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知識人的學問人生，追求“會通”的境界。史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這樣，詩人“讀書之樂何所在，數點梅花天地心”也是這樣。牟宗三總結為“通孔的智慧”，意謂透過個體生命理解十方世界，徜徉宇宙天地詮釋世道人心。然而，現代學術體制應了莊子那句話“道術為天下裂”，治學者被囚禁于所謂職業化與技術化的智力牢籠，不但文字與人格高度分裂，知識、性情與見識也漸行漸遠。而中國法學因其高度的知識碎片化與技術化，更走上了背離“會通”與“綿延”一途，以部門法和實在法的名義，向“區隔”與“斷裂”邁進。作為一種法學意識形態，“部門法”意識完成了對整全知識的區隔，“實在法”意識則加劇了系統與意義世界的斷裂。在主流的法教義學思考框架里，法律知識及運用是沒有時間意識的存在的，不需要追問知識的根源，只需根據此在（此時此地）職業共同體的慣習進行妥當操作，成為“未完成的理論協議”——法學在現代化的同時也完成了法學研究者的機械化與客體化。
在我看來，《1840年以來的中國》最大的抱負就是要在法學，尤其是憲法學領域，接續“通孔的智慧”之一途，對經過法教義學洗禮的法學意識形態進行清理，恢復人在法律秩序中的思考主體性，恢復法學思考者的歷史感和尊嚴。中國的憲法秩序何以如此，根據何在，這是作者的根本追問。而這種根據并非哈貝馬斯所講的“理性的同一性”意義上的價值整體，也非自然法意義上的不變的價值設定，而是包含著文化中國與歷史中國的演化，從而也就是中國人參與歷史進而形塑、抉擇歷史的過程。
“1840年以來的中國”這個表述本身，就是一種時間場域的設定，以截斷眾流的筆力給中國法治設定早已冷卻的歷史溫度。法學知識的很多價值前見與技術路徑已經成為法律人和研究者“日用而自不知“的心靈積習，但作者告訴我們：“積習”是思考向時間的投降，而思考與反思“積習”才能恢復歷史中的人的全部的尊嚴。因此，我認為，這本書是為中國法律知識人贏得尊嚴的作品。
法治建設的高歌猛進本身就完成了一種“歷史的狡黠”，按作者在書中借用布迪厄的用語，它讓思考者不再思考實踐場域的再生產機制本身，不再追問再生產機制的內在根據與正當性，這必然又使得法治在具體領域成為無目的與無方向的行動，充滿偶然、徘徊與挫折。
然而，1840年以來的中國究竟是如何遭遇法治的，緣起何處，何以至此，要對這個再生產機制進行理論解說，毫無疑問超出了法學的視域，屬于“中國學”的一部分，屬于中國與西方遭逢的整體敘事的一部分，因此，本書的上半部分其實是作者“中國學”概論，下半部分則切入到我概括為“憲法的歷史生成”這個細目，以此為線索，在個殊中試圖回答本相。有意思的是，很多有影響的中國學研究都是大開大合，整體架構敘事脈絡，遠溯到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斯·韋伯的學說，是將中國作為喪失了文化親近性與主體性的整體世界圖景變量或異數加以對待；近代以來，費正清學派的“沖擊—回應”模型本質就是這種思考的延申，中國不是一個文明的自變體，它在世界歷史圖景中并沒有主體性的位置。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主張為代表，到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海外中國學開始剖析中國內在的社會肌體，但這并不意味著研究中國就可以得到某種對世界歷史普遍圖景的理解，甚至仍然可能只是對他者的研究，或僅僅是反思研究者對自身文明研究局限的一種手段，例如溝口提出“作為方法的中國”對近代日本研究本身的刺激或反思。
王人博先生的理論抱負顯然不是重復咀嚼前述研究的心得；《1840年以來的中國》充分展現了，一個具有主體意識的中國人研究中國、進而借助研究中國對世界普遍性表達看法的的理論能力，試圖從中國人的性情、觀點、視角與生活世界為我們自己建立歷史哲學，在這個歷史哲學里，“憲法的歷史生成”就有了理論根基和文化依憑，用唐君毅的話說，這是“靈根自植”的課業。掩卷遐思，不揣冒昧，我想把王人博先生的憲法歷史哲學概括為四對關鍵詞：
時間與意義。與近代解說西方國家來源典范的社會契約論不同，“自然狀態”表達的歷史哲學是“沒有時間的空間”。無論在霍布斯、盧梭還是洛克，乃至羅爾斯的版本里，“自然狀態”就是一個哲學擬制，是為了解決社會穩定性問題而設定的文明開端，但它恰好沒有歷史，沒有時間，但“1840年以來”本身就是一個有具體時間感的設定與起點，這里面有鮮活的思想、事件和人物，在王人博先生看來，中國人的歷史哲學必須伴隨有“語境”的時間開展，從“革命”、“臨時約法”、“共同綱領”直到“八二憲法的建設者”概念，離開對歷史的情景化分析與理解，就沒有歷史哲學。時間是“物”的存在，但中國人的歷史哲學并沒有物化，我們對社會秩序演化的認知是建立在“物”背后的意義分析基礎之上，這的確與以社會契約論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文明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善于由物及情，進入意義世界，正如陸機在《文賦》里所講，“尊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由此，時間世界與意義世界，構成《1840年以來的中國》的基本線索，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為紋路，后者為血肉。全書看似由時間世界鋪展開，其實作者是要在時間里安放意義，建立中國歷史哲學的意義坐標。于是，就有了第二對關鍵詞：普遍與特殊。
普遍與特殊。要建立意義坐標，馬上就會遇到一個難題，參照系何在？普遍/特殊能否對應西方/中國？在中國的意義世界里是否可以發現普遍性，還是我們就是特殊性與例外？
林林總總的中國學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無非幾個版本：
一是，“中國就是自成一體的普遍”。所謂的天下體系、歷史樞紐觀、“渦旋論”，在這個角度是一致的，“我就是我”，我界定普遍，達到普遍，而不是成為外在于我的普遍的一部分。由于是意義世界，因此，普遍/特殊與現實國力可以無關。我們看《清帝遜位詔書》就可以發現，現實與力量已經如此不堪，但文化與價值的驕傲仍在。
二是，“中國只是特殊，但無需融入普遍”。新文化運動中的很多傳統文化辯護者既看到了某種外在于我、聲勢浩大的“潮流”，但不認為改變與融入就是一種必要。
三是，“中國是一種需要融入普遍的特殊”。王人博先生的思考非常有意思，他其實在發問：如果真有普遍/特殊，就不該有西方/中國，因為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是對普遍本身的割裂，都是一種特殊，只有中國本身能夠體現普遍，而這種普遍又是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每一個特殊所體現，普遍才成為普遍，特殊也才有意義。正所謂，“我思維著普遍的世界思維”，才是真正的普遍。由此，我們沒有必要執拗于哲學上的二分法，作者在書中告訴我們：如何讓普遍在特殊中真正體現出來，一草一木也能投射萬千世界；如何讓特殊真正與普遍圓融自洽，互相親近，才是實踐的大課題。對于今天的現實人類生活和變動的世界秩序，這一哲學思考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那么，如果說西方/中國的二分其實是一種特殊與另一種特殊的劃分，而非普遍與特殊的劃分，那么圓融之途是否可能，以及何在？這需要我們分析這兩種“特殊”究竟是什么，由此可以引出第三對關鍵詞：道義與功利。
道義與功利。在書的序言部分，王人博先生貢獻了一個觀察兩種“特殊”的很有意思的視角：力量因素與價值因素。中國因為力量的弱小而無法維系價值的再生產，不得不審視一個他者的價值體系。或許我們可以沿著這個思路進一步歸結，其實力量本身也是意義世界的一部分，而不純然是時間世界的現象。西方力量的背后是功利主義哲學的支配，由霍布斯奠定根基，伴隨歐洲文明一系列近代大事件而進入時間世界進而書寫現實時間。法蘭克福學派傳人霍耐特曾經說歐美文明的現代演進可以歸結為兩種價值觀：斗爭形成秩序與團結形成秩序。前者就是以實力主義為代表的社會功利主義。而中國的意義世界里雖然也有所謂崇“霸道”的法家思想，但畢竟更有豐沛的道義儒家哲學作為支撐，道義不崇外在實力，而講心靈秩序，所謂董仲舒說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是多元而一體，情理法交融，形成關系性倫理和互惠性人格（例如“給面子”），實力是整齊而率一，最終對外形成基辛格所言的“均勢的條約體系”，在內形成由強制力保障的“法治國”傳統。道義也有可能堅持朱子的“以理抗勢”，從而落入空洞與被歪曲，實力也有可能因博弈、對峙而形成世俗的憲法文明。1840年以來的中國，在意義世界里，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糾結于“道義與實力之間”。那么，何者能夠勝出，多元價值觀如何對話與安放在一個政治共同體里，這是現代憲法的最大課題，用我的話說就是，“開放的憲法如何融貫的實施”是中國憲法實施的真正基礎理論。但這更是一個價值哲學的千古難題。羅爾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義退守到“重疊共識”與“公共理性商談”，德沃金提出“價值的一體性”，柏林更悲觀認為“價值的內戰”絕無避免之可能。但中國的歷史哲學似乎都不主張上述理論，這就要看我們如何認識時間與價值的關系，由此可以從《1840年以來的中國》中提煉出第四個關鍵詞：直線與綿延。
直線與綿延。一般我們都認為，西方的歷史哲學有基督教文明背景下的進化論和線性歷史觀，但線性觀更體現在西方人理解價值的直面相逢和一次性決斷。西方價值哲學總是試圖跳脫開具體的歷史起伏來一次性解決價值的序列問題，20世紀分析哲學對于價值問題進行純粹脫離歷史的概念分析就是典范，所謂的“元倫理學”就認為價值問題就是概念分析問題，只要在概念使用上做到清晰，價值問題就可以解決。然而，王人博先生研究中國多部憲法文件的幾篇論文則啟發我們，中國人對待價值問題很少在終極意義上來討論，相反地，呈現出的是日本學者和田清所講的“波紋式循環發生”現象：中國人總是基于歷史的機鋒和具體處境，通過價值與具體歷史條件的相符合、相匹配，來接納和排序價值。只有這樣，我們也才能理解“富強”為何成為歷部憲法確定的第一個國家目標，也才能理解為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會在1993年寫入憲法。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歷史哲學里的實用主義和生存主義，呈現出“綿延”，而不是“直線”的價值觀：“綿延”允許起伏，但不會斷裂；允許高低錯落，但不會彼此抵消，而是在具體歷史時間里此消彼長，相印成趣，看似方向不同，但整體又連成一片——它不是效力等級森嚴的價值金字塔，而是陰陽流轉、相反相生的太極圖，包含著生存的智慧。
《1840年以來的中國》是一部中國法治的歷史哲學，它沒有進行抽象的哲學建構，而它的貢獻恰好就在于不予以抽象建構，因為，誠如雅斯貝爾斯所言，哲學不能教授，只能喚醒。《1840年以來的中國》試圖喚醒的，正是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和由此在歷史過往中維系的思想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