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法界大家風范者甚多，家福先生一定是其中負盛名者之一。我們這一輩人尊稱“民法四君子”或曰“民法四先生”。尊稱為“君子”，是因為他們為人為事素有大知識分子之風范，人品道德堪稱楷模，與之相處，如沐春風，更重要的是，在其事業生涯中，縱使艱苦卓絕之時，他們也不改其志；尊稱為“先生”，是因為他們都是老師，具有大師格局，都為民法在中國的保存和發展，為法治在中國的扎根與勃興，不遺余力、貢獻卓著。
我初識家福先生大約是在90年代初期，更多是因為當時在中國政法大學就讀和工作時協助江平老師、楊振山老師等在學術和教學活動中的接來引往等。當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家福老師特別和藹，言語不多，在公眾場合少有鋒芒，甚至顯得相當低調。隨著日積月累的交往和了解，特別是在不斷的學習過程，我有機會反復鉆研家福先生的著述，仔細品味他的交談和行止，特別是有幾次有幸與他近身交流，感受其思想和情感。漸漸地，由對他的抽象景仰就轉化成了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尊敬和欣賞，不由感嘆：家福先生不愧位列四大君子先生！其心志、其智慧、其道德、其毅力，高而彌堅啊！
首先，關于家福先生的心志。家福先生并不多見慷慨激昂之言論，他是那種典型的柔中帶剛之知識分子。但與家福先生相處，往往使人感受到一種肅然起敬的氛圍。因為你能夠感受到他內心深藏家國壯懷之志。他是不多見的一個真正心系國家之人，責任感極強，歷經挫折也絕對不灰心，難奪其志。因為他的這份心志，成就了我們中國民法學界今天的幸運。在民法界，我們幸運的是，與家福先生志同道合的前輩為數不少，佟柔先生、謝懷軾先生、江平先生等均屬此一群體，因此即使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中，民法與法治的火種在我們的國家得以保存下來，并在機遇一到立即可以蓬勃發展，引發民法勃興和國家法治建設高潮。
家福先生之志，既受客觀成長環境激發，但更多的是他主觀的自覺形成，是基于他對于一種更高級人生的追求，基于對民族、國家和社會的一份癡愛。在一篇訪談中，家福先生回憶，他40年代在重慶求學期間，正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親眼看到了日本飛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目睹了三千人死于轟炸的慘案 ，心中充滿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對國家貧弱的悲哀，同時親歷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后的獨裁專制、貪污腐敗、搜刮民脂民膏等等，對此感到深惡痛絕。這些，強烈激發了他的良知和愛國之心，由此開始和當時有良知的熱血青年一道，向往民主、自由、和平，期望國家的新生，積極參加波瀾壯觀的學生運動，走上了一道追求國家與社會進步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他充滿激情地赴京考學。
1950年，以優異成績進入北大法律系念書，在知識上受到錢端升、張志讓、馬寅初等先生的熏陶；1951年期間，還曾隨由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大學法學院的教員和學生以及中央文化單位的工作人員組成的中央土改團赴廣西柳城參加土改工作，加深了對中國農村和國情的了解。1954年上半年，根據學院的推薦，參加了留蘇研究生考試并被錄取，1955年8月入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現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師從著名民法學家奧?沙?約菲教授攻讀法學副博士學位，認真閱讀了大量民法和政治學、哲學等方面的書籍。1959年6月按期完成學業，順利獲得學位，同月“即懷著報效祖國的強烈愿望，踏上了歸國之路”。
正是這種特殊的成長經歷，使得原本就善良且聰慧的他，不僅成長為知識分子，而且逐漸樹立了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確立以國家和社會為念，終生忠于國家、奮發圖強、不計私利的信念和志向。此后，幾十年雖然風風雨雨，但這份志向卻給了他精神上的遮風避雨，在事業上能夠披荊斬棘，一往無前，在學術上能夠勤奮耕耘，勇于創造，終究開出他這朵中國法學尤其是中國民法學的奇葩。
其次，關于家福先生的智慧。家福先生的智慧，花開兩朵：一朵是他的學術思想智慧。他是法學科班出身，為學聰慧，兼之勤奮，法學上自然造詣精深，成就斐然。他精心主編或撰寫的《經濟建設中的法律問題》、《合同法》、《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等代表著作，在當時都是恢復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之后真正稱得上填補空白的生發之作，尤在民商、經濟法學界具有知識與思想啟蒙的效果，一時可謂洛陽紙貴，學界轟動。我至今還記得當時閱讀這些書籍時從心里跳躍出來的喜悅之情，同時兼有作為受益者對授業解惑者的感激之情。這些閱讀曾經大大堅定了我對于中國法學的信心，也堅定了寫書就一定要寫好書的決心。
家福先生的學術思想智慧，至為高明之處，表現為他是一個在學術上具有非常好的整體感和平衡感的人。他處理學術問題，往往能夠做到面面俱到、不偏不倚、深刻全面、善于融合。比如關于80年代的那場民法與經濟法的論戰，家福先生并不是簡單地支持民法而打倒經濟法。他提出，解決法學界在認識與經濟有密切關系的兩個主要法律即民法和經濟法的地位問題的重大分歧，“應該用友好、平等、理性、探索的精神，科學地界分民法和經濟法各不相同的調整范圍、調整方式、社會功能”。可見，他是站在一種更為客觀、更為前瞻的角度，鼓勵經濟法觀念轉型，主張民法、經濟法比翼齊飛，共同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這為后來在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語境下“民法和經濟法這兩類重要法律的健康發展和民法學、經濟法學兩個重要學科的共同繁榮奠定了科學基礎，起到了促進作用”。
家福先生作為專家參與了改革開放以后所有的重要民事立法，尤其是中國民法法典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建樹頗豐。1978年底，家福先生就開始組織研究民法制定的問題，并給中央寫報告，建議中國應盡快制定民法典，報告不僅論證了制定必要性，而且還提出了初步設想。由此，推動了民法典第三次起草工作。報告為中央所采納，并批示由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與法學研究所聯合試擬民法典草案，試擬工作歷時三年。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四易其稿，家福先生參與。最后，由于認為當時的社會條件不成熟而擱置，但它為以后的民事立法打下基礎。80年代中期，全國人大轉而啟動了《民法通則》起草，家福先生是主要起草專家之一。1986年《民法通則》出臺，此為新中國首部民事基本法，從此揭開中國進入民法時代的新篇章。
家福先生始終不遺余力推動中國民法典事業。一有機會就要給高層和有關機構推廣起草民法典的思路。1996年，他應邀給全國人大常務會做法制講課，在這次講座他明確提出，“現在起草民法典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一是我們業已制定了一系列單行民事法律；二是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發展的客觀基礎；三是民事立法的資料、經驗的積累，對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功夫不負有心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終于接受他和其他有識之士的正確建議，將民法典起草提上日程。1998年，民法典工程上馬，家福先生與江平先生被指定共同擔任了專家草負責人。此后，1998年《合同法》、2007年《物權法》、2009年《侵權責任法》等順利出臺以及2002年《民法典》一草審議，都與他們的組織和具體貢獻功不可沒。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就中國民法典的起草思路，家福先生做出了深入研究，貢獻了許多閃閃發光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創造提出21世紀制定的中國民法典應當具有濃郁的新時代特點即應該是一部現代主義的民法典的觀點。他在一篇《21世紀與中國民法的發展》的宏文中說：“首先聲明，我不贊成在討論中說什么派、什么主義，如果要講就應該講，我們是中國派，我們的民法典采取現代化主義，即代表最高科學的、最富人類文明成果的、最體現人民意愿的現代化主義。”他從五個方面提出了這部民法典的現代化內涵，即：更加充分地體現人的價值；完善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物權制度；適時地反映知識經濟的內在需要；符合經濟全球化趨勢，適應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能夠反映時代精神的科學體系。如何成就這樣的現代化體系呢，他主張要兼容并蓄，同時要立足國情，換言之，應是從各國民事法律體系中采用其最好最科學的那些部分所組建起的現代化的自己的體系。這一思想普一提起，立即深入人心，成為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的重要立法觀念。
家福先生智慧的另一朵花，是有關他推進民法、推進建設民主與法治中國所具有的高超政治智慧。家福先生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國家論主要倡導者和推動者。他是一位深諳中國社會和政治復雜性的法律智者，善于以一種柔和的方式推進自己認同的法治理想。家福先生在這一點上不易為人所完全看清，他從外在而言似乎不是一個慷慨激昂之人，盡管他做的絕對是慷慨激昂之事。民法的著名前輩學者中，江平先生與謝懷軾先生較為接近，鼓與呼，剛勁有力，大刀闊斧，屬于擎旗手型的人物；家福先生則與佟柔先生性格相似，屬于殿后型的中流砥柱，不顯山不露水，轉折而進，柔中帶剛，同樣是中國民法與法治事業勃興的中堅力量。借用武俠小說的人物模型，江平先生和謝懷軾先生像少林派高手，王家福先生和佟柔先生則更似武當大師，他們之間珠聯璧合，一起創造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民法的輝煌，共同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事業和希望。
家福先生可能是法學專業科班出身的緣故，他對于法治的觸角特別敏銳，對于國家治理應取法治方向這一點特別清醒。1979年，他就在深層次反思文革的基礎上，與夏淑華教授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題為《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文章。率先提出，要健全法制，端正法制建設的指導思想，認識以法治國的重要性，還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制度、法律都要民主化，要克服黨內長期存在的人治思想。1979年，他參加了5屆人大2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與滕文生負責民主法制建設部分，報告提出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79年下半年，他和同事劉海年、李步云兩位教授應邀參加了中央六十四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的起草工作，在文件中，明確提出法治命題，要求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取消地方黨委審批案件制度。這些努力，幫助引導文革后的國家認識到民主法制的價值，逐漸走上法制化的政治軌道。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家福先生與其他有識之士更進一步，逐漸清晰地認識到我們國家不僅需要法制化，還需要法治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1989年初，家福先生任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負責召開了一次富有深遠意義的“中國法制改革學術研討會”，該會就中國法制改革問題進行交流和研討，對于之后的中國法制改革從理論上作了系統的籌劃，還提到法制應當公開化、法治觀念要更新、法制改革要從實際出發有步驟進行等。同年，在《法學研究》第2期，他再次與劉海年、李步云教授合作，發表《論法制改革》一文，分析中國法制改革的歷史必然性，提出要改變人治思想、樹立法治觀念，法制改革要確立法律至上原則，要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以逐步實現建立高度民主的法治國的目標。
90年代中期開始，家福先生睿智地提出，法制改革問題同中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相伴而生，是一場深刻的法制革命，是一次全面的法制革新。由此，他提出了中國建立法治國的兩個實質目標：一個是人權問題，他提出應落實“以人為本”，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宗旨；另一個則是市場法治建設問題，基于民商經濟法的深厚素養，他意識到要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意味著法治國必須首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只有這樣，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做到深化、有實質的制度保障。
家福先生把自己的智慧付諸行動，積極借助自己在體制內的威望和影響，把這種法治思想引向政治高層，推動形成一種積極有效的政治輿論和決策。1995年1月20日，他第一次為中央政治局做法制講座，重點就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觀念予以推動。在講座中，他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予以了科學界定，并明確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強調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時候，為了杜絕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現象的發生，防止計劃經濟弊端和市場經濟消極面相結合，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并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法制改革角度出發，論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建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1996年2月8日，他第二次給中央政治局做法制講座，重點在于法治國的倡導，明確以“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主題，強調依法治國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管理事務的重要方針和治理模式。講座還論述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意義、必備條件、正確觀念、制度建設及黨的領導政治保證等問題。家福先生后來回顧說，通過這些用心與高層領導的溝通和交流，終于得到了正面回應。在講座結束后，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立即做了關于依法治國的重要講話。1997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了中共十五大報告，成為執政黨的綱領；1999年，憲法修正，“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治國方略明確入憲，到此法治國由理念倡導而成為憲法原則。家福先生都親身參與了其中的起草過程。
如果缺乏卓越的政治智慧，家福先生不可能清晰形成關于建設法治國的思想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構想，不可能認識到這是中國法制改革的深刻命題和現實目標。同樣，如果缺乏卓越的政治智慧，家福先生不可能使得自己和其他有識之士的正確見解順利進入體制之內，成為政治高層樂觀其成的思想和主張。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家福先生功莫大焉。2009年12月4日，由全國普法辦和中央電視臺聯合進行的2009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評選揭曉，家福先生被譽為“新中國法治進程六十年，法學界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功勛人物”而當選，晚會頒獎詞是：“他用50年時間做了兩件事：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誠可謂實至名歸。
家福先生能夠具備這樣的為學和成事的從容智慧，我想一方面與他溫和性格有關，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善于從政治經歷中領會、自我積累的緣故。講到家福先生的智慧，我不禁想到這也是一種做人的藝術。俗話說，事做三分，人做七分。與家福先生相處，你能夠感覺到一份恬靜和寬松，能夠體會一種事不全在人為的一種自在感。在這點上而言，他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中國式知識分子。年少者恐怕難以體會這一點，只有經歷世事人情多了，才能夠更好領略家福先生。我有幾次領略的親身經歷。一次在教育部組織的一次評審中，他擔任評審組長，我有幸擔任委員并就坐在他身邊，我決定給優，習慣上準備打90分，與他交流知道他也是決定給優，他見我打的是90分，便小聲告訴說，既然評優給91分恐怕更好。仔細一想，1分之用真是大妙。平常判卷，像89分之類，我會給加1分，打個90分，但對于90分者加1分，確實沒有想到過。這1分里面，包含了做事做人的哲學精髓，凡事都要考慮到多加一點寬厚。從這一面也可以看到家福先生做人的精微和細膩。
再次，關于家福先生的道德和毅力。熟悉家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溫和、善良的人，是充滿仁愛之心的人，與他相處如坐春風。作為晚輩學者我們非常樂意與他交流，向他請益，請他幫助，他也不會拒絕。這種善良的品質既是他的本性，也是家庭的熏陶。家福先生出生在四川南充一個偏僻、美麗的小鄉村，家境不富裕，父親是一個普通職員，母親是一位賢惠、善良的家庭婦女。在一次訪談中，他回憶說：“父親正派的為人、母親金子般的好心腸，以及他們對我關于做人要善良、要做好人、做有用的人的教育，一直銘刻在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
家福先生最核心的道德品質，還不在私而在于公，他是法學界被公認為公德非常好并因此特別具有毅力的法學家。他的這些品質包括：素有中國知識分子崇高情懷，具有以天下為己任、自覺承擔歷史使命的精神，胸懷大局，憂國憂民，堅定不移報效國家；忠于自己的職業，富有責任，辛勤耕耘，敢于堅持自己的志向，堅持追求真理，為法治盡心竭力；善于團結共事，不肯突出個人，總是淡化個人色彩，把工作成績和功勞推給大家和集體。記得《法學研究》舉辦了30周年座談會時，中間一段時間家福先生正好坐到我身邊，我們做了一些交流，他對于當時司法界的一些并不完全契合法治的傾向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憂思，令人欽佩。
家福先生和我的導師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先生風雨同舟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們精誠攜手與其他同道共同合力為中國民法學和中國法治建設做出了歷史貢獻，彼此可謂惺惺相惜。2004年4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聘請江平先生擔任榮譽研究員。作為東道主的家福先生欣然致辭，他說，江平教授道德文章皆為人敬佩，他有三顆值得學習的心，一顆是報效祖國的堅貞的心，一顆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敢的心，還有一顆是充滿愛的仁愛的心。言，為心聲！我以為，家福先生這段關于江老師的譽詞，完全可以放到他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