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敬按：
壽終德望在，身去音容存。著名法學家、西南政法大學原校長、被譽為我國法經濟學第一人種明釗教授于2020年2月14日12時44分在重慶醫科大學附一院逝世，享年88歲。特此編發著名法學家、西政俞榮根教授2011年在“種明釗教授八十華誕學術研究會”的發言稿，該文較為詳細描述了種老的事功與思想。種老安息！
本文原載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編：《法經濟學競爭法與法學教育--種明釗教授八十華誕學術研討會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4版。后編入俞榮根《風骨法苑幾多人》，商務印書館2014年出版。
種明釗教授簡介
1932年7月生，山東滕州人，研究生畢業。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法學教育家，經濟法學家，“法經濟學”的先驅者，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科的創始人之一，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擔任西政復辦后的第四任院長，改名為西南政法大學后的首任校長。1953年在讀本科期間由云南大學調整到西南政法學院繼續學習，1954年7月留校任教，1955年9月在四川大學做研究生，1957年7月研究生畢業后回本校任教。是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兼任或曾兼任四川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民法經濟法研究會副會長、中美法學教育交流委員會中方委員、重慶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貴州省人民政府咨詢顧問、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組法學評審組成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重慶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重慶和深圳仲裁委仲裁員等。出版《競爭法》、《競爭法學》、《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等著作，主持完成“七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農村經濟法制研究》。
作者 俞榮根
俞榮根，著名法史學家，曾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重慶社會科學院院長。
（圖 種明釗教授與俞榮根教授）
謝謝種老師和種門弟子邀請我參加今天的盛會！
由學生們為自己80高齡的老師發起并操辦一個紀念會，這樣的活動很平民，很人性，很溫馨，很親和，很給力，很有意義！很了不起！它體現并弘揚了中華文化“尊師重道”的優秀傳統；它體現并弘揚了中華民族善良人性中“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感恩”情懷！
它還雄辯地證明并展示了你們師生之間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綿甜醇厚的情誼，證明并展示了老師人格的魅力和教育的成功，證明并展示了學生團隊的團結與優秀！而你們的成功與優秀，又是西南政法大學的成功和優秀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法學教育的成功和優秀的一個明證，還是共和國法治事業走向成功和優秀的一塊基石！
種明釗教授首先是我的好老師。當我跨進復辦不久、百廢待興的西南政法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他已是西政從教25年的骨干教師。種明釗教授同時是我的好領導。
1984年他出任西南政法學院副院長、院長和西南政法大學校長后，直到1997年底我調離西政到重慶市工作為止，整整14年，我是他分管或主管下的一名教師和科研工作者。其間，1996至1997年，我擔任學校的副校長，作為種校長的助手，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我一介書生，缺乏教育行政工作經驗，常常需要他手把手地指導。那段時間，我的體會是：特別繁忙，特別辛苦，也特別充實，特別受教益，特別有進步，特別難忘。
借此機會，我要再一次從心底里說一句最普通但內涵和情感最豐富的話：謝謝種老師！謝謝種校長！
經師易得，人師難尋。種老師學高德厚，他在教書育人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通過今天會場上濟濟一堂的展示，可以用光彩奪目來形容。我是經濟法專業的門外漢，就不必班門弄斧了，還是留給在座的各位種門弟子去講，你們的切身感受最深。
我想著重回憶一下作為法學教育家的種明釗教授。
有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中說，種明釗教授任西政院長和校長時有三大愿望：上博士點、改校名、成立出版社。我這里再加一個：沖刺“211”。其實，這些也是西政人的共同愿景。
1990年6月，種明釗教授接任西政院長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上博士點�；侍觳回撚行娜�。1993年，訴訟法學科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西政第一個博士學位點。接著，再接再厲，經濟法學科于1996年取得博士學位授予權。1996年的情況我有所參予。
按常規，批準博士學位授予權與批準博士生導師不是一回事，誰任博士生導師得另行報批。由于我校的學科建設工作做得扎實，經濟法學科的博士點與博士生導師是一起批下的。1996年，我校還實現了博士生招生名額翻番，由1995年的三名一下子擴大為六名。我校復辦后的第六任校長龍宗智教授就是這年入學攻讀博士學位的。
第二件大事是改校名。
當時，1978年由國務院批準的重點高校中所有叫“學院”的高校幾乎都改成“大學”了。西南政法學院已落到最后，而在社會輿論上，有人批評“學院”改“大學”是“攀比”、“自我膨脹”，高喊“剎車”。因此，讓國家教委批準我校改校名還有相當困難。
當然，我校也創造了必備的條件，例如，我們從1980年代起到1995年已發展為九個系，除法學專業的四個系外，還創辦了偵查學系、經濟系、外語與新聞學系、國際經濟貿易系，成為一個以法學為主的多科性大學。但工作還是有相當難度的，種明釗教授是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就充分利用這個身份，每年上京開兩會，就操心學校的事，抓住每一個機會，不放棄任何一點可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說服一切可以接觸的領導。
年復一年，愚公移山，感動上蒼。終于，1995年5月，國家教委批準了我們改稱大學的請求。在司法部的“老五院”中，除中國政法大學外，中南政法與中南財經于2000年5月合校進為大學就不說了，繼續獨立辦學的西北政法改大學在2006年11月，華東政法在2007年3月，比我們分別晚了11年和12年。1995年5月26日上午，隆重簡樸而又熱烈的更名慶典大會在階梯教室(現在的沙坪壩校區嶺南廳)舉行。從此，我們這所老牌政法類高校就以“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名屹立于中國高校群體。
大家都知道，我校的出版社至今未獲批準，沖刺“211”也被擋在門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老校長曾叫我寫一寫我們學校爭取進“211工程”的事。當時，作為種校長的助手，他分配我直接負責這項工作。自古至今，習慣于以成敗論英雄。思慮再三，我還是沒有動筆。我不是一個怕負責任的人，也沒有什么個人毀譽上的計較。我在這里只想說，西南政法大學在爭創“211”高校中是出色的！優秀的！扎實而且到位的！在爭創“211”高校的過程中，我們內聚人心，外樹形象，推進了學校的教學、科研工作，提升了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當年“211”辦公室的人也沒有辜負全校師生的托付，對得起學校和司法部兩級“211”領導小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我們完成了《西南政法大學“211工程”整體建設論證報告》和《西南政法大學“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論證報告》20多萬字，實現司法部與重慶市政府、司法部與四川省政府“共同建設西南政法大學”的文件簽約，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加強法學教育和法律人才培養，支持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共同進入‘211工程’的意見”。后來因為有些高校學生為“211”的事上了街，“211工程”就此暫停，司法部所屬高校都被擋在了門外。
據說，這以后西政也不是一點沒有機會。但1997年后我不再負責這項工作，這年11月我離開學校到重慶市工作，以后發生的一些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現在有句形容忘我工作的“重慶特色”話語，叫做“五加二”、“白加黑”，可以自豪地說，這個說法用在當年“211”辦公室的頭上是沒有一點不合適的。在“211”問題上，我們盡力了！種老校長盡力了，也盡心了！
有一種言論，說是當時我們把陣場搞得太大了，把師生員工的胃口吊高了，大大增加了后續工作的困難，弄得不好收場。試問，我校偏居西南，當時的重慶還是四川省管轄下的一個市，離設在成都的省政府遠，離北京更遠，不把動員宣傳工作做到位行嗎？！不三天兩頭跑成都、跑北京行嗎？！
張衛平教授說過，在外地放十炮不如在北京打一搶。一個外地的學者如此，一個外地的一般高校何嘗不是如此？！放上十炮也不見得有效，人家聽不聽得到還得另說哪，但我們不放這十炮能行嗎？！我們要辦成一件事，往往要比在北京、在“天子腳下”的同行多花十倍的辛勞，多流十倍的汗水，多作十倍的努力。今天也有我們的行政領導和來自其他各省市的干行政工作的校友在座，大家想想，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其實，爭博士點、改校名，乃至于辦出版社、爭“211”，都是我國特有的行政化辦大學導演出來的一幕幕悲喜劇(其中，辦出版社的情況有所不同，超出了教育系統的范圍)，國外的校長們怎么也搞不明白中國大陸的校長們會遇到這么多亂七八糟的事。
當然，北大、清華的校長們不用操心這些煩心事，也許所有的“985”高校的校長們都可以不操心，至少是少操心這些事。本來，高等教育領域有自己的辦學規律和教育規律，然而，在我們的面前，只覺得那只“看得見的手”其大無比。我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在我們無法改變這種情況之前，必須學會適者生存的法則。如果說，一個學者，尚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保持自己獨立人格，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的話，那么，作為一個校長，他可能連這點自由和權利都沒有。
因為，一個學者一般來說只涉及自身，他可以不去放那十炮，甚至一炮也不放，不要名不要利，守身如玉，大不了一世清貧。而一個校長卻不行，校長身系這個學校的發展，身系這個學校的上萬師生。要知道，當年我們學校的財政拔款只有2000萬，而教職工的工資占到了70％，剩下除了辦公經費，哪里還有用于科研和發展的錢？！
所以，面對博士點、校名、“211”這類有“看得見的手”提供的“機遇”，或者說，這種內含著豐厚的人、財、物的“蛋糕”的爭搶，他不能不全力而赴，不能不挖空心思，不能不違心為之，否則將成為學校、學科發展和教師、學生的“罪人”。因為，這種機遇的供給十分短缺，而它們又是高校發展最最重要的資源。我們知道，丟失機遇的錯誤是天下最大的錯誤，哪個校長輸得起��！跑北京、求部委，爭機遇、搶“蛋糕”，這是中國一般性大學里當了校長的教授、學者們最喪失自尊的事，也是他們心頭最無奈的痛楚。
種明釗教授在擔任校長的那七年里，就是過的這種日子。他中道而立，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在他的任內，我校成為博士點學校，改名為“西南政法大學”。這兩件都不是小事，而是鑄就西政跨越式發展的大事�；仡櫸覀兾髡䦶娃k以來的歷史，就其內涵發展的方面來看，如果說，1977年率先于其他四所政法學院復辦和1978年提前招生并被確定為重點大學是它獲得了占盡先機的發展基礎的話，那么，1993年上博士點和1995年改校名則是為它奠立起中國高等法學教育中繼續輝煌的新臺階。
一任校長，不過是薪火相傳中的一站，能有如此作為，辦成兩件大事，稱得上功在當代，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對得起西政的父老鄉親了。憑心而論，不是對西政有深切的愛，不能如此盡心！不是對法學教育有自覺的歷史責任感，不能如此盡力！不是出以公心和無限忠誠，不能如此忘我！不是全身心投入，不能有如此成績！沒有德識才干，也不能獲如此成就！
謝謝您！種校長！您辛苦了！
其實，種校長在任期間還創造了幾個西政歷史上的第一
全國第一批具有法律碩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
全國第一批舉辦法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的高校；
全國第一批把法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辦到全國去的高校；
重慶唯一一所碩士點評估中全部獲得“優秀”級別的高校；
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司法部的第一次本科教學評估和成人教學評估高校；
引進了西政的第一個博士；
如此等等。
《法制日報》、《南方周末》在報道西南政法大學時曾經說，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發展最快、步伐最大的五年，也是人氣最旺、最有生機的五年。此言不虛。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人心！這就是公論！
此外，種老師還有一項值得驕傲的成就，這對于他是不是校長也許不重要，但對于他的幸福指數高不高恰恰最重要。我指的是他和鄧宏碧老師教子有方，一女一子在學業上、事業上都有大成。古人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種老師修身齊家治校，家庭幸福，政績燦然，而今喜慶80華誕，可謂是福壽雙全，人生圓滿，圓滿人生！
下面想說幾句我本人的事。我不會忘記種校長對我的“儒家法研究”、“羌族習慣法研究”給予的寶貴支持。他從不忌賢妒能，搞親親疏疏、團團伙伙，以身作則，風正氣清。正是由于在他的領導下的評審、評選工作所體現的公平、公正，我校一批拔尖的青年才俊，破格晉升為副教授、教授，給了當時一大批名不見經傳的青年教師以希望和信心。這對于一個大學來說是最為寶貴的精神力量。
前面說過，我走上行政崗位之時，什么都不懂，除了我的恩師楊景凡教授，還有盧云教授等不少老教授耳提面命外，最直接的就是得到了種校長的言傳身教，使我較好地度過了那個“斷奶期”。后來，我去了重慶社科院和重慶市人大法制委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予以關心與幫助。2003年，還不顧70多歲的高齡應聘擔任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咨詢專家，支持和指導我們的地方立法工作。
最后，想送給老校長一幅對聯：
推農村法制，吁社會保障，數度重版競爭法學，乃國內法經濟學第一人；
創博士學校，掛大學校牌，再次構建發展平臺，是西政人氣旺盛最佳時。”
對聯注釋：
1.推農村法制，指種明釗教授主持、主編的國家社科“七五”重點項目《中國農村經濟法制研究》，重慶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該著作獲得四川省社科二等獎。
2.吁社會保障， 指種明釗教授主持、主編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數度重版競爭法學，指種明釗教授主編的教材《競爭法》，法律出版社已連續出了四版。
4.法經濟學第一人，指種明釗教授發表于西南政法學院學報——《法學季刊》（現名為《現代法學》）1983年第2期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基礎與法經濟學的建立》一文，該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法律》全文轉載，是中國大陸第一篇論述‘法和經濟學’的論文。
這不像華彩飛揚的祝壽聯，都是事實的羅列，平淡無奇。然而，平平淡淡才是真。
老祖宗留給我們一句話，“人生七十古來稀”。而今科學昌明，盛世氣象，70還是小弟弟，80就像是“八零后”。大家看到，我們80歲的種老師鶴發童顏，耳聰目明，思維敏捷，精神矍鑠。讓我們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相會，再來喝一杯種老師的壽酒吧！
2011.7
附錄：
悼種校長
種本孔門仲由姓，
明德尚法倡先聲。
釗勉校事夙與夕，
哲人其萎悼念深。
注釋：
仲由即子路，孔子高足，居七十二賢人前列。后人秦政時避禍改姓“種”“仲”。種明釗祖父系抗戰時由滕州遷居云南。
歌樂山青松作筆續寫法學黃埔新篇章
嘉陵江逝水為琴禮送鞠躬盡瘁米壽人
種明釗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