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馮亞東教授的為人、為文都懷有深深敬意，和他有很多交往。2015年9月回成都開會時，我在熊謀林博士的陪同下還專門到省醫院看望過他，知曉他重病后的種種不易。我對他的離世有錐心之痛，作為他的晚輩和摯友，必須寫一些文字紀念他。
一
我雖然在成都學習、工作前后八年時間，但一直無緣與馮老師謀面。倒是很早就拜讀過他1996年出版的《刑法的哲學與倫理》，知道他是有思想的人。
我和馮老師相識于2002年西安的中國刑法學年會，那次會議討論犯罪構成要件和期待可能性等問題，議題本身就頗多爭議。我和馮老師一見如故，交流很多，“初來乍到”就充分領教了他對專業問題的執著和思維的獨特。馮老師曾從事過時間不短的司法實務，先后在多所大學工作，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目睹過無數悲歡離合，但似乎世間的繁雜都被他過濾掉了。第一次交流，他一提起學問時所透露出的虔誠，喜形于色的表情，到今天我還能很清晰地回憶起來，當時的爭論點反而模糊了。我的感覺是，他喜歡和別人討論問題。只要沒有分出個子丑寅卯，參與者要離開現場，作為“對方辯友”的他未必會答應。
二
我曾經邀請馮老師在清華法學院舉辦過講座，他很用心地準備，效果也頗為不錯。因為他的觀點有不少是自己獨自思考的結果，頗多原創意味，未必都能被人所理解，聽眾提問自然也不少。馮老師總是認真地解釋，執著地堅持。之后，馮老師還在北大法學院等著名院校做過講座。通過這些講座，以及近十年來持之以恒的研究，馮老師對深化目前通說的刑法理論作出了獨特貢獻。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年前的2012年10月中旬，馮老師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做了一個很有影響的講座，主題是“刑法典對犯罪論體系的制約”。這個講座是“當代刑法思潮論壇”的第14講。該論壇由北大、清華、人大、政法大學等單位的多位刑法學教授發起，從2010年底持續至今。2012年是該論壇的“旺季”，馮老師能夠來講，說明大家對他的認可，因為外地刑法學者來這個論壇做講座的不太多。由于演講稿之前已經在《中外法學》發表，馮老師粗略講了一下論文觀點，主要對自己的一些新近思考進行了闡述，之后進入評論階段。參與評論的都是論壇幾家主辦單位的刑法教授，這個論壇的特色是評論人從不遮遮掩掩、拐彎抹角，火力都比較猛，馮老師左沖右突，應對得還不錯。如今想來，那個時候的馮老師已然重病纏身，但還能發揮到如此水準，殊為不易。馮老師去年生病住院后，我和論壇的發起人梁根林教授以及其他評論人偶爾聊起馮老師2012年的講座，好幾個人都對自己當年沒有“嘴下留情”而本能地感到愧疚。但我想，如果大家一團和氣，可能反而無法凸顯馮老師觀點的獨特性，這也未必符合他的期待。
三
在常人眼中，刑法學專門研究“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研究者即便人格不分裂，也大致世事通達、眼觀六路。但馮老師顯然是個例外。他面相雖稍顯老成持重、外表不溫不火，但內心單純、善良，不為學問之外的事情所累，十分難得。從他那些刑法學著作以及“跨界”的法理學專著中可以看出，他完全快樂地、自足地、旁若無人地生活在“法學概念的天國”里，而且其中的很多概念就是他自己一手打造的，帶有明顯的“馮氏制造”印記。
馮老師在學問上鉚足的確實是渾身的勁頭。2006年夏天我回成都，馮老師照例和我聊了很多專業上的問題，還說為了做學問，晚上睡得很晚，偶爾想起什么關鍵問題還要趕緊起來記下來或者錄下來。我當時覺得，他為了學問也真是“蠻拼的”。大約2010年秋天，有一次開會時見到馮老師，他告訴我，感覺味覺和嗅覺都有了功能障礙，身體出問題了。我對醫術一無所知，除了安慰他，也說不出別的。后來才知道，真正的病情比他的預判要嚴重得多，應了“病來如山倒”那句古話。
如今想來，夜深人靜時，馮老師文思泉涌時擔心轉瞬忘記而對著錄音機所說的那些話，在外人看來是學問，但就他自己而言，這或許是返歸心靈、追問生命過程的最佳選擇。我寧愿將他那種近乎忘我狀態的癡迷，想象為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召喚著他，使他必須以現在看來可能是縮短生命周期的“煉獄”方式思考自由、平等和刑法運作等問題。所以，他走的是一條很獨特，但注定也很孤獨、逼仄的道路。
當然，我們盡可以說，他的關切與天府之國茶霧繚繞、麻將聲鼎沸的氛圍不那么協調；我們也可以說，他的生病與白天黑夜顛倒的做學問模式有關，但就馮老師自己而言，這樣的方式恰恰是生命綻放的過程。一生都在打造法學概念天國的馮老師想必應該有很多自己的領悟、樂趣和成就感。
馮老師走了，天國里沒有法學概念，一個畢生癡情于刑法研究的人，終于可以解脫了。馮亞東教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