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給乾元國學教室的同學們做一次講座。我要講的是古代的官箴，也許有的同學有所了解，也許有的同學覺得新鮮。其實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在研究其他方面的時候涉及過這個問題。之所以想講這個題目，是想拓展同學們的視野，如果能引起大家的興趣，能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東西，那當然就更好了。官箴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遺產，它既涉及古代的思想，又涉及古代的歷史，現實性比較強。
一、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說到官箴，我們首先要簡單地了解什么是官箴，官箴有怎樣的一個傳統。
所謂官箴，就是關于官的箴，箴是一種古代文體，以規勸、警示為主要內容，官箴就是用來規勸和警示官僚的格言或者文章，后來也包括總結為官作吏的經驗教訓的書。官箴有各種形式，有些精煉的名言警句，可以刻在石碑上，或者寫在匾額、楹聯上，比如從宋代開始，州縣衙門很多都書寫著十六個字：“爾奉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有些官箴則是寫成了專門的文章或者著作。
要追溯官箴的歷史傳統，要分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上對下，君對臣的教訓，這樣的文獻早就有了，比如說《尚書》中周公告誡康叔的《康誥》、《酒誥》、《梓材》等等，就有官箴的意思，后來這個傳統仍然持續，比如著名的武則天的《臣軌》，就是專門教導臣下的。第二種情況，是官僚階層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所謂“自我規約”，通常把秦代的《為吏之道》看作是官箴之首，這部書非常重要，是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發現的，是當時的某位官員對于怎么做官吏的經驗總結。
還有一部書也被看作是較早的官箴，就是托名漢代馬融的《忠經》，這部書不是講為官經驗的，而是講作為道德的“忠”。不過，這本書很可能是唐代偽造的，這本書除了馬融的正文，還有鄭玄的注，且正文和注如出一手，那么顯然是有意偽造的，之所以被造出來，是為了和《孝經》并列，凸顯“忠”、“孝”兩大道德。唐代重視《孝經》，于是有人偽造一本《忠經》出來。關于這本書《四庫總目》和清代學者已經辨明，所以不能再說是漢代的書。
后世大量官箴都是這種，也就是官僚階層自我教育、自我規約的官箴。第三種情況，廣義的官箴還可以包括臣對君的規勸，比如《尚書》中就有周公告誡成王的，宋代范祖禹有一部《帝范》，則是以皇帝老師的身份告訴皇帝應該如何做君主的。不過，后世通常說的官箴，主要是君告誡臣，或者官僚階層自我告誡的那兩種。
官箴雖然其源很早，主要是宋代以后開始增多。歷代比較著名的官箴，從秦代《為吏之道》算起，唐代有武則天《臣軌》，有假馬融所作的《忠經》，宋代有呂本中的《官箴》，元代有張養浩的《牧民忠告》，明代有薛瑄的《從政名言》，呂坤的《明職》，清代的官箴書最多，比較著名的有陳宏謀的《學仕遺規》、汪輝祖的《佐治要言》，他們編纂的很多官箴書，特別是汪輝祖，講的不是當主官，還有作吏，當幕僚應該怎么做。上述只是簡單舉例，黃山書社出版了劉俊文主編的《官箴書集成》有十大冊，收集了一百零一種官箴書，其中唐代一種，宋代五種，元代兩種，明代十七種，清代七十三種，民國三種。這一百零一種也只是選本，還有很多沒有收錄。
初步明白了什么是官箴，以及官箴的傳統、官箴的文獻之后，我們再確立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以往講官箴，多說是為官者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和從政的經驗教訓，不能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給予明確的定位。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經說：“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之當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儒家在制度、法律方面的貢獻姑且不論，其在公私生活方面到底有些什么貢獻呢？
我們按照陳先生的思路，具體說明一下儒家道德思想的基本構成：
儒家道德思想分公、私兩大方面，私的方面又可以分兩個小方面，一是個人修養，一是家族倫理。大家都知道《大學》的八條目：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都是個人修養；齊家則涉及到家庭內的人與人關系，需要一大套家族倫理和儀式。
由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就從私的方面擴展到了公的方面。儒家道德的公的方面，也可以分兩個小的方面，一是政治理想，一是為官之道。首先是政治理想，比如《禮記·禮運》中說的大同理想，或者孟子說的王道、仁政，都是儒家一貫的政治理想；其次就是為官之道，儒家講究學而優則仕，所以做官是順理成章的一步。儒家講內圣外王，內圣是個體的修養，外王則是治國、平天下。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為官箴找到一個定位：官箴應該隸屬于儒家道德中公的方面，在公的道德中主要是為官之道，它既可以構成獨立的系統，同時也可以說，私的道德，以及公的道德中的政治理想等等，都是它的基礎，會交錯地影響過來，從而使官箴的內容非常復雜。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定位，是要簡要地說明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獨特地位，盡管它一定會受其它方面的廣泛影響。
二、清、慎、勤——官箴的三大核心觀念
為了使大家對官箴有一個簡明扼要的把握，我重點講一講官箴的最核心的觀念——清、慎、勤。清、慎、勤三字，是宋代呂本中在《官箴》中提出的：“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朱子在《小學》中也引用了，后來明清皇帝都推崇這則官箴，康熙御書“清慎勤”三字，賜給京師與各地的衙門，懸掛在州縣衙門的大堂。梁啟超《新民說·論公德》中說：“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我就結合官箴材料，結合我的理解，為大家講講這三個字。
首先講“清”。
我把“清”這個字，分解為三個詞：清廉，清明，清白。
說到“清”，首先是清廉，清廉是為官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歷來最受重視。那么，什么是清？清是清高，有節操，有氣節。什么是廉？廉，隅也，四邊，就是方正，古人以廉、貪相對，并說廉潔，所以廉意思也是不貪污。《管子·牧民篇》中說，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德。
南宋理學家真德秀曾說：“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
清廉是為官的基本道德，屬于公德的范疇，在私人的家里不分彼此，不涉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所以一般家里沒有清廉的問題。清廉雖然是為官的基本道德，僅就道德而言，這是起碼的道德，你一生清廉也只是小善，那為什么要持守呢？一方面說，雖是小善，卻能阻遏大惡，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個大惡就是貪污。而古人對這個問題看得恨透，清尹會一《四事箴》引王邁說：“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茍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這話說的雖然有點封建，但是有一層意思是對的，沒有貪污過，持守起來并不是很困難，一旦貪污過，在想洗手不干很難。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之所以要清廉，關鍵在于清廉才能執政，或者說，才有行使權力的合法性。明初理學家曹端曾對他將要為官的學生講說為政之道，他說：“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這句話后來被改造成一句著名的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并被雕刻在石碑上，廣為流行。
再講清明，清明是說為官者要念清、神清、心清，也就是說要頭腦清明，而不是做胡涂官。首先一層意思是指要能分得清公與私，不以自家妻子為念，不好名，不逐利，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在你排除了私利、名利的干擾之后，你應該有一個清楚明白，有理性的頭腦，能明辨公事中的是非曲直，興利除弊。有些當官的之所以糊涂，未必是他智商低，更多的情況下是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心就不清，所以就會處事不公，就會成糊涂官，所以必須要排除利欲。但是有些人可能沒有太多的利欲之心，可就是當不好官，這就是聰明才干問題了。古人說清官，不僅指清廉不貪污的官，還指清明能斷的官。古人說清正廉明，也是不僅指不腐敗，還要斷事清明公正。關于如何斷事，官箴書中有很多具體的經驗教訓。
再講清白，清白是說一個人的清白名聲，當官的不要好名，但要惜名，不要讓自己的名聲沾上污濁的事情，弄臟了自己的名聲。漢太尉楊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沾上這三樣，難保清白。這里還有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不要什么人都交往，什么事都摻和。呂本中《官箴》說，“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為主。”異色人，就是沒有正當職業，或者職業特殊、階層低下的人，或者到一些不好的場所，以免造成瓜田李下。那些江湖上的歌舞藝妓、奇技淫巧，有特異功能，能算命的人，都要敬而遠之。不是歧視他們，他們有冤屈也要為他們做主，但是和他們產生私人交往，很容易損壞清白之名。
其次講“慎”。
我把“慎”字也分解為三個詞：慎言，慎行，慎權。
慎言、慎行，都好理解，說話辦事要小心謹慎。官箴書里有很多經驗之談，比如言語之慎，薛瑄說，當官的“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鄭端《政學錄》說，“言者，吉兇榮辱之樞機，為官常默為妙”，等等。行為之慎，如薛瑄說：“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熟思和緩處，都是慎行。更關鍵的是要“制怒”，呂本中《官箴》說：“當官者，先以急躁發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當官的人，日常遇到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不滿意的事，如果動輒發怒，是不會當好官的。慎言、慎行還有一個方面，是慎密，就是什么事能保守機密，這在武則天《臣軌》中就說，“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禍之媒也。”
慎權是說在行使權力時要格外謹慎，這是個大問題。首先說，權力是誰賦予的？毫無疑問是皇帝，權力都是自上而下賦予的。我們今天說，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在非民主的體制下，這是一句空話。既然權力是上面賦予的，行使權力就要對上面負責。這在封建社會是理所當然的，比如《忠經》上說：“為臣事君，忠之本也。”忠君是做臣的根本，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行使權力不謹慎，就會被皇帝或者上司剝奪。
而在另外一方面，儒家更強調行使權力也要對下面，也就是權力執行的對象負責，主要是權力會關乎百姓生死，人死不能復生，所以一定要慎重。儒家主張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要想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有仁愛、慈愛的精神。這種思想來自孟子的仁政，《孟子?公孫丑》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張載《西銘》說，民吾同胞，所以為官者對待自己的百姓，不能看作是對立面，即便是罪犯，也像是自己的兄弟犯了罪一樣。薛瑄主張為官要秉承文王“視民如傷”（參見《孟子·離婁下》）的仁愛精神，人民都是如傷弱而待保護者，指出：“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其中“慈”就是仁愛精神的體現。薛瑄說：“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
最后講“勤”。
我把“勤”字分解為三個詞：勤政，勤察，勤和。
首先勤政很好理解，似乎很好解釋，就是勤于執政，不懈怠，不荒政。但是官箴常強調的另一個方面我們不一定注意到，就是說勤政不光是說勤勉，而且要想給自己家辦事一樣，“治官如治家”。呂本中《官箴》說：“事君如事親，事官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愛百姓如妻子，處官如處家事，然后能盡吾之心。”
過去的州縣官，稱為“父母官”，現在不這么叫了，叫“人民公仆”。其實你要真正理解“父母官”這一稱謂中包含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涵義，就知道“父母官”比“人民公仆”更好。為什么叫“父母官”呢？《牧令須知》說：“牧令（州縣官）民稱父母，何也？蓋因其有教養之責，與民休戚相關，故稱其父母。使其顧名思義，常存惠愛之心。為牧令者，當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兒孫。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父母教養兒女，噓寒問暖，是主動的，不是誰要求你這么做才這么做，父母和兒女是休戚相關的，不是利益的對立方，把政府和老百姓對立起來的官員，肯定不知道什么是“父母官”。“父母官”一是主動的關心，主動做事，私心和公心是一致的，二是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百姓，像辦理家事一樣辦理政事。如果說公仆，雖然聽起來挺謙卑的，但一者說，仆人是被動的，被指使的；再者說，仆人畢竟是外人，不是家人。當然，古代的州縣官們真能做好，當得起“父母官”三字的很少，有人諷刺“父母官”：“愛民猶子，金子銀子，皆吾子也；執法如山，錢山靠山，其為山乎。”所以說，自古至今，這也就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而已。
其次是勤察，就是勤于反省和視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過失，對于自己的職責和治下的基本情況要能做到了如指掌。勤察，首先是指為官者對于所要處理的政事要有清楚準確的了解，對于自己治理下的民情要有及時準確的了解，對于自己治下可能發生的災害、動亂要防微杜漸，等等，這些方面大家都容易理解。
還有一些特別的地方，比如要勤察自己的屬下和家人，是不是蒙騙自己，呂本中說：“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宋代以后的官和吏是分開的，官是流動的，吏是不動的，官是管拿主意的，吏是專職辦事的。過去的官都是靠科舉出身的，初當官時，不知道該怎么做，于是為手下的猾吏所挾制，或者蒙騙。官員自己的家人，也有可能背著自己，收受賄賂，搞不正當的東西。官員被下屬和家人所欺騙，是很常見的，所以必須及時省察。
勤察還有一層意思，也可以算在慎行的方面，就是提防小人，呂本中說：“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小人可能來自自己的手下，也可能來自同僚。中國古代有很完善的御史監察制度，當官的說不定哪一天就被御史上本彈劾了，所以也要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有自我詳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冤屈，或者確實有疏漏的地方。有時必須要辯白，有時則要寬厚任謗。
第三是勤和，就是勤于上下溝通，搞好關系，涉及如何跟上司、同僚及下屬打交道。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和”就是搞好上下關系，敬上謙下，使權力的秩序能夠和諧，運轉流暢。對待上級官長，要以恭敬有禮為主。宋胡太初《晝簾緒論》說：“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于勤，毋失之怠；寧過于恭，毋失之簡；寧過于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但對上級官長的禮敬要有限度，一是不可阿諛奉承，就像薛瑄說的“恭而不近于諛”；二是該表明自己的見解還是要說，就像葉鎮《作吏要言》說的，“事上貴誠敬，言貌亦不可茍。然至辯論公事，如自己見到十分，正當委婉力陳，未可將順。”對待同級的官員，則以道相交，以道相勉，和衷共濟。對待下級官吏，則以謙和寬厚為主。在官場上搞好關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關鍵是它有正反兩反面，需要掌握分寸，有利于政事。這不是一個大道理問題，官箴書中有很多具體的要求，很多經驗與技巧。
三、官箴與官僚階層的自我規約
清、慎、勤三大觀念還是抽象的觀念，官箴書的優異之處是有很多具體的為官的指導，這些指導就像官場的規則，我使用了“官僚階層的自我規約”這個詞，就是說明官僚們知道，這么做是最適合他們的集團利益的，也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必須這么做的。馬克斯?韋伯說，中國古代有三個權力階層，是相互制約，相互斗爭的，就是皇權、氏族（或者說宗族）、官僚。皇權的力量自不必說了，氏族的力量也是非常強大的，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高門大姓，往往是既有政治力量，又有經濟力量，甚至有武裝力量。在唐代之前，皇權與氏族之間，關系緊張，隋唐之后，在皇權與氏族之間插入了官僚階層，在二者之間起到緩沖、調和的作用。官僚是自古就有的，但是隋唐以后的官僚階層是指通過科舉上來的這批人，他們大多數沒有背景，沒有后臺，沒有經濟、武力的支持，形象的說，他們沒有根，像浮萍一樣，他們如果要避免散亂，要想凝聚為一種獨立的整體的力量，怎么辦？只有互相糾結在一起，所以就搞什么門生、弟子、同年，以便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對于這種情況，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經做過批判，他說現在所謂的師生弟子，其實不是過去的意思，不是真正的師生關系。你參加科舉考試，錄取你的考官，就是你的門師，其實他根本沒有教過你；同樣，你這一屆的考生，相互之間都是同學，其實你們之間根本不認識。之所以搞這一套，無非是結成一個聯盟，將來在官場上互相照應。清代有個大學者叫錢大昕，有人要拜他為師，他堅決拒絕，他說現在當老師，要能提攜學生，幫學生找工作，幫學生發文章，幫學生出名，可是我這些都不在行，所以我不當你的老師。如果是學問上的切磋，我們平輩論交足矣。
除了結成集團，另一方面，這些科舉上來的官員們要想升遷，或者保住自己的官位，就要小心謹慎，做出點成績來，因為他們不可能像早期的世族門閥那樣，僅憑高貴的出身就可以高枕無憂。
總而言之，官僚階層必須約束好自己，一方面不要讓自己的隊伍中出現蛀蟲，出現不守官場規則的人，破壞了整體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讓自己的隊伍干出成績，從而使地位更加穩固。這樣說官僚階層，似乎都是負面的，當然也有正面的意義，因為這些通過科舉上來的人，畢竟讀過圣賢書，都是受過正統儒家教育的人，所以相對來說，他們是最有理想、最有道德、最有見識的一批人。如果他們真的把他們所學的，實施于社會，對社會是大有貢獻的，換句話說，這些人的理想目的就是要把所學施行于社會。陳宏謀在《學仕遺規》的序言中就說，“士大夫處而家居則為學，進而蒞官則為仕，學者所以學為人，即以講求乎仕之理也，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實踐乎學之事也。事理本屬相資，體用原歸一致，世之學者每歧而二之，于古人嘉言善行不能切己體驗，書自書，而我自我，遂至學自學，而仕自仕。……閑有學似純正，而迄乎出仕，頓忘平日所學者，更有視出仕為應酬竊祿之快捷方式，而顯悖乎平日所學者，未仕己仕若出兩人，夫豈孔孟所云求志達道、幼學壯行之訓乎？”所以說，學和仕應該統一。當然，這樣的儒家政治理想，是很難徹底實現的，陳氏所說，也是在針砭時弊。
但是，還有另外的一方面問題，就是沿科舉制上來的人，他們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四書五經，再加上詩詞歌賦，用今天的話說，都是通識教育，不是專業教育，他們沒有當官的專業知識，這是一個重大的疏漏。當然，他們可以借助于懂得專業知識的幕僚和胥吏，就像包公身邊離不開公孫策，但是他們也要補上這一課，怎么補，主要是實踐中學習積累，官箴書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材料，是自我學習、自我教育的必備讀本。所以，官箴書中除了講道德操守之外，還有很多怎么處理錢糧問題，怎么斷案，怎么賑災，怎么辦教育，怎么治理地方等等的一系列非常具體、非常實用的為官經驗。比如說呂坤的《明職》，就專講這些方面，“自弟子員至督撫，按職分為十八篇，于省、府、州、縣職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四庫提要》）結合不同職能的官吏為政的具體情況，一一講明為官的要領和原則。也就是說，職業化的內容大大增加了。
與官箴書相同，還出現了專為幕僚而作的幕學書，以及充滿神秘色彩的“師爺秘本”。這些書的內容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官箴書的傳統范圍，但無可否認它們是由官箴書這一源頭流衍出來的。
概括地說，官箴書既能給官吏提供道德教育，又能給他們提供職業教育。在清、慎、勤這樣的大原則之下，還有一些職業化的知識和技能也可以從官箴書中得到的。有這樣一些方面是在官箴書中很突出的：
首先，做官一定要做好必要的準備，當官有當官的道德修養，這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做官一定處在等級制度中，因此如何處理好上下級關系，也是必須知道的；
再次，做官就是要運用權力，在權力運作上有哪些規則，如何有效率、見成效，也是必須知道的；
第四，做官一定要面對輿論和民情，如何及時的了解和處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總而言之，官箴書中涉及古代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且都是經驗之談，有具體的案例佐證，它對于官僚階層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指導。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官箴書并不都是從正面說，你應該如何如何做，也有反面的警戒，反面的樣板，就是說有些事是為官者不能做的，或者說官場有什么忌諱。明代的官場很亂，清初出了幾樁大案，所以清代的統治者就對明代的為官之道做了反省，順治皇帝主持修纂了一部官箴書——《人臣儆心錄》，凡八篇：一植黨，二好名，三營私，四徇利，五驕志，六作偽，七附勢，八曠官。這部書特別選取古今奸臣惡跡，且對明末清初的政治現實針對性很強，故尤其具有警戒意義。順治皇帝把它頒行天下，所有當官的都要看，《四庫全書》中也收錄了這部書，認為即便是再好的社會，難免會出奸臣，為官者讀這本書，可以起到警示和防微杜漸的功效。
上述就是我對于官箴的一點粗淺的認識，很初步的，不能說是研究。如果各位由此產生了對官箴的興趣，讀幾部官箴書，一定會有比我講的更大更多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