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出生于倫敦一個官宦世家，是英國十七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最重要的哲學家、散文家，也是一位科學家。培根被馬克思譽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是“實驗哲學之父”。培根最著名的論斷有“知識就是力量”“不公正的判決污染的是水源”等。培根官爵甚多，其法律官職曾至大法官。培根的散文《論司法》是國內外傳誦的法律名篇，收入水天同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翻譯的《培根論說文集》。該譯本廣泛流傳，在國內影響極大，但因年代較早，許多遣詞造句與今日表達習慣差別很大，讀者理解困難。后來雖然也有其他一些譯本，但多有誤譯，終難流傳。經研琢多時，并參考其他譯本之精妙處，嘗試舊文重譯，供讀者學習借鑒。
所有法官應當謹記：法官的職責是司法而非立法，是解釋法律而非制定法律。如若不然，法官就會變得像羅馬教會一樣，因為羅馬教會不僅借解釋《圣經》之名任意篡改教義，而且還借復古之名另添新義，其實這些內容在《圣經》中并不存在。
作為一個法官，他應當是學識淵博多于機智聰明，莊嚴持重多于巧言令色，謙虛謹慎多于盲目自信。法官的天性與美德應當是清正廉明，這一點尤為重要。猶太律有言：錯放田地界石者應當受到譴責，而移動土地界石者更應受到詛咒。不公正的法官對田地與財產歸屬和界線劃定作出錯誤判決時，他便成了“移動界石”的那個罪魁禍首。
一個不公正的判決比多個不合法的行為危害更大。不合法的行為只是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污染了水源。因此所羅門說，“如果讓正義一方輸給非正義一方，就如同污染了泉眼，攪渾了井水”。
法官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會與很多人發生關聯，主要包括訴訟當事人、辯護律師、為法官服務的書記官和司法工作人員，以及法官為之效力的君主或政府。
一、訴訟當事人
《圣經》曾言，有的情況會使判決變為苦艾，有的情況會使判決變為酸醋。在我們的司法領域，司法不公會讓判決變為苦艾，而司法拖延會將已成苦艾的判決變得酸臭。
法官的主要職責是打擊暴力犯罪和懲罰欺瞞詐騙行為，因為明目張膽的暴力犯罪性質惡劣，極盡偽裝的欺瞞詐騙行為則更加陰險毒辣。另外，那些無端濫訴的案件應當被阻擋在法院門外，因為這些案件會妨礙法院的正常運行。
法官應當為最終作出公正判決鋪平道路，就像上帝曾經為人類填谷為路、削峰為田一樣。當一方訴訟當事人有高高在上、暴力霸凌、投機取巧、狼狽為奸、仗勢欺人、巧言詭辯等情形足以導致是非顛倒、善惡不分時，法官的美德便可以登場了。法官必須在良知的指引下公正地作出自己的判決。
“擤鼻涕時用力過度，便會帶出血絲”。如果榨葡萄汁時用力過猛，釀出的葡萄酒會帶有葡萄核的苦澀。法官需要保持慎思明辨之態度，解釋法律條文時不可牽強附會、隨意推論，因為沒有什么比歪曲法律原義更糟糕的事了。
法官在刑事審判中要牢記，不要讓警戒世人的高懸利劍變成虐待人民的嚴刑峻法。如果不幸如此，刑法就變成了《圣經》里澆淋在人民身上的“網羅之雨”。這種毒雨之網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緊緊捆綁在人民身上，使之不得自由。因此，刑法中久已不用或陳舊過時的條款，睿智的法官則應謹慎對待。“法官不僅要查明案件事實，還要洞悉案件發生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等”。在涉及是否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法官（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既要追求正義，也要心懷慈悲，做到嚴以待事，慈以待人。
二、律師與法律顧問
法官審理案件時的耐心與莊重就是正義的表現，喋喋不休的法官就像音調不準的樂器，會令人不安。
有的法官在開庭前就調查了本應在法庭上聽到的事實陳述，或者隨意打斷律師發言以顯示自己思維敏銳，或者通過不當手段（即使是針對相關的問題）誘使雙方當事人披露信息，這些絲毫不能為法官的魅力增值。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完成四項任務：一是審查證據；二是及時制止當事人冗長、重復或空泛的發言；三是概括、提煉、校正當事人發言的重點；四是作出判決或確定刑罰。不論是為了炫耀口才，或是缺乏耐心，或是健忘失憶，抑或是缺乏持久的注意力，如果法官的工作超出這四項任務，所做的其他事情便成了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有一種情況令人費解，那就是強詞奪理、咄咄逼人的律師反而能夠獲得法官的認可。法官是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作出最后裁判的人，他更應當效法上帝抑強扶弱，而不是恃強凌弱。更令人奇怪的是，有的法官明顯偏愛某些律師，而這種情形肯定會引起苞苴之嫌或人情之疑。
如果律師對其委托人的案件處理得當、辯護有力，法官應當對該律師予以肯定并表達贊許之意，對于敗訴方的律師尤其應當如此。法官這樣做，不僅有助于維護律師在委托人心中的威信，還可以打消委托人對案件自以為是的錯誤看法。同樣，當法官發現律師惡意詭辯、重大疏忽、證據過弱、追求無度或強詞奪理時，也要不失禮貌地當眾對該律師予以訓誡。
不能讓律師在法庭上夸夸其談、口若懸河，或者在宣判之后仍糾纏不休，要求法官重新處理。同樣，法官審判案件時也不能半途而廢、草率了事，因為當事人會認為法官拒聽律師意見、無視證據。
三、書記官與其他司法工作人員
法院是一個神圣的場所。不僅法官座席不可褻瀆，就連立足廊臺、法庭圍欄和其他司法設施都應當保持圣潔無瑕。正如《圣經》所言，“人們不可能從荊棘叢中摘到葡萄”。所以，在滿是無良司法人員的法院里也不可能結出正義的果實。
法庭的運行受到四種壞人的影響：
第一種是濫施訴訟之人。他們的行為令法院不堪重負，甚至令國力日漸衰弱。
第二種是令法院卷入管轄權紛爭之人。他們不是“法庭之友”，而是“法庭的蛀蟲”，為了自己的蠅頭小利而誘發法院權力膨脹甚至最終導致越權行事。
第三種是被稱為“法院的左手”之人。他們兩面三刀，狡黠多謀，阻撓法院的正常工作，將正義引入迷途、邪路。
第四種是強收訴訟費用之人。這種人把法院比作山羊躲避風雨的“灌木叢”，他們便通過撿拾粘掛在灌木上的羊毛而獲得小利。
與此同時，那些精通律例、辦事嚴謹、熟諳業務的資深司法工作人員會成為法院的好幫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為法官指點迷津。
四、君主和政府
對于法官來說，最重要的是謹記羅馬十二銅表法的最后結論：“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法官必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違背這一終極目標的法律只能是嚴苛的規則，甚至是邪惡的符咒。因此，國王或政府就公共事務中的法律問題經常與法官們咨詢商議，或者法官經常對政府的問題提出司法建議，實乃國之幸事。
法院裁判的案件看起來是普通人之間的私事，但案件的原由與結果可能關涉國家事務。這些“國家事務”不僅包括與國王相關的事務，而且包括可能引發重大變革、形成危險先例或者關系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
任何人都不應當只關注“公平的法律”與“正確的政策”之間的對立性。實際上，二者之間密切聯系，正如精神與肉體一樣，相互作用，同頻共振。
法官們還應謹記，所羅門的王座是靠兩邊的石獅支撐起來的。即使它們是真獅子，仍然要置于王座之下，絕不可以制衡或反抗王權。
法官適用法律須機智賢明而非簡單粗放，而且必須牢記圣徒保羅所說的一條重要戒律：“法律原本是公正的，但如果沒有法官本于良知的適用，這種公正性將蕩然無存。”
譯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出生于倫敦一個官宦世家，是英國十七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最重要的哲學家、散文家，也是一位科學家。培根被馬克思譽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是“實驗哲學之父”。培根最著名的論斷有“知識就是力量”“不公正的判決污染的是水源”等。培根官爵甚多，其法律官職曾至大法官。培根的散文《論司法》是國內外傳誦的法律名篇，收入水天同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翻譯的《培根論說文集》。該譯本廣泛流傳，在國內影響極大，但因年代較早，許多遣詞造句與今日表達習慣差別很大，讀者理解困難。后來雖然也有其他一些譯本，但多有誤譯，終難流傳。經研琢多時，并參考其他譯本之精妙處，嘗試舊文重譯，供讀者學習借鑒。
所有法官應當謹記：法官的職責是司法而非立法，是解釋法律而非制定法律。如若不然，法官就會變得像羅馬教會一樣，因為羅馬教會不僅借解釋《圣經》之名任意篡改教義，而且還借復古之名另添新義，其實這些內容在《圣經》中并不存在。
作為一個法官，他應當是學識淵博多于機智聰明，莊嚴持重多于巧言令色，謙虛謹慎多于盲目自信。法官的天性與美德應當是清正廉明，這一點尤為重要。猶太律有言：錯放田地界石者應當受到譴責，而移動土地界石者更應受到詛咒。不公正的法官對田地與財產歸屬和界線劃定作出錯誤判決時，他便成了“移動界石”的那個罪魁禍首。
一個不公正的判決比多個不合法的行為危害更大。不合法的行為只是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污染了水源。因此所羅門說，“如果讓正義一方輸給非正義一方，就如同污染了泉眼，攪渾了井水”。
法官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會與很多人發生關聯，主要包括訴訟當事人、辯護律師、為法官服務的書記官和司法工作人員，以及法官為之效力的君主或政府。
一、訴訟當事人
《圣經》曾言，有的情況會使判決變為苦艾，有的情況會使判決變為酸醋。在我們的司法領域，司法不公會讓判決變為苦艾，而司法拖延會將已成苦艾的判決變得酸臭。
法官的主要職責是打擊暴力犯罪和懲罰欺瞞詐騙行為，因為明目張膽的暴力犯罪性質惡劣，極盡偽裝的欺瞞詐騙行為則更加陰險毒辣。另外，那些無端濫訴的案件應當被阻擋在法院門外，因為這些案件會妨礙法院的正常運行。
法官應當為最終作出公正判決鋪平道路，就像上帝曾經為人類填谷為路、削峰為田一樣。當一方訴訟當事人有高高在上、暴力霸凌、投機取巧、狼狽為奸、仗勢欺人、巧言詭辯等情形足以導致是非顛倒、善惡不分時，法官的美德便可以登場了。法官必須在良知的指引下公正地作出自己的判決。
“擤鼻涕時用力過度，便會帶出血絲”。如果榨葡萄汁時用力過猛，釀出的葡萄酒會帶有葡萄核的苦澀。法官需要保持慎思明辨之態度，解釋法律條文時不可牽強附會、隨意推論，因為沒有什么比歪曲法律原義更糟糕的事了。
法官在刑事審判中要牢記，不要讓警戒世人的高懸利劍變成虐待人民的嚴刑峻法。如果不幸如此，刑法就變成了《圣經》里澆淋在人民身上的“網羅之雨”。這種毒雨之網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緊緊捆綁在人民身上，使之不得自由。因此，刑法中久已不用或陳舊過時的條款，睿智的法官則應謹慎對待。“法官不僅要查明案件事實，還要洞悉案件發生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等”。在涉及是否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法官（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既要追求正義，也要心懷慈悲，做到嚴以待事，慈以待人。
二、律師與法律顧問
法官審理案件時的耐心與莊重就是正義的表現，喋喋不休的法官就像音調不準的樂器，會令人不安。
有的法官在開庭前就調查了本應在法庭上聽到的事實陳述，或者隨意打斷律師發言以顯示自己思維敏銳，或者通過不當手段（即使是針對相關的問題）誘使雙方當事人披露信息，這些絲毫不能為法官的魅力增值。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完成四項任務：一是審查證據；二是及時制止當事人冗長、重復或空泛的發言；三是概括、提煉、校正當事人發言的重點；四是作出判決或確定刑罰。不論是為了炫耀口才，或是缺乏耐心，或是健忘失憶，抑或是缺乏持久的注意力，如果法官的工作超出這四項任務，所做的其他事情便成了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有一種情況令人費解，那就是強詞奪理、咄咄逼人的律師反而能夠獲得法官的認可。法官是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作出最后裁判的人，他更應當效法上帝抑強扶弱，而不是恃強凌弱。更令人奇怪的是，有的法官明顯偏愛某些律師，而這種情形肯定會引起苞苴之嫌或人情之疑。
如果律師對其委托人的案件處理得當、辯護有力，法官應當對該律師予以肯定并表達贊許之意，對于敗訴方的律師尤其應當如此。法官這樣做，不僅有助于維護律師在委托人心中的威信，還可以打消委托人對案件自以為是的錯誤看法。同樣，當法官發現律師惡意詭辯、重大疏忽、證據過弱、追求無度或強詞奪理時，也要不失禮貌地當眾對該律師予以訓誡。
不能讓律師在法庭上夸夸其談、口若懸河，或者在宣判之后仍糾纏不休，要求法官重新處理。同樣，法官審判案件時也不能半途而廢、草率了事，因為當事人會認為法官拒聽律師意見、無視證據。
三、書記官與其他司法工作人員
法院是一個神圣的場所。不僅法官座席不可褻瀆，就連立足廊臺、法庭圍欄和其他司法設施都應當保持圣潔無瑕。正如《圣經》所言，“人們不可能從荊棘叢中摘到葡萄”。所以，在滿是無良司法人員的法院里也不可能結出正義的果實。
法庭的運行受到四種壞人的影響：
第一種是濫施訴訟之人。他們的行為令法院不堪重負，甚至令國力日漸衰弱。
第二種是令法院卷入管轄權紛爭之人。他們不是“法庭之友”，而是“法庭的蛀蟲”，為了自己的蠅頭小利而誘發法院權力膨脹甚至最終導致越權行事。
第三種是被稱為“法院的左手”之人。他們兩面三刀，狡黠多謀，阻撓法院的正常工作，將正義引入迷途、邪路。
第四種是強收訴訟費用之人。這種人把法院比作山羊躲避風雨的“灌木叢”，他們便通過撿拾粘掛在灌木上的羊毛而獲得小利。
與此同時，那些精通律例、辦事嚴謹、熟諳業務的資深司法工作人員會成為法院的好幫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為法官指點迷津。
四、君主和政府
對于法官來說，最重要的是謹記羅馬十二銅表法的最后結論：“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法官必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違背這一終極目標的法律只能是嚴苛的規則，甚至是邪惡的符咒。因此，國王或政府就公共事務中的法律問題經常與法官們咨詢商議，或者法官經常對政府的問題提出司法建議，實乃國之幸事。
法院裁判的案件看起來是普通人之間的私事，但案件的原由與結果可能關涉國家事務。這些“國家事務”不僅包括與國王相關的事務，而且包括可能引發重大變革、形成危險先例或者關系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
任何人都不應當只關注“公平的法律”與“正確的政策”之間的對立性。實際上，二者之間密切聯系，正如精神與肉體一樣，相互作用，同頻共振。
法官們還應謹記，所羅門的王座是靠兩邊的石獅支撐起來的。即使它們是真獅子，仍然要置于王座之下，絕不可以制衡或反抗王權。
法官適用法律須機智賢明而非簡單粗放，而且必須牢記圣徒保羅所說的一條重要戒律：“法律原本是公正的，但如果沒有法官本于良知的適用，這種公正性將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