰了幾天，終于幫少學過了體檢關，成了一名法官。
五、對家人
楊老師出身貧寒，養成了勤儉的習慣。年輕時夫妻分居兩地，吃過很多苦。退休的時候，大概是六十二歲或六十三歲。西北政法大學經費有限，楊老師家境也一般，但兒子都工作了，畢竟沒什么負擔。退休后楊老師又到一家民辦大學去工作。說起來是去當法科主任，其實就是打工掙錢。我勸過楊老師多少回，您也不年輕了，身體又不好，辛苦了一輩子，還有許多學術上的想法，就不要出去工作了。他說這是對家庭的責任。楊老師的孫女楊帆一直是由楊老師夫婦帶著，從幼兒園開始，每天接送照看。我也勸他，兒孫自有兒孫福，孩子讓他們自己帶。你乘著身體還行，多出去走走。但他不聽。退休后很少離開西安。楊帆爭氣，后來也上了北大，又到澳大利亞讀了博士，繼承了楊老師的法學專業。
上面說的都是些瑣碎的小事。但在我看來，一個人對工作，對單位，對同事，對學生，對家人有如此的投入和關愛，如此的好，如此的擔當，則并不多見。這些關愛發自他的內心，他從來不求回報。楊老師看起來大大咧咧的，說話聲如洪鐘，做事雷厲風行，但內心卻是一個情感特別細膩的人。他把這種細膩的情感隱藏起來，不愿意讓人看到，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風格。
一個人的人生活得如此認真，如此負責，如此精彩，確實值得我們懷念。現在楊老師走了，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就了他的人生。我愿意向他學習，像他那樣，用我的余生續寫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