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全美國的學生都仰望國旗宣誓效忠，向它所代表的信條——“在上帝保佑下，美利堅合眾國這個統一的國家，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宣誓效忠。這一隱含的承諾（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體現了界定美國認同感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就最理想的狀況而言，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每個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都是無辜的，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價值觀對于我們理解美國的世界地位至關重要，而且也被美國推廣到了其他國家。然而，那一誓言的真正含義很少被付諸實踐；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也沒被提出來討論：美國是否真的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盡管正確的“法治”應該是保護弱者不受有權人的侵犯，但我們將看到，為什么有時候這些法律架構的效果恰好適得其反，把大筆財富從社會中底層轉移到了上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這些法律架構的倡導者聲稱是為了促進一種有效率的經濟，但其實他們造就了一種扭曲的經濟。
正如一句古詩所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在任何一個社會，每個人的行為都可能損害其他人或者有益于其他人。經濟學家把這類效應統稱為外部效應（或外部性）（externalities）。如果那些損害了其他人的人不必承擔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那么他們就既沒有充分的激勵不去損害他人，也沒有充分的激勵采取避免造成損害的預防措施。我們設定法律，就是給每個人都提供了激勵，以避免損害他人的財產、健康以及他們所享有的公共產品（比如大自然）。
經濟學家一直關注的是如何最好地提供激勵，從而使個體和企業都會考慮自己行為的外部效應：應該迫使鋼鐵生產者為他們所造成的污染付出代價，而對于造成事故的，更要求其承擔后果。比如，我們將這些思想體現在“污染者支付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le）中，規定污染者必須為其行為的全部后果負責。不要求生產者對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負責（比如由于生產而造成的污染）就相當于為生產者提供了一種補貼，這跟不為勞動或資本支付成本是一樣的。有些不愿為其造成的污染支付的公司會辯解說此舉可能造成失業。沒有經濟學家會同意對勞動或資本的扭曲性補貼應予以保留以維持就業。不支付對環境造成的成本損失就是一種補貼，此舉更加不可接受。維持經濟的充分就業的責任應該落在別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大公司經常得以成功地逃避為自己全部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表明了它們是如何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變經濟游戲規則的。現有的各種法律限定了公司的責任范圍，其結果就是像核能發電廠和海上石油鉆井平臺之類的企業一旦發生爆炸就可免于承擔全部成本。于是我們擁有的核能發電廠和海上石油鉆井平臺的數量就大大超過了沒有這些立法的情況下的數量——實際上不禁令人質疑：假如沒有這一系列政府補貼，究竟還會不會有核能發電廠這回事？
有時候，企業給他人造成的成本不是立竿見影的。大公司經常冒大風險，雖然也許很多年都不會出問題，但是一旦出了問題（比如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核電廠或者印度博帕爾的聯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泄漏事故），成千上萬的人就要遭殃。迫使這些公司補償那些受到傷害的人并不能真正將造成的危害抹去。由于安全措施不得力而死的人，就算其家屬獲得了賠償，但逝者的生命已經無法挽回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僅僅依賴激勵。有些人是愛冒險的——尤其是當其他人承擔大部分風險時。2010年4月“深水地平線”海上石油鉆井平臺發生的爆炸造成了嚴重泄漏，致使英國石油公司數百萬桶原油涌入墨西哥灣。此前英國石油公司的高管們豪賭了一把：在安全設施上鉆空子可增加眼前利潤。在這起事故中，他們的豪賭輸了，但海洋環境及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環墨西哥灣各州的居民損失則更為慘重。
在事故之后的訴訟中，那些造成傷害的大公司比那些遭受傷害的人們也許更占上風。前者很容易在賠償后者時錙銖必爭，因為很多人要么等不到獲得適當賠償的時候，要么無力聘請能夠與公司方聘請的律師勢均力敵的律師。政府的一個角色就是重新平衡正義的天平——在英國石油公司這起泄漏災難中，政府的確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太微弱了，以至于到最后很多受害者收到的賠償金顯然只是他們本應得到的一小部分。
芝加哥學派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解釋了不同方式的產權分配是如何同樣有效地解決外部效應問題的，或至少在一個沒有交易成本的假設世界里是如此。在一間既有吸煙者也有不吸煙者的屋子里，假如人們把“空氣權”分配給吸煙者的話，那么如果不吸煙者比吸煙者更重視清潔空氣，他們就會賄賂吸煙者不吸煙。但人們也可以把空氣權分配給不吸煙者，在那種情況下，吸煙者為了能吸煙，就會賄賂不吸煙者——只要他們對吸煙權的重視超過不吸煙者對清潔空氣的重視。在一個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也就是真實世界里，比如向一個群體收錢支付給另一個群體是有成本的）某種分配方式可能比另一種更為有效。但更重要的是，不同分配方式會造成不同的分配后果。將空氣權給了不吸煙者，就使得他們能以吸煙者為代價獲益。
不管人們多么努力，仍然擺脫不掉分配的問題，即便是組織一種經濟形式過程中出現的最簡單的現象。將“產權”/外部效應與分配糾纏在一起的弊端是“自由”與“正義”不能被分開。每一個人的自由都必須受到限制——當這些自由對他人構成傷害時，比如，一個人污染環境的自由就侵犯了他人的健康；再比如，一個人開快車就侵犯了他人不被傷害的權利。然而，誰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呢？為了回答這一基本問題，各種社會都制定了規則和規定。這些規則規定既影響了經濟體系的效率也影響了分配：一些人的獲益是以另一些人的損失為代價的。
這就是為什么“權力”（政治權力）如此重要。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權力分配太過不均，那么隨之就會出現政治后果。盡管我們通常認為設計法治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免遭強勢群體的欺負、普通百姓免遭特權階層的欺負，然而那些有錢有勢的人還是會運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塑造法治，從而提供一種可讓他們剝削別人的法律架構。他們也會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力來確保維持不平等而不是實現一個更加平等和更加公正的經濟與社會。如果某些群體控制了政治進程，那么他們就會利用它來設計一種有利于自己的經濟體制：通過具體應用于某一行業的法律法規；通過監管破產、競爭、知識產權或稅收的法律法規；或者間接通過進入法院體系的成本。實際上，大公司都會狡辯它們有污染權——因此會要求不污染的補貼；或者狡辯它們有權對他人施加核污染的風險——于是就要求隱性補貼和責任限制，以便一旦工廠發生爆炸保護自己免于被起訴。
我在政府部門的工作經歷表明：那些在權力崗位上的人都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都是在追求公共利益。然而他們的信念至少是可塑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可以使他們確信它們所要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而事實上是為了它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將透過三種情境審視這一主題，這三種情境（掠奪性貸款、破產法、銀行提前收回房產的過程）都體現了規則和規定在確定美國市場經濟近年來的表現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
建立強有力的法治，這是人們的普遍需要，但重要的是應該有什么樣的規則以及如何實施這些規則。在設計統領經濟和社會的法律法規體系時存在著權衡取舍：一些法律法規有利于某個群體，另一些法律法規有利于另一個群體。
我們已審視了幾個例子，其中所發生的情況也許都是可預知的：法律法規以及它們的實施和執行都反映的是社會上層群體的利益而不是中下層群體的利益。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