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國偵查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親歷了新中國偵查學的成立以及發展。作為新中國著名的偵查學家，偵查學的每一次進步都與他有密切的聯系。面對兩鬢染霜的周惠博教授，我們不僅感受到他飽經風霜的厚重人生，更感受到他思想的深邃與高尚的人格，他獻身法學事業、潛心耕耘探索的精神讓人感動。他個子不高，但身上卻充滿學者所特有的儒雅。在他的額頭上，我們看到了滄桑;在他的眉宇間，我們看到了堅毅;在他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了睿智。這位將人生六十余年光陰獻給新中國法學事業的學界前輩，勉勵每一位法學學子去演繹精彩的人生。
艱辛求學之路
周惠博教授1927年生于遼寧省海城市，一生共就讀過四個高等院校。最初懷著治病救人的崇高理想，他先求學于東方醫學院。后由于戰爭的原因，他徒步回到沈陽，后輾轉來到北平。新中國成立之前，他就讀于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那時的朝陽大學是法學教學研究的重鎮，當時中國法學界就有“北朝陽，南東吳”的說法。1949年朝陽大學年改建為中國政法大學，這是周老師就讀的第一所正規大學。1950年中國政法大學并入中國人民大學，周老師最終在這里完成了學業。周老師也經常自嘲，自己一輩子在四個學校學習，卻只從一個學校正規畢業。
1950年3月，周老師入學人大，從此與人大結下了不解之緣。人大建校伊始，西郊校區僅有三個系：法律系、外交系、俄文系。當時，人大的師資力量均為自己培養的老師，同時，蘇聯專家在教學工作中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蘇關系密切，很多蘇聯專家到中國來傳授知識，法學院的教學計劃也是按照蘇聯的教學大綱進行的。很多學生被抽調出來，一邊向蘇聯專家學習，一邊給中國學生講課，也教也學，教學相長。他們當時求知若渴的激情是我們這些后輩難以想象的。
1953年2月份，就在周老師即將畢業的前夕，自己人生的第一個重要轉折來臨。當時法律系新開設了一門全新的課程——“犯罪對策學”，但是缺少這方面的教師。當系領導問成績優秀的周老師是否愿意擔當此重任的時候，面對著無數即將面對的困難與艱辛，他欣然接受了挑戰。在接下來的歲月里，周老師為我國偵查學的建成以及發展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學識、熱情、心血和汗水。
面對新設立的課程，沒有教材，沒有參考書，沒有實踐經驗的周老師可謂是一片茫然。經領導同意，他到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實習，向偵查實務部門學習，同吃同住同活動，也學也備課，將經驗上升為理論。到公安局報道后，周老師受到正副大隊長的熱情接待，兩位隊長都曾經從事過地下工作，有豐富的偵查經驗。周老師說，自己在公安局里學到了指紋、刑事攝影、痕跡、文檢以及破案、訊問等技能和知識，實踐才是真正的老師。有一年暑假，周老師利用兩個月的假期到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學習。他謝絕了局里同志安排他住賓館的盛情款待，堅持和偵查一線的同志們吃住在一起。這樣他就能體驗真實的偵查環境，當案件發生后也能和他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向同志們學習經驗。因為他擔心住在賓館里，案件發生后沒有人會叫上他一起趕往案發現場，否則學習的最寶貴時間就這樣浪費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還不穩定，刑事案件頻發。案發現場有的距離市區遙遠，周老師接到任務后就同偵查人員連夜趕往遠郊，勘查現場。有時案件已經發生很久，尸體已經腐爛。周老師不得不在惡臭中觀察偵查人員如何進行尸檢，而且他也多次操作過。從案發現場回來后經常是深夜，偵查人員經常吃夜宵，可是剛剛接觸過高度腐爛的尸體，他哪能吃得下，胃里一直惡心。周老師說，當時的困難確實是超出預料的，但是自己根本沒有放棄的打算。時間久了，他便適應了偵查員的生活，深夜勘查現場已是常事，對夜宵也是來者不拒。
在公安局學習的這段時間，周老師不僅僅學習偵查方法和策略，還學習刑事技術。當時警察的偵查設備有限，周老師學習的也只能是傳統的偵查方法了，如痕跡檢驗、指紋檢驗、槍彈檢驗等，但是當時這在中國國內也算是較先進的技術了。每一次學習都是偵查人員親自示范，然后他親自操作，并認真總結。他親自取指紋并將其顯示、比對;他親自提取筆跡并且比較檢驗;他還親自拆卸槍支，了解槍械結構……充足的實踐才有了豐富的經驗知識。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偵查學教材，其中包含了周老師他們一代人辛勤的汗水。
致力人大建設
1954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實習了一年后，周老師回到了人民大學，走上了一直向往的教學崗位，開始了他將近六十載的教學生涯。他是新中國建立后，全國高等法律院校犯罪偵查學的第一任教師。
由于還是學生，和當時其他很多老師一樣，周老師一邊講課，一邊學習自己尚未修完的課程。新的課程沒有教材，課程開始并不順利，“山重水復疑無路”。在蘇聯專家到來之前，著名的翻譯家王之相將《犯罪對策學》的俄文本翻譯成中文，分上下兩冊。一學期之后，前蘇聯著名的刑事法律專家柯爾金到人民大學授課，并且帶來了該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教材，教學僵局終于被打破，呈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跡象。周老師的第一屆學生是曾經和自己一起上過課的本班同學。周老師在第一節課的時候就謙虛地告訴同學，自己對課程的有關內容也十分陌生，因此，說是教授課程，實際上是亦師亦友，和同學們一同探討偵查學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相互學習。
犯罪對策學課程的實踐性很強，很多內容都是不斷更新的，周老師一般是一個學期上課，下個學期外出調研。因此，他承認自己沒有一個學期備過課。他曾到過全國2/3以上省市自治區，每到一地都聽取當地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的經驗，并收集典型案例。如果有條件的話，他還會親自到一些偏遠地區考察。他曾經到過上海、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到過常州、鎮江這樣的中小城市，最驚險的是，他曾深入蘇北某縣實地考察，而這個縣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土匪聚集的地區。
前蘇聯專家對人民大學法律系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當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期的時候，在人民大學授課的蘇聯專家最多時將近百名之眾，僅僅法律系就有二十多人。當時全國其他設有政法專業的著名院校，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西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都派學生來此聽課，于是人大法律系成了新中國法學的搖籃。后來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被撤走，但是他們離別時依依不舍，不能釋懷在人大的歲月。
偵查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實驗室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上半年，偵查學實驗室建立。這是我國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實驗室，為本科生學習刑偵課程提供實驗場所。初始階段，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實驗室建設起步很快。作為新中國教育界長子，人民大學經費充足，但是缺乏經驗和設備。所需的設備最初都是在向蘇聯專家咨詢，由其列出清單之后，學校老師自己購買，自己調配化學藥劑。蘇聯專家撤走以后，人民大學法律系又開始了艱苦的探索歷程，受蘇聯專家幫助極大的偵查學也不例外。他于是，周老師只能到公安部門咨詢該購買哪些儀器設備和化學藥劑，當時實驗室人手不夠，所以買設備的事情都是由教師親歷親為。他常常是背起書包，到王府井文化用品服務部，買照相機、放大鏡、顯微鏡等設備。為了保證實驗效果，設備都買最好的，放大鏡是東德的，第一臺顯微鏡是日本產的，洗照片所需要的暗室也是在公安部的指導下一手建造的。經過周老師和其他老師的努力，偵查學的實驗室終于成型。
1966年開始的“文革”給中國人民大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各級黨政組織陷于癱瘓，教學、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偵查學實驗室也被迫停止了工作。隨著形勢的惡化，為了保證公安部門提供的教學用槍支的安全，周老師和徐立根老師把他們都退還給了公安部，所以“文革”時期實驗室未受到嚴重損失。
70年代末期以來，國內外物證技術發展迅速，1985年經國家教委批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開始招收物證技術碩士研究生。同年，國家教委決定在高校法律院校中設立物證技術學課程。為適應物證技術學教學和科研的需要，1986年經校長批準，將實驗室更名為物證技術實驗室。歷經十多年的建設，特別是1990年在原國家教委的支持下，物證技術實驗室得到世界銀行貸款的幫助，補充和更新了部分儀器設備，不僅使本科生學習物證技術學及研究生學習物證技術學、物證儀器分析、物證顯微鏡學的實驗教學環節得以保證，而且為物證技術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科學實驗基地。在今后學校“985”三期、“211工程”項目建設中，學校將對實驗室投入大量的資金，對部分使用年限較長的儀器設備進行更新換代。
1989年，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批準，法學院建立了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服務中心(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物證鑒定中心)，依托物證技術實驗室的設備、技術力量，鑒定中心面向國開展司法鑒定和咨詢服務，同時也為學生的實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人生豁達、教學嚴謹
周惠博老師還提及教書育人與“三”字的奇妙關系：“教書人正是站在三尺講臺，手握三寸粉筆，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來向學生們傳授知識的。”所以，周老師開玩笑說，做教師的就是賣嘴的。談起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教學生涯，周教授非常謙遜地借用朱自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輕輕帶過去了。“一切都平平常常地過去了，要說是福，這就是福。” 這樣簡單的一句話，讓大家體會到了這位古稀老人謙和、淡泊的豁達心境。
他又引用朱自清的話說，時光不能倒流，“燕子去了，還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還有再青的時候;但我們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在他現在的年齡階段，記憶力雖然下降，但是在同齡人中算是很好的了。他有一個深刻的體會，一個人老是在家里苦思冥想，對記憶力不好。應當將自己的思想講出來， 同時多和年輕人交流，體會新鮮的思想。他曾反思自己的一生：年少時無知;青年時有熱情，但易沖動，不冷靜;中年艱辛;老年時間充裕，但是精力、記憶力已經力大不如前。
他引用劉禹錫的詩道：“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必須學會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事情，容忍那些無法改變的事情。人生在世，難免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苦惱的事。而這些痛苦的事，有些可以改變，有些是無法改變的。既然無法改變，我們何不換一種思維方式，把心態的開關扳向積極一面，使自己有一個陽光心態，快樂的人生呢?
周教授對于教學生涯有著深刻的體會，這些體會既是他的感悟，也是他對年輕一輩的期望。他談到，首先，要活到老，學到老，每個人都要不斷地追求和學習新的科學知識，不斷地獲取新的信息，樹立新的理念。其次，讀書人要把書讀透，哪怕一生只讀懂幾本書，切忌好讀書而不求甚解。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每個人都要有事業心，“返聘的人也要有百煉成仙事業心，事業心是人的精神支柱，它能讓人忘卻生命中的煩憂，即使鶴發也會童顏。”周老師上課從不遲到，而且他的課程在返聘教授中是最多的。他說，自己選擇教師這條道路是選對了，這也是他的興趣，自己內心能為從事這么偉大的事業而感到無比的自豪。
周教授強調學校的教育要以學生為本，真心為學生服務。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就應當有一桶水。教學相長，他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只是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而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是客觀規律，學生不要以老師為范本，而要以老師為對手，這樣學生才能發展得更好，科學、知識才能得以傳承，一代才能更比一代強。他舉例說，何家弘教授就是他的學生，現在他已成為偵查學和證據學研究領域的領頭人了，他對此感到很欣慰。他又舉例說，犯罪心理不是自己的第一專業，不是自己的長項。刑法學的一名研究生在考試的時候寫了一篇關于犯罪動機的文章，自己覺得很新鮮，回答的很精彩。他找出其中的有關論述，以后講課的時候就將其作為教學內容傳授給同學們。他覺得這沒有什么值得羞恥的，反而特別高興，因為自己又學習到了新的知識。
“年輕一輩應當利用大好時光，成就一番事業。一個人不論從事什么樣的工作，都應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與人為善，助人為樂，更好地享受人生。”這是道高望重的周惠博教授帶給我們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