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在中國法學界享有很高的地位。特別是法學理論這一塊，有吳大英、劉瀚、李步云、周新銘幾個大學者的名字在幾家大報的理論版頻頻出現，頗有些獨領風騷的意思。
然而，法理室的辦公室在當時堪稱陋室。一九八一年，我從研究生院畢業分配到法理室工作。當時法理室人數較多，故辦公在一樓的進門往左手拐的第一間大辦公室，大概是現在會客室的位置。桌子椅子都很破舊。屋子小而人多，桌子少而椅子多。門口的一張桌子是共用的，上頭堆放了一大堆信件。每周返所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信箱，把信件取出來，放在桌子上讓大家自取。收信人不清楚的或者無人領取的總是越積越多，慢慢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樣。整個辦公室給人的印象亂七八糟，一點也不整潔。但幾位先生的優長和特點，我在做學生時就已逐漸熟悉。
吳大英教授是室主任。他內心孤傲，卓爾不群，對學生學習要求也特別嚴格。吳大英老師做學問的特點是嚴謹、系統、對文字的標準極高。他本人是那種對文字和文章有特殊天賦的人，文章從不打草稿，想好了一氣哈成。在那個用稿紙寫稿子的年代，他的文章到了編輯那里幾乎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需要改動。如果學生寫了一個錯別字被他抓到，一頓嚴厲的批評不可避免。在他看來，寫錯別字是能力問題也是態度問題。學外語，他不像現在的外語教學那樣，注重語法，做題庫，而是給你一本外文原著要求你翻譯，他認為語言是在表達中體會的。在生活上，他特別隨和。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吳先生經常請我們吃飯。常去的地方是燈市西口的翠華樓。翠華樓是國有飯店，據說當年曾經招待過基辛格，拿手的一道菜叫桃花飯。從翠華樓橫穿馬路到西口，有一個國營菜站，吳先生經常在那里排隊買菜。陽光下他碩大的身材擠在買菜的隊伍中，很滑稽。這個情景被我們幾個弟子看到過，景榮師兄步"導師創業垂千古"之韻，寫詩稱"導師排隊一上午"。記得有一次全室十多個人去吃飯，四十元錢，酒足飯飽，花不完，臨走時不找錢了，飯店送了一個西瓜以補零頭，也沒有飯后水果的概念，由我提回辦公室，大家再慢慢吃。
劉瀚老師慈眉善目，總是笑瞇瞇的。他經常說，自己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和任何人發過火，生過氣。他出生貧苦，自幼聰慧過人，六歲進私塾，文化功底很深，從甘肅省的一個偏僻縣城走出來，從法院的書記員干起，又經過人民大學法律系的系統教育，社會經驗很豐富，也很豁達。他嗜酒，戲稱自己的養生之道是"二鍋頭加紅燒肉"。他會品味生活，講到自己所經過的逆境時也津津有味。記得有一次他講文革中曾經在首鋼燒鍋爐，怎樣送煤，怎樣調火，簡直是在講藝術。他曾經告訴我們，自己的筆名為"浩如"，是取其名字"瀚"之意蘊，寬廣博大。我們經常說，劉老師應該是長命百歲之人，因為他具備了長壽的性格特征。想不到這樣豁達開朗的一個人竟然也未能敵過病魔。
李步云老師思維活躍，現實責任感強，總是鼓勵我們探討那些前沿的理論問題。這種學術風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有政治風險的。在思想解放的大氛圍中，他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問題上的著述啟迪了一代人。李老師上過朝鮮戰場并且留下了殘疾，后來大量的學術著作都是一字一句地用不方便的手寫下來的，其中辛苦，不可言狀。他心地善良，有求必應，對年輕人大力提攜。長期住在地安門附近促狹的平房中并不影響他的熱情和好客。我們多次到他家去聚會，在狹小的客廳里吃飯喝酒，高談闊論。
周新銘老師主要研究西方法哲學，八十年代也寫民主和法制的文章，領先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進行研究。他住在新街口三不老胡同，每次返所都拎著一個黃旅行袋，里面裝著要還給圖書館的書，順便再借一批書帶回去。因為周師母曾經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英文播音員，一口流暢的英語，視野也比較國際化，因此在那個平民化時代，周老師尚保留著某些高雅的生活方式，還記得他講到怎樣喝咖啡。有一次集體植樹，中午吃飯時周老師竟然給每個人一個煮雞蛋，那可是憑票按人頭供應的。我的孩子小的時候周老師曾經送了他一只玩具大熊貓，這個玩具至少保存了十年。
那時候在返所日一般沒有什么活動，主要是室里人自己談天說地，交流信息。幾位老師的言傳身教對我們影響很大。文化和精神的傳承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延續。
除了幾位老師以外，年輕一點的有陳春龍、劉兆興、徐炳和我。陳春龍手不釋卷，想到什么或者讀到什么就寫在手上，經常是一手的藍墨水。他在七十年代末和肖賢富合著了一本《法學概論》，領學術之先，我認為這本書到現在也有很重要的價值。劉兆興和我讀研究生時同窗，他的特點是勤奮。年過四十開始學德語，后來留學德國，回來時送我們外匯券，那個時候可以用外匯券買點憑票供應的商品。徐炳在八十年代初寫了幾篇很有影響的法學文章，來所時間和我差不多，我自認為他高我一籌。他有在國外使館工作的經歷，認識他之前我看到他寫的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題為"澳大利亞人的謝謝你"的小文章，印象深刻。后來我們成了同事,交流頗多。他英文極好，令我羨慕不己。徐炳又是集豪氣和文采于一身之人，敢想敢為，敢喜敢怒，我們都認為他能成大事。
現在有的老師已經仙逝，有的老師仍然在為學術理想拼搏。幾個當年的晚輩也熬成了長輩，面對年輕的學生時經常不知自己是何許人也。一直把自己當學生，不意之間就成了先生。回頭看看走過的路，法理室曾經是我們的驛站。那個時代的簡樸、單純、執著、人和人之間的親密，都令我們永遠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