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律史，最好的中文專著是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 ——著名科學家李約瑟
20世紀的百年滄桑，中華文化經受了深刻而劇烈的沖擊。西學東漸之下，原本隸屬“四部之學”的法律史轉向“七科之學”中的法科，中國法制史學應運而生，無數先賢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這其中，楊鴻烈的三部專著，其影響力至今不衰。
生平：年少成名三部曲
老無所用舊書生
楊鴻烈，1903年生于云南省晉寧縣。1919年，他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前身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后轉入英語部，打下了扎實的外語功底，使其日后可以直接閱讀外文原著，著述援引西著信手拈來。1925年，他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有幸在“四大導師”時代，受業于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師。
作為清末民初的啟蒙大家，梁啟超深厚的法學造詣對楊鴻烈的學術素養和研究取向均產生重大影響。楊鴻烈晚年曾回憶：“我當時由昆明考取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來升格為師范大學)的史地部，又轉入英語部，課余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了一些響應梁氏的‘整理國故’號召的文章。當時梁氏住在清華學校，每周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清華，星期六到星期天才來北京城內，寓北海快雪堂，我謁見的機會較多，便成為私淑弟子。我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后，成為他的正式學生……”
1927年，經梁啟超介紹，楊鴻烈任教于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并繼續對梁啟超執弟子禮，閑暇之余，或登門請教，或借閱梁氏藏書。
1928年之后，楊鴻烈開始了大概為期六年的南北頻繁換校教書生涯，先后在上海中國公學、北京師范大學、云南大學、河南大學任教。六年的南北光陰見證了楊鴻烈由青年才俊成長為著名學者，期間出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可謂擲地有聲。師承大家加之睿智苦學，彼時的楊鴻烈可謂年少成名，意氣風發，彰顯了許章潤先生《書生事業 無限江山》一文中描繪的中國第二代法學家影像。
1934年至1937年，楊鴻烈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留學扶桑期間，楊鴻烈傾注大量心血，以研究“中華法系究為如何”為使命，廣泛閱讀了日本本土圖書館藏但在國內難見的諸多中國法史資料，對中國傳統法律在朝鮮、日本、越南等東北亞國家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論述。
1936年和1937年，楊鴻烈所著《中國法律思想史》和《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先后出版，至此，楊鴻烈的三部法律史著述問世，并使其占據學術重要一席，達到了法學學術研究巔峰。
留學日本的經歷成就了楊鴻烈的學術志業，同樣也開啟了其后半生蕭索寂寥的命運。1937年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之際，恰逢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艱苦征程，萬般無奈之下，楊鴻烈選擇暫留敵國。
1938年，楊鴻烈離日赴港，從事中國近代與各國交涉史的研究工作，1939年至1940年，楊鴻烈任教無錫國學專科學院。但造化弄人，時勢激蕩夾縫之中的書生內心世界，惶惶然無法專心學術，反而是留學日本的經歷和或多或少的親日情結，讓楊鴻烈滑入人生不光彩的歲月。
1941年至1945年8月，楊鴻烈出任汪偽控制下的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同時兼任汪偽中央宣傳部編審司長及國史編纂委員。抗戰勝利后，楊鴻烈迫于壓力避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學并充任《星島日報》英文翻譯。
1956年，在黨的統戰部門關懷下由港返粵，任廣東文史館館員。歸國后不久，楊鴻烈曾試圖上書中央相關領導，希望能夠重拾“中國法系”研究宏愿。不料壯志未酬，1977年在廣州寂寥離世。
著述：故紙堆上下求索
致力“中華法系”名
若論楊鴻烈的學術成就，當以其《中國法律發達史》《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為代表。以《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一書為例，楊鴻烈基于日本學者穗積陳重首次提出的方興未艾的“法系”概念，在該著導言部分即指出：“中國法系者，蓋指數千年來支配全人類最大多數，與道德相混自成一獨立系統且其影響于其他東亞諸國者，亦如其在本部之法律制度之謂也。”
楊鴻烈主張，中國法律上起殷周，歷唐宋至明末，皆漢族一系相傳，中間雖有五胡亂華、蒙元、滿清侵入，但皆被同化，中華文明不僅一脈相承且博采眾長;歷代成文法典編纂及影響力輻射范圍廣大，理應作為世界大法系之一而雄居世界法律史舞臺。
其后的章節之中，楊鴻烈分別就中國法律在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地的影響進行了分別論述。此外，該書還附注了“日本關野貞博士《朝鮮美術史》中國文化影響朝鮮之圖表”“琉球法制史年代對照表”“中國、朝鮮、日本、安南法律史之年代對照表”等幾十幅圖表。雖未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進行深度剖析，卻難能可貴地架構了有關傳統中國法律文明恢宏的知識體系。
需要說明的是，楊鴻烈的法律史研究方法并非原創，回顧楊鴻烈的求學經歷和學術軌跡，我們不難發現楊鴻烈寫作背景和著述目標，無不體現出“五四”以后梁啟超、胡適等對中國傳統制度的“整理國故”思潮呼聲，也明顯帶有其恩師旨在通過找尋中國古代法理資源，服務于救亡圖存的民族大義痕跡。
總體而言，該書旁征博引，又吸收了20世紀初中外法律史學優秀的研究成果，以較高的立意、橫向與縱向的介紹、相同與相異的比較、史料的豐厚與細致的論證，展現了中華法系的內涵以及中國法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楊鴻烈因此奠定了上世紀30年代中國法制史研究中典型又極具特點的學術地位。
楊鴻烈本人亦對該書寄予厚望：“希望我東亞法家均能回顧數千年來我祖宗心血造詣之寶貴財產，不惟不至紛失，且更進一步力采歐美之所長，斟酌損益，以創造嶄新宏偉之‘東亞法系’。”楊鴻烈此語，體現了對中國的法制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不被全盤西化的問題思考，展現了向傳統法律文化尋找對抗西方文化沖擊的努力。
這種“向后看”的學術研究方向，雖不是近代以降法科留學生與中國近代法學的發展主流，卻也憑借一腔熱血為中國的法制史發展抹上了鮮艷的色彩。
歷史實踐證明，并非出身科班的楊鴻烈以其深厚的史學底蘊和秉承大家的學術風范，嫻熟地運用近代科學法學研究方法與知識的寫作技巧，為后人留下了至今不衰的三部法學著作。有論者稱其著述“經受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檢驗”，至今仍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典范。
情懷：燃脂研墨向隅泣
流水落花心自知
縱觀楊鴻烈法學學術生涯，處處透漏著其對“中華法系”的學術建構，代表了彼時民族自尊意識迫切需要喚醒背景下，一類法學知識分子的志業追求和努力方向。他們憑籍所學西方科學研究方法，投身于整理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有意識有目的地去搜尋“祖上”榮光，不厭其煩地傾注一種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達到“以學術研究促進民族復興”的目的。
面對先賢著述中長篇考據，我們理應心懷敬畏，但卻不能因此而被蒙蔽理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楊鴻烈竭力證明的不過是中國本土法制歷史上的影響力，而非其所處列強競生時代，中國文化軟實力能夠做什么?
盡管楊鴻烈獨特的比較法研究放置今天也有相當的啟發意義，但其著述目的也難免帶有“一較高低”的比拼意味，多少喪失了學術研究應當秉持中立理性的品格。或許這也正是這位法史學家內心糾結痛苦的內心世界寫照：一種清醒認知落后的文化自卑者在自我辯護和拼命自救之中，夾雜著情感自欺的無奈和落寞。“醉心”過往榮耀，卻對“向何處去”茫然失措，只好在故紙堆中爭個與現實脫節甚至相反的“文化長短”，而諱言該怎么辦。
筆觸楊鴻烈的思維困境，并非有意苛責前人，恰恰相反，我們需要傳承的是前輩學術研究回饋時代的高貴品格。我們要在前人焚膏繼晷的光影中，尋找照亮未來的星星之火。正如許章潤教授所言：“后人清點文字，佐證于史，釋證于事，印證于古今，撲面盈眶的，當然還是‘立言’。”
復雜的原因造就了楊鴻烈三部專著之后學術上少有言聲，時下人們只知楊鴻烈耀眼的學術成就而鮮聞其人生坎坷。時間是最好的記錄者，歷史終究會以其特有的方式警醒世人：我們每個個體，都不可避免地分享著所處時代的痛苦和追求，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