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蘇力于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中國大學出版社協會、在華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聯合主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協辦的“中外大學出版社學術論壇”（北京，2019.8.26）上的發言。
一、首先，為什么中國？
在近現代國際文化交流中，中國學人有多種選擇。他/她可以向中國介紹外國學術成果，也可以自主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學術傳統中，研究西方的問題，并做出重要貢獻。但在我看來，若僅就學術貢獻而言，更可能會來自他向世界講述和展現中國人的經驗。因為這畢竟會是他/她最熟悉最豐富的經驗。和物質產品的交換相同，各國各地人們相互交換的一定是外地產出的但對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些特別意義的產品。恰如魯迅先生所言，盡管他說的是文學，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的經驗不一定對其他地方的人都有意義，但如果還有些意義，那就是超越地方的意義。國際學術出版其實就是促成各地方的經驗、智慧和信息的交換。
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唯一未曾中斷持續至今的文明。20世紀以來，中國的巨大變革，完全可以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非但挑戰了“歷史終結”的信念和神話，也改變了近現代以來眾多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評判。自古以來，中國人的智慧，無論以何種方式凝結，都可能有智識意義，至少有參考價值。并且無論有無有效的國際傳播，這種意義也一直都在。但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中國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國經驗的意義日漸增加，加速釋放，不僅有知識的意義，學術思想文化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有社會實踐的意義。當代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可以為解決人類的某些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二、為什么故事？以及什么意義上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與跨文化的理解有關。
有許多學科的知識可以借助純理論思辨展開，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邏輯，借助數學和其他眾多自然科學。但人文社科研究會有不同，有些知識和學術是附著于本地實踐、制度和文化發生的，很難直接翻譯，只能借助本地語境中生發的概念、范疇、命題和理論才能表達和交流。即便有學者試圖將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納入跨文化交流，但會有不少內容，至少一段時間內，仍會深嵌于特定語境中。
多年前，德國人類學家弗萊格就指出，長庚星和啟明星指的是同一顆星（太陽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會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兩個不同語境中，是兩顆星。要理解天文學上的這一顆星何以在他們心中是兩顆星，就必須理解在他們心中有關我們通常稱為金星的這個星球的兩個故事。又如中文“家”這個概念。無論70年前中國人的“五口之家”，還是今天在中國占主導的“三口之家”，按中國古人的理解，都是“戶”；昔日農耕中國的“家”，費孝通先生曾分析討論過，其實是個小家族，是個綿延承續的事業社群。又有，英文中crime of passion，在中國的普通人當中，至今仍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譯作略帶惋惜甚或褒義的“激情犯罪”，中性的“沖動犯罪”和極端貶義的“獸性發作”，分別指涉伴隨了強烈情感的三類犯罪行為，隱含了中國民眾對這些行為和情感的道德評判。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難僅僅通過簡單對應的語詞來準確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決于理解者能否有效進入或想象一種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許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于一些故事——一些關于他者生活生存的整體想象，這是理解所依賴的語境。
用抽象的概念、理論來講一件事則更困難，很容易簡單化、教條化甚或意識形態化。如，若僅僅用改革或開放，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解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那肯定是枯澀的，很缺乏智識和學術意味。因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體的，在具體時空中以具體措施來應對具體的問題；不僅有一系列非常具體敏感的條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細的操作，有先來后到，甚至也有預先沒有料到事后看來很偶然的因素。“改革”這個詞無法傳遞大量重要因素，但一個生動的故事則可能傳遞更多精微豐富的信息。也曾有人把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的經濟發展，歸功于儒家傳統。一般說說也可以，但不能當真。因為在相當程度上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走出發生于古代農耕社會的那個儒家傳統。
因此要解說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不可能用中國經驗來演繹例證幾個西方的經典理論命題就能完成的，確實需要在精細復雜的語境中展開生動具體的故事。不能選擇性地講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講一個在具體語境中展開的相對細致的故事。當然也不是事無巨細，不可能；有意無意，都一定會有也要有剪裁，但故事永遠比命題有更多寓意。
但也應注意，在中文中，故事這個詞往往有虛構或編造的意味。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文學藝術作品除外，一定要避免這種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簡單排斥想象和腦補。前面已說過，無論自覺不自覺，即便最注重實證經驗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并在這個意義上會有虛構和創作。甚至歷史著作如《史記》也有不少虛構，魯迅先生因此稱其為“史家之絕唱”，卻又稱其是“無韻之離騷”——贊揚中還隱含有限定甚至某種批評。諸多社會變量之間的因果/關聯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學者腦補出來的，首先是虛構或猜想，即便后來被“證實了”或是回歸分析的相關系數趨近1。甚至，亞里士多德曾根據歷史記錄的全都只是個別事實，而當時的文學/詩旨在描述普遍性實踐，因此認定后者更接近真實。盡管如此，我還是強調，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須堅持經驗主義傳統。不能把講好中國故事變成編故事，演繹主觀意愿，或抒寫個人的社會的愿景。其實除了譯作“愿景”外，vision通常譯作“幻覺”。
三、為什么要“說好”？
強調要說好，就因為目前說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國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年來的成就相比。不僅很難讓人聽見，聽進去；許多時候，就像題記引的那幾句詩表述的那樣，幾乎每個識字的中國人都曾有過的那種窘境：有些漢字，我們確實知道意思，甚至感動了，但就是讀不出聲來，或一直讀錯了——在2018年五四晚上之前，在我心中，就一直把鴻鵠（hú）之志讀作鴻（gǔ）之志，此前也曾長期把溫情脈脈（mò mò）讀作溫情（mài mài）。這是表意文字世界中讀書人注定遭遇的，我不覺得有啥丟人的；拼音文字世界的讀書人會有更多相反的經驗：能拼讀出聲但不知其意，同樣沒啥丟人的。
問題是，為什么說的不好？甚或發不出聲？因為目前國際上占主導地位的學術話語源自西方，許多概念、命題和理論都來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國家的特殊經驗。盡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學者的努力，基于中國經驗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國學人撰寫的也日益增多，但總體而言，很多中國故事和中國研究，對西方普通民眾或學人，仍然異己的，至少也是邊緣的。許多看似基于中國經驗的學術，所謂的中國故事，非但附著于西方學術傳統的，并因此是西學的產物，支持或驗證的是西方理論。但也因此，對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來說，這些來自中國的或關于中國的學術，講的故事，在這個知識生產和話語交流的大格局中，幾乎是有它不多，沒它不少；有時甚至真的只是一個文化多元的裝飾性符號。在那些偶爾也會瞄一眼中國經驗的西方學人看來，許多中國故事沒啥新東西，沒推進學術，更別說帶來研究范式的變革。
是有西方學者的偏見，但并不由全是。主要還是因為許多來自西方社會和學術實踐的理論、概念和命題與中國經驗有距離；即便牽強附會，也很難有效解說中國的實踐或經驗。馬克思主義當年預言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將發生在西歐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卻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小農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后來中國革命實踐證明成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誠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荒唐，因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但中國革命的勝利讓我們今天完全不再為馬克思本人的論斷矯情；我們有了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根據其理想型法律分類，韋伯認為只有以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傳統才有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便英美法，也有悖他認為最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類型，屬于最不被待見的“卡迪司法（Kadi-justice）”。中國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國學人歸結為卡迪司法。這個分析在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理論中，邏輯很嚴謹，結論很雄辯，因此很流行。但韋伯的觀點在經驗上一直麻煩不斷。不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質疑，在韋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驚的反例。在東亞，從日本開始，緊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都一再挑戰韋伯的理論。有華人學者試圖修正和補充韋伯的學說，但這類努力只是削足適履，想做的不過是韋伯的理論沒錯，只是韋伯或韋氏學人把英美或東亞社會的法律錯誤概括了。
由于西方學術強勢，對西方的一些經驗也頗有解說力，因此，許多源自西方的理論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為了學術積累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當然。但帶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許多中國學人缺乏學術自信，言必稱希臘，言必稱羅馬，言必稱美國。只會引證，無力質疑。習慣于用西方標準，學術的、政治的，來衡量、判斷甚至剪裁中國故事，并把中西的差異一律視為中西的差距，自然無心也無力理解和整理中國經驗。許多所謂的中國故事其實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對西方理論的例證。在當代中國的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一部分就是學術進出口，引介國外的理論，用中國經驗附會，然后輸出。非但“不能表達自己，只能被表達”，中國常常被迫在某種特定的中西權力關系位置中被表達。
不搞進出口貿易的也未必更好，由于時代變遷，由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國故事的受眾也有了很大變化。因此，有時，即便努力了，學人也無法同當代的中國受眾或外國受眾有效交流。他們或者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和倫理話語表述，讓當今中外受眾都不很明白；或者以當代的政策宣傳話語交流，不僅容易讓人猜疑，更難讓人聽進去；有時生硬的翻譯語詞甚至引發非常不幸的誤解。這樣的表述往往變成缺乏社會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語。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渴望受眾，中外受眾。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至上者乃至逆向種族主義者除外，中國學人不同程度地都盡力講述了他們理解的中國故事了。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時是發不出聲來；有時，由于信號編碼的差異，發出的也沒法讓外國讀者聽進去，并聽得明白，暫且不說接受與否。怎么辦？
但在轉向如何發聲，如何說好之前，我得先說一句，要說好中國故事，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當代的，最重要的其實真還不是，至少不只是，講述，而是如何把當代中國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故事總體上一定依附于中國的生存和發展，繁榮和昌盛，依附于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有了這個前提，“說好中國故事”才可能成為一個有實在意義的國際文化交流的問題，才有中國故事的消費需求。如果當代中國做得很糟，就不會有多少中國故事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說好中國故事的必需。我們今天這個會議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國經濟GDP世界第二，是國際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國，制造業第一大國。北美大陸上早已滅絕的印第安裴奎特人，沒有任何必要說好他們故事？新西蘭毛利人也許有說好自己故事的心愿，但除了喜歡異國風情的游客外，還有誰，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盡管如此，對我來說，說好中國故事的意義卻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僅僅在于贊美中國。我更看重的其實是，這些中國故事中可能蘊含了某些知識和經驗，具有更一般的意義，超越了中國，可能為遙遠地方的他人分享。這就是所謂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或教訓，或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我不是普世主義者，我說的只是可能。作為一個學人，我只是不愿從一開始排除這種可能。如果我說中國故事，那只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個故事，對于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種學理的或啟發的意義。
四、如何“說好”？
這是作者的真正難題。
與其他動物相比，人的最大特點之一也許是，有無限的想象力，卻很難實現。他可以預設目標，精細規劃，他也能想象成功，甚至為之心潮澎湃，熱淚盈眶，猶如身臨其境。然而，不但努力了，也未必能實現；更多的是，一覺醒來，就放棄了昨夜夜不能寐的激情暢想。這不僅是知與行的矛盾；其實也是個“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問題。在說好中國故事上，也不例外。
不能強求，這只能靠每個研究者、學人、譯者、出版商自己的努力，也要靠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不是一切努力都沒有結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結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結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個確定的結果。”但即便如此，卻還要努力，也只能努力，持續的。不僅要個人努力，這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因為學術，尤其是人文社科，雖然更多依賴學人個人的創造；在今天，也離不開集體的努力，協調和合作，尤其當涉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涉及市場。
因此說好中國故事，其實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說”的問題，而是行動。但也還有些或許可以分享的東西。下面，就以我作為作者的經驗為基礎談談，說好中國故事中，一些還可以言說的，可能為他人參考的，考量或經驗。許多是老生常談，但老生常談恰恰因為這很重要。
首先要理解中國，而理解的前提是熱愛，而不是投機——搭中國崛起這趟便車。這個熱愛包括了純粹因學術興趣而產生的強烈職業偏好，但也包括了，出于對中國的熟知、長期廝守而產生的、可能被指責為中國文化中心主義色彩的那份“偏執”。其實，在特定意義上，“熱愛”就是一種偏執，就像“不愛江山愛美人”那樣。這種偏執不丟人。哲學闡釋學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識發生和拓展都始于一種prejudgment，可譯為前見/偏見。也只有在一個具體社會、文化、傳統中持續努力，也才可能有發現和洞見。至少有時，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場上的風起云涌，潮起潮落，就得一葉孤舟，“出沒風波里”（范仲淹）或是“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決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點過于自戀。但也別以為只要執著、堅守、自信、努力，就會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這都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個必要條件。只是說在別不計較最后結果，尤其是個人功名。否則，就是機會主義，想“賭一把”。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但也不僅在人文社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數學家張益唐的堅持。是從小學課本上的故事“小貓釣魚”，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這兩個成語的。
只有熱愛也才更愿意理解，才能沉下心來理解，堅持以中國為本位，更建設性地從學術角度切入，深入務實，研究那些只有在中國才能更好更有效研究的問題，直到心中有了點干貨，有了值得一說的故事。
但言說者也即作者還一定要有強烈讀者感，要明白自己打算對誰說話？是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甚至，哪個外國？），對專業學人還是普通讀者，預期讀者的年齡段、知識水平甚或性別、意識形態、文化前見/偏見等因素。
若潛在的受眾是中國人，作者要能想象并理解，為可更多借助，受眾已有的各類中國經驗，以各種手段喚醒和激活讀者去“反芻”他們已有的中國經驗；為他們提供一些新的可能的立場和視角，勾連一些他們之前不曾想到的變量之間的關系，讓他們感知歷史和當代中國人在社會實踐中的種種智慧。
這一點原則上對外國讀者也適用。只是外國讀者的生活經驗更多受其所在國的文化塑造，因此作者在說中國故事時，必須有所調整。一方面要讓外國讀者了解中國的相關情況，特別是規定中國故事的那些非常具體實在的中國問題（problems），讀者才有可能在智識上理解并跟上某個中國故事的發生和演變。另一方面，更要借助那些高度直觀的經驗，借助那些源自歐洲但幾個世紀來已經被全球分享的文化符號，無論是人文知識，還是自然或社會科學的理論，甚至那些往往反映了人類共通問題的童話和民間傳說等等，為中國故事的展開鋪路。
鑒于中外文化交流這一語境限定，要說好中國故事，一個重要考量也許應適度弱化傳統中國人文話語的表述，更多并善于將其轉換成社會科學的分析、論證和闡述。因為傳統中國經典是高度精英導向，思想表達常常極為簡潔，大量斷言，很少細致的邏輯論證，往往直接訴諸于讀者的悟性。說是“誨人不倦”，其實孔子乃至后世中國的精英教育對學生要求歷來偏高。這與今天中國學術和國際交流的預期受眾的差距很大，這就要求今天說中國故事的人必須做出相應調整，要把許多話說明白，必須有更細致的分析論證。不僅要避免用中國習慣的套話包裝。因為，至今還有不少中國人還會把儒家（其實很可能只是孟子這一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或理想，當成實然，甚至當成一種社會政治規律；也有人把一些有社會激勵意義的口號或追求，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當成一種社會理論。但同樣應避免的是，把對社會實踐或歷史過程的簡單描述當成理論，或是把一個看上去不錯的故事話語當成一種理論。其實，理論必須有一般性；一個好的中國故事，至少必須給人以故事之外的啟示。
弱化中國傳統的人文話語表達可能會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只是，至少有時，這種犧牲是必須的，因為值得，因為以這種方式說中國故事，可能收獲更多讀者，收獲話語的社會影響力。社會科學的明晰和邏輯表達一定會犧牲豐富、復雜、飽滿但也因此不確定的意涵。但任何選擇都會有放棄，都會有所損益。
追求社會科學的表達，好處是讓故事變成理論。理論的最大好處是便于讀者將命題邏輯地展開，用來解說、處理他或她身邊的問題，故事中的經驗可以成為一種工具，應對他或她的生活。這既是對地方性知識的驗證，也可能是對地方性知識的移植和發展。中國經驗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結果甚至會消除外國學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學者對外來文化的神秘主義理解，一種敬而遠之加懷疑的態度。
社會科學的表達絕不只是套用某些西方理論、概念或命題，僅在理論層面上兜圈子。用中國經驗來例證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重要，但更有效的“說好中國故事”甚至應自覺用中國經驗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外國人對其自我經驗的解說，自覺用中國經驗中的道理來系統解說或重新解說那些被認為已有定論的外國故事或理論。西方學界對索福克勒斯悲劇《安提戈涅》的傳統解說很多，有自然法與實證法沖突說，或黑格爾的倫理沖突說，或后來的女權男權沖突說。而借助中國儒家傳統視角，我認為這個悲劇最重要的寓意只是，在農耕社區內，儒家歷來強調的綱常倫理的重大制度意義。基于中國經驗的這一解讀，既是對西學經典的新解，也是對儒家經典命題的印證和支持。思想開放，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不迷信名人，不迷信經典，不迷信通說，不死磕概念，最為重要。一定要以務實的經驗導向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態度對待學術和理論。
雖然說好中國故事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的要求，但對中國讀者也應如此。作者首先應注意如何對中國讀者，對今天的中國讀者——全球化時代對中外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今天的中國讀者，說好中國故事。如果一位中國作者不能讓中國讀者理解更多一些，看到更多一些，不能激活讀者自身經歷過的有所感動但尚未覺悟的東西，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好作者。中國作者應當成為一位好作者，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書墨飄香的世界，卻更是一個全球競爭的學術出版/商業出版的世界。
結語
以上所言，只是從作者方面討論如何“說好”。但從社會層面來看，一個故事講得到底好不好，與作者的想法甚至努力不一定有關。最終會是從社會效果上看，看能否有效影響讀者。依據讀者反映理論，也根據近現代以來中國學習外國的眾多經驗證明，是作者很難掌控的。重要的其實是讀者，是讀者的自我努力。這個努力主要不是閱讀，而是閱讀之后讀者的實踐，包括他/她的思考和社會行動。講好中國故事，不可能過多指望被說的那個故事，也不能過多指望說故事的那位作者。
畢竟，“詩不會令任何事發生”。
2019年8月10日初稿，8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