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的依法治理有何不同？中日韓如何攜手合作防控疫情擴散、減輕地區經濟和貿易的損失？2月6日，文匯報記者李念連線采訪了正在日本的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衛東教授。季衛東是第五代法學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曾在日本神戶大學執教。
日本上下對中國疫情感同身受，總體友好和關注
文匯報：很多信息都顯示，日本民眾對此次中國人民遭受的新冠病毒肺炎感同身受，1月下旬許多藥妝店就有問候標語、出售口罩，醫學界也有迅疾的科研合作，截至2月6日中午，因為“鉆石公主”號郵輪確診已經有20人，所以，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40人，居海外最多人數。您在日期間感受到怎樣的氛圍？是否和以往有所不同？
季衛東：我是除夕前兩天來日本和家人過春節的，原計劃2月4日回去，但現在只能等到參加中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后了。從武漢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紛紛表示慰問和支援，僅捐贈口罩就達一百三十萬只，期間也有日本朋友問我是否需要口罩。但從一周前開始，在日本各地口罩也陸續斷供了。我以前工作過的神戶大學還特意詢問是否需要為我在日本期間提供工作室以及其他必要的幫助，讓我很感動。另外，日本政府也表達了關切和合作抗疫的意向，剛剛又捐贈了十萬套醫用防護服。山梨縣知事長崎幸太郎還對中國游客發了公開信，表示關切，并愿意提供醫療網絡服務。總體氛圍確實很友好。
你提及的“鉆石公主”號郵輪問題的確頗嚴重。日本已經完成了對船上3711名乘客的采樣，通過部分檢測結果已經確認六十多人感染。這個新聞對日本社會沖擊很大。國會也在進行討論。政府有關部門已經對搭乘日本郵輪的非本國公民都采取了嚴禁上岸的措施。此后的舉措以及輿情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包括醫學專家在內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新冠病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點過于嚴苛。但更多的人認為中國的果斷對策是正確的、有效的，別國也應效仿。總而言之，日本政府和國民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疫情，并抱有同情、友善以及支援的態度。
日本防控優點：信息透明、定期注射疫苗、沖洗消毒下水道
文匯報：聽說您曾經在日本得過流感，當時是怎樣處理的？
季衛東：我在2006年2月得了H1N1流感，它和后來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略有不同。因為我事先從電視、報紙已經看到這個疫情的公告，知道注意事項，所以我出現發燒等類似征兆，就立刻去醫院就診。下班時間只有急診，醫生檢測了鼻子里的分泌物，馬上測出確實得病了。對癥下藥，開了達菲等藥物，很快壓住，經過一周左右的治療后就痊愈了。
文匯報：萬幸。您在2009年回國前曾長期在日本留學，高校教書、科研，日本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防疫一般是怎樣展開的？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
季衛東：近一二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人禽交叉感染的疫情一旦爆發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早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日本社會早就在討論這個風險，并積極采取各種預防舉措。近些年來，對禽流感、豬蹄疫等都非常重視。我覺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中國借鑒。
首先，信息非常透明。一般每年的季節性流感到來前，政府都會在政府網站、醫療機構公告、電視以及報刊進行預告。如果是突發疫情，一定是報紙和電視的頭條新聞。這些高度透明化的信息傳播，使得大家都很冷靜。
然后政府會有相應措施跟上，如事先注射疫苗。疫苗一般在中小診所和私人醫院都備有，不需要到大醫院去排隊注射。對于口罩、藥品、疫苗等的分配，也是提前做好每個地區發病人數的預測，比如基本儲備量是為2500萬人提供平均每人5天服用的藥物。因此，就不會有物資調配上的供給不周。
第三，日本人有愛戴口罩的習慣。因為日本每年的花粉感染率比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認為得病就會麻煩別人，所以得了感冒都會戴起口罩。日本每個餐館、公共場所都配有免費的消毒液和酒精。日本人還都有回家洗手和漱口的習慣。
第四，一般來說，日本新蓋的公寓，都有定期用高壓水管沖洗下水道并進行消毒的制度，這樣一來避免堵塞，二來避免口糞傳播的可能。
社會自治組織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強力執法中要注意平衡
文匯報：您主攻法社會學，重大的疫情是否會促進一個國家法制的超常規加強，或者說化“危”為“機”？
季衛東：瘟疫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衰亡，14世紀蔓延歐洲的黑死病讓歐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會系統的崩潰。不過一般來說，大傳染病會引發民眾對公共衛生應對能力的提高，大型活動也會改進民眾素養。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衛生習慣也不敢恭維，例如鐵道兩側會扔掉很多垃圾。但是為了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這些陋習都被克服了。一方面，可以通過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約，另一方面，社會的自治組織發揮作用，讓社區組織居民、志愿者定期檢查衛生、進行清掃也很有效。所以日本對疫病的防控是波瀾不驚的、日常化的，沒有大轟大嗡的現象。
從法律上來講，醫患之間存在特殊的權力關系。尤其是超常規的疫情防控措施，容易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造成恐慌和恐怖。因此，最有效的措施是通過知情權的保障，及時發現風險和預防風險。別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論，在疫情防控方面盡早讓大家獲得相關信息、各自采取預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在疫情防控中還要注意，即便迫不得已采取強力措施，也要注意平衡，避免產生歧視。同時以立法方式建立醫療分配法規、疫苗注射法規。我也注意到，近期央視的新聞1+1里，很多信息非常透明，關切也非常切中時弊，這樣，民眾的恐慌心理就會消除。
中國關聯立法比較健全，關鍵是執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彌補
文匯報：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開會強調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您怎么評價此時這個舉措？
季衛東：首先隨著疫情的發展，這個會議有助于防止民眾進一步恐慌，有助疫情防控有序展開；其次，可以阻止社會中乘機牟利的非法行為，比如哄抬口罩、藥品、食物等的物價，還有瞞報疫情、拒絕隔離等現象。我從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號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第三，中國的法律其實也非常健全，有《公共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去年12月還通過了《基本治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這些法律當然還有待細化，進一步完善，但有效執行更重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這樣的重大事件或許會讓執法的效率得到一次提升機會，也會促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們不能反復支付高昂的學費，應該汲取教訓，填補漏洞。
風險社會的風險防控要突出社會信任系統、專家權威的建設
文匯報：您近年來一直在研究風險社會及法律的關系，印象中，以往在提及“風險”社會時，比較多地聚焦在網絡領域事件。但這次疫情的傳染性異乎尋常地高，新冠病毒（2019-nCoV）似乎成了21世紀疫情防控中最強最狡猾的“超級敵人”，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遭遇的非傳統安全越來越多，“風險”社會的法治建設有何不同？
季衛東：烏爾里希·貝克在1986年著有《風險社會》一書后，圍繞風險社會的各類研究就逐步展開。作為負資產的風險就是按照概率出現的災禍。因此，風險社會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很強。在這種狀況下，責任是治理的重要抓手，通過加強問責的方式減少不確定性。為了問責就必須加強風險溝通，主要是決策者與受決策影響者之間的溝通。為此，必須充分交換信息。沒有信息，就會產生恐慌、手足失措。沒有知情權，就無法問責，無法通過責任來預防風險。在風險社會，概率具有重要的意義，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風險恐慌的發生和蔓延。另外，在風險社會，預防是非常重要的。
為此，及時發現風險、準確評估風險、適當分散風險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比較突出的意義。傳統的簡單粗暴的剛性法律強制手段或者警力應該慎用，對法治的錯誤認識應該矯正。這中間有幾點要特別注意：
1，決策過程要充分溝通，聽取不同意見，加強在風險分配上的公平正義。決策者與受決策者的反應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拿疫情來說，科學家只考慮傳染防控，但還要進行經濟、社會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這個中間就要加強溝通。中國的網絡發達，社會民意豐富，更要注意及時提供正確的信息，圍繞風險進行充分的溝通。風險主要是指選擇、決策的風險，因此風險是與責任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決策失誤就要問責。當然在現階段，防控疫情是第一位，問責是第二位。
2，要建立社會信任系統。在非典時期，吳儀副總理曾說過，由于最初沒有及時通報信息，大家只能通過鐘南山等科學家發布的內容才能獲得信息。此次疫情，國務院開通了疫情線索提供網，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熱線等措施，社會信任度在逐步改善。
3，采取法治方式進行疫情防控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刀切”，要讓大家獲得安全感、信任感，降低執法的成本和阻力。
建議中日韓聯手：采取特別旅游模式、部長級磋商加強經濟合作
文匯報：您2017年擔任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后，著力推進中日企業之間的經濟、創新合作。中國的疫情防控還在進行中，疫情勢必會對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帶來影響。而就在一個多月前的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四川成都舉行，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會議。此次會議著眼未來十年推動三國提升合作水平，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這對東亞無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東京還將舉辦奧運會。但在防疫形勢下，您覺得三方可以怎樣聯手應對？
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jpeg
2019年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季衛東：去年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加起來已經超過美國了，而中日韓三方會議的召開又發出地區合作的利好消息。此次中國疫情，不僅日韓兩國有感染者，更重要的是經濟也一定程度會受累。防止經濟下滑此時也很重要。我和山梨縣知事長崎幸太郎的政策輔佐官藤卷美文先生、山梨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武田正之博士以及茅曉陽教授、富士吉田市的市長等有所討論。我們初步設想能否搞一個“山梨模式”，通過體檢醫療旅游與商務活動相結合的方式，兼顧疫情防控與經濟合作。山梨縣在富士山腳下，地廣人稀，但風景秀麗，遍布溫泉。山梨縣可以以專用巴士、專用溫泉酒店的方式接待中國的商務旅游團，前期隔離式休閑，10-14天后可以進行正常的商務活動。另外，還想提議中日韓三國之間就疫情防控合作和經濟發展召開部長級對策協調會議，借鑒彼此的有效做法，在經濟方面也可以取長補短、互通有無。 風險社會的依法治理有何不同？中日韓如何攜手合作防控疫情擴散、減輕地區經濟和貿易的損失？2月6日，文匯報記者李念連線采訪了正在日本的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衛東教授。季衛東是第五代法學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曾在日本神戶大學執教。
日本上下對中國疫情感同身受，總體友好和關注
文匯報：很多信息都顯示，日本民眾對此次中國人民遭受的新冠病毒肺炎感同身受，1月下旬許多藥妝店就有問候標語、出售口罩，醫學界也有迅疾的科研合作，截至2月6日中午，因為“鉆石公主”號郵輪確診已經有20人，所以，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40人，居海外最多人數。您在日期間感受到怎樣的氛圍？是否和以往有所不同？
季衛東：我是除夕前兩天來日本和家人過春節的，原計劃2月4日回去，但現在只能等到參加中旬的國際學術會議之后了。從武漢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紛紛表示慰問和支援，僅捐贈口罩就達一百三十萬只，期間也有日本朋友問我是否需要口罩。但從一周前開始，在日本各地口罩也陸續斷供了。我以前工作過的神戶大學還特意詢問是否需要為我在日本期間提供工作室以及其他必要的幫助，讓我很感動。另外，日本政府也表達了關切和合作抗疫的意向，剛剛又捐贈了十萬套醫用防護服。山梨縣知事長崎幸太郎還對中國游客發了公開信，表示關切，并愿意提供醫療網絡服務。總體氛圍確實很友好。
你提及的“鉆石公主”號郵輪問題的確頗嚴重。日本已經完成了對船上3711名乘客的采樣，通過部分檢測結果已經確認六十多人感染。這個新聞對日本社會沖擊很大。國會也在進行討論。政府有關部門已經對搭乘日本郵輪的非本國公民都采取了嚴禁上岸的措施。此后的舉措以及輿情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包括醫學專家在內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新冠病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點過于嚴苛。但更多的人認為中國的果斷對策是正確的、有效的，別國也應效仿。總而言之，日本政府和國民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疫情，并抱有同情、友善以及支援的態度。
日本防控優點：信息透明、定期注射疫苗、沖洗消毒下水道
文匯報：聽說您曾經在日本得過流感，當時是怎樣處理的？
季衛東：我在2006年2月得了H1N1流感，它和后來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略有不同。因為我事先從電視、報紙已經看到這個疫情的公告，知道注意事項，所以我出現發燒等類似征兆，就立刻去醫院就診。下班時間只有急診，醫生檢測了鼻子里的分泌物，馬上測出確實得病了。對癥下藥，開了達菲等藥物，很快壓住，經過一周左右的治療后就痊愈了。
文匯報：萬幸。您在2009年回國前曾長期在日本留學，高校教書、科研，日本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防疫一般是怎樣展開的？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
季衛東：近一二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人禽交叉感染的疫情一旦爆發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早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日本社會早就在討論這個風險，并積極采取各種預防舉措。近些年來，對禽流感、豬蹄疫等都非常重視。我覺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中國借鑒。
首先，信息非常透明。一般每年的季節性流感到來前，政府都會在政府網站、醫療機構公告、電視以及報刊進行預告。如果是突發疫情，一定是報紙和電視的頭條新聞。這些高度透明化的信息傳播，使得大家都很冷靜。
然后政府會有相應措施跟上，如事先注射疫苗。疫苗一般在中小診所和私人醫院都備有，不需要到大醫院去排隊注射。對于口罩、藥品、疫苗等的分配，也是提前做好每個地區發病人數的預測，比如基本儲備量是為2500萬人提供平均每人5天服用的藥物。因此，就不會有物資調配上的供給不周。
第三，日本人有愛戴口罩的習慣。因為日本每年的花粉感染率比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認為得病就會麻煩別人，所以得了感冒都會戴起口罩。日本每個餐館、公共場所都配有免費的消毒液和酒精。日本人還都有回家洗手和漱口的習慣。
第四，一般來說，日本新蓋的公寓，都有定期用高壓水管沖洗下水道并進行消毒的制度，這樣一來避免堵塞，二來避免口糞傳播的可能。
社會自治組織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強力執法中要注意平衡
文匯報：您主攻法社會學，重大的疫情是否會促進一個國家法制的超常規加強，或者說化“危”為“機”？
季衛東：瘟疫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衰亡，14世紀蔓延歐洲的黑死病讓歐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會系統的崩潰。不過一般來說，大傳染病會引發民眾對公共衛生應對能力的提高，大型活動也會改進民眾素養。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衛生習慣也不敢恭維，例如鐵道兩側會扔掉很多垃圾。但是為了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這些陋習都被克服了。一方面，可以通過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約，另一方面，社會的自治組織發揮作用，讓社區組織居民、志愿者定期檢查衛生、進行清掃也很有效。所以日本對疫病的防控是波瀾不驚的、日常化的，沒有大轟大嗡的現象。
從法律上來講，醫患之間存在特殊的權力關系。尤其是超常規的疫情防控措施，容易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造成恐慌和恐怖。因此，最有效的措施是通過知情權的保障，及時發現風險和預防風險。別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論，在疫情防控方面盡早讓大家獲得相關信息、各自采取預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在疫情防控中還要注意，即便迫不得已采取強力措施，也要注意平衡，避免產生歧視。同時以立法方式建立醫療分配法規、疫苗注射法規。我也注意到，近期央視的新聞1+1里，很多信息非常透明，關切也非常切中時弊，這樣，民眾的恐慌心理就會消除。
中國關聯立法比較健全，關鍵是執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彌補
文匯報：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開會強調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您怎么評價此時這個舉措？
季衛東：首先隨著疫情的發展，這個會議有助于防止民眾進一步恐慌，有助疫情防控有序展開；其次，可以阻止社會中乘機牟利的非法行為，比如哄抬口罩、藥品、食物等的物價，還有瞞報疫情、拒絕隔離等現象。我從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號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第三，中國的法律其實也非常健全，有《公共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去年12月還通過了《基本治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這些法律當然還有待細化，進一步完善，但有效執行更重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這樣的重大事件或許會讓執法的效率得到一次提升機會，也會促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們不能反復支付高昂的學費，應該汲取教訓，填補漏洞。
風險社會的風險防控要突出社會信任系統、專家權威的建設
文匯報：您近年來一直在研究風險社會及法律的關系，印象中，以往在提及“風險”社會時，比較多地聚焦在網絡領域事件。但這次疫情的傳染性異乎尋常地高，新冠病毒（2019-nCoV）似乎成了21世紀疫情防控中最強最狡猾的“超級敵人”，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遭遇的非傳統安全越來越多，“風險”社會的法治建設有何不同？
季衛東：烏爾里希·貝克在1986年著有《風險社會》一書后，圍繞風險社會的各類研究就逐步展開。作為負資產的風險就是按照概率出現的災禍。因此，風險社會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很強。在這種狀況下，責任是治理的重要抓手，通過加強問責的方式減少不確定性。為了問責就必須加強風險溝通，主要是決策者與受決策影響者之間的溝通。為此，必須充分交換信息。沒有信息，就會產生恐慌、手足失措。沒有知情權，就無法問責，無法通過責任來預防風險。在風險社會，概率具有重要的意義，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風險恐慌的發生和蔓延。另外，在風險社會，預防是非常重要的。
為此，及時發現風險、準確評估風險、適當分散風險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比較突出的意義。傳統的簡單粗暴的剛性法律強制手段或者警力應該慎用，對法治的錯誤認識應該矯正。這中間有幾點要特別注意：
1，決策過程要充分溝通，聽取不同意見，加強在風險分配上的公平正義。決策者與受決策者的反應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拿疫情來說，科學家只考慮傳染防控，但還要進行經濟、社會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這個中間就要加強溝通。中國的網絡發達，社會民意豐富，更要注意及時提供正確的信息，圍繞風險進行充分的溝通。風險主要是指選擇、決策的風險，因此風險是與責任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決策失誤就要問責。當然在現階段，防控疫情是第一位，問責是第二位。
2，要建立社會信任系統。在非典時期，吳儀副總理曾說過，由于最初沒有及時通報信息，大家只能通過鐘南山等科學家發布的內容才能獲得信息。此次疫情，國務院開通了疫情線索提供網，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熱線等措施，社會信任度在逐步改善。
3，采取法治方式進行疫情防控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刀切”，要讓大家獲得安全感、信任感，降低執法的成本和阻力。
建議中日韓聯手：采取特別旅游模式、部長級磋商加強經濟合作
文匯報：您2017年擔任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后，著力推進中日企業之間的經濟、創新合作。中國的疫情防控還在進行中，疫情勢必會對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帶來影響。而就在一個多月前的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四川成都舉行，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會議。此次會議著眼未來十年推動三國提升合作水平，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這對東亞無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東京還將舉辦奧運會。但在防疫形勢下，您覺得三方可以怎樣聯手應對？
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jpeg
2019年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季衛東：去年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加起來已經超過美國了，而中日韓三方會議的召開又發出地區合作的利好消息。此次中國疫情，不僅日韓兩國有感染者，更重要的是經濟也一定程度會受累。防止經濟下滑此時也很重要。我和山梨縣知事長崎幸太郎的政策輔佐官藤卷美文先生、山梨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武田正之博士以及茅曉陽教授、富士吉田市的市長等有所討論。我們初步設想能否搞一個“山梨模式”，通過體檢醫療旅游與商務活動相結合的方式，兼顧疫情防控與經濟合作。山梨縣在富士山腳下，地廣人稀，但風景秀麗，遍布溫泉。山梨縣可以以專用巴士、專用溫泉酒店的方式接待中國的商務旅游團，前期隔離式休閑，10-14天后可以進行正常的商務活動。另外，還想提議中日韓三國之間就疫情防控合作和經濟發展召開部長級對策協調會議，借鑒彼此的有效做法，在經濟方面也可以取長補短、互通有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