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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 師恩難忘
——懷念我的導師王保樹教授
發布日期:2016-06-23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劉俊海

2015年6月中下旬我在德國Eichstatt-Ingolstadt大學講學。當我22日慕尼黑時間早晨七點驚悉王保樹老師仙逝的噩耗時,巨大的悲痛突然襲來。我至今無法接受慈眉善目、和藹可親、學富五車的王老師已經離開了我們的現實。

努力成全青年學子的夢想

我在1985年上大學時就拜讀過王老師獨樹一幟的論文與著作,包括《基本建設法簡論》、《工業企業法論綱》與《經濟法》等著作。到了1990年秋天,我終于有了面對面、近距離向王老師學習請益的寶貴機會。那時,我在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經濟法碩士研究生。王老師作為客座教授,也作為政法大學的杰出校友,經常應邀到政法大學為我們授課。我作為導師組秘書,經常與司機一起去他當時居住的東總部胡同接他。當時,人們對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國有企業制度與現代公司制度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依然仁智互見,眾說紛紜。因此,王老師有關商法經濟法的總論以及公司法及國有企業改革的睿智見解,讓我們所有同學耳目一新,頗有撥云見日之感。

1991年7月,中國法學會民法經濟法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年會,我提交了一篇《論證券交易立法的若干問題》的學術論文。我是在讀研究生,本來沒有資格在大會上發言,但作為民法經濟法研究會秘書長的王老師打破了論資排輩的老規矩,破例讓我在大會上匯報了我對證券立法的學術觀點。

初生牛犢不怕虎。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年會上登臺發言。我對王老師給予的這次機會沒齒難忘。從此,我在任何場合的發言不再怯場。從此,我決定走向法學研究的人生道路。從此,我立志要為青年法律學子提供脫穎而出的平臺與機會。王老師對其他年輕學者也是大膽提攜。無論招收博士生,為學生推薦工作,還是發展商法研究會理事,他總是既嚴格堅持品德與學術標準,也與人為善,努力成全青年學子的夢想。因此,無論王老師出現在哪個學術場合,他的周圍總是簇擁著一大批向他討教的青年學者。他像一尊菩薩一樣,總是面帶微笑,有問必答。他為年輕人的成長所付出的感情與辛勞,天地可鑒。

被評為“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并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論述。我也面臨畢業后的人生路口。那時我國研究生數量少,不像今天的畢業生要走出校門找工作。學校告知我有兩個單位的用人需求與我的專業對口,一是國務院法制局(現更名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一是北方工業公司。但我內心更喜歡從事法學理論的創新研究。于是,我征詢王老師的就業意見。他分析了未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法治建設和法學理論的現實需求,建議我繼續攻讀博士研究生,然后從事法學研究工作。經過夜以繼日的緊張備考,我終于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博士生。當時,王家福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唯一的一位民商法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從我入學伊始,王家福教授就安排王保樹教授協助指導我的學習。1993年,王老師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在兩位老師指導下,我以《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的保護》一文獲得了民法學博士學位。盡管原外經貿部條法司也希望我去工作,我也對兩室一廳的住房待遇很感興趣,但我還是聽從了兩位導師的建議,繼續留在了法學所研究商法經濟法。假如沒有王老師手把手的指引,我可能不會進入法學圈子,也不會在商法經濟法研究領域精耕細作、有所建樹。

我留在法學所工作以后,就住在法學所院內的兩間平房里。那時,我經常目睹王老師提著重重的文件包到法學所從事寫作。自1992年開始,他還擔任著法學所副所長兼經濟法室主任。他為人真誠,態度謙和,樂于助人,勇于擔當,受到了法學所老一輩學者與中青年學者的一致好評。盡管他主管的科研工作非常繁重,他依然堅持筆耕不輟,密切跟蹤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商法經濟法前沿問題。我注意到,他多年來養成了一個良好習慣,從事研究工作時始終親力親為,從來不讓研究生或者科研助手代為起草或者整理一字一句。由于他在商法經濟法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他在法學所工作期間被評為“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

王老師是我國國企業法與公司法研究的奠基者。王老師是最早敏銳地剖析國有企業和國營企業治理結構弊端并能創造性、建設性地“開藥方”的法學家。為扭轉國營企業廠長的“一言堂”現象,早在1984年,王老師就在《法學研究》第5期撰文《論國營企業廠長的法律地位》。1987年,他再次在《法學評論》第3期發表《國營企業廠長法律地位的再探討》。為明確1993年《公司法》的立法原則,他在《中國法學》1992年第6期發表了《現代股份公司法發展中的幾個趨勢性問題》一文。

在我國國有企業改制為現代公司治理以后,不少國企的公司治理依然存在著有名無實的問題。為此,王老師再次運用現代公司法的原理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獻計獻策。1994年,他就在《外國法譯評》發表了《股份公司機關構造中的董事與董事會》一文。1995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發表了《股東大會的地位及其運營的法理》。1995年,他又系統地在《國有企業走向公司的難點及其法理思考》(《法學研究》,1995年第1期)中闡發了他對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的法理邏輯與政策建議。回顧我國國企的改革史,我們走的就是一條將國有企業納入公司法軌道的金光大道。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我們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依然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有序推進。王老師為我國傳統國企制度向現代公司制度的成功轉型做出了開拓性貢獻。

王老師不但關注公司法的研究,還特別關注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與證券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如應中國證監會之邀,我和他于今年8月25日一起參加了在北京富凱大廈由原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主持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專家座談會“,并就公眾股東權益保護發表了專家意見。

我國反壟斷法研究的奠基者

王老師是我國反壟斷法研究的奠基者。早在1990年,他就敏銳地注意到了我國在鼓勵企業聯合中的反壟斷問題,振聾發聵地提出了制止壟斷、尤其是行政壟斷的學術觀點。他在《法學研究》1990年第1期發表了《企業聯合與制止壟斷》一文,他還在《法學評論》1991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反壟斷法研究的現狀及其展望》。他有關反對行政壟斷的學術觀點引起了德國和日本等學者的高度關注。

王老師不僅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法學研究領域的領航者,也是商法學科的奠基人。早在1990年,他就在法律出版社與崔勤之教授合作出版了《經營法學》一書。其實,他首次在國內提出的“經營法學”與“商法學”是同一語。1996年,他主編的《中國商事法》一書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1年,他創辦了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并擔任創始會長。2003年,他獨著的《商法的改革與變動的經濟法》一書在法律出版社出版。2004年,他帶領國內商法學者共同起草的《中國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議稿》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對于推動2005年《公司法》修改發揮了定海神針的重大作用。

王老師不但關心商法的具體制度研究,更關心商法總則與商法學總論的頂層設計。受深圳經濟特區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托,王老師曾帶領我和其他青年學者于1998年撰寫了《深圳經濟特區獨資企業條例(草案)》的起草大綱,并撰寫《深圳經濟特區商人條例(草案)》。《商人條例》于1999年正式頒布。今年5月8日,王老師又親自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主持召開商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會,深入討論《民法總則》與商事立法體系的完善問題。他呼吁立法機關起草《商法通則》時依然聲如洪鐘,思維敏捷。我和在場的其他商法學者無不被王老師的執著思想與歷史責任感所打動。

會后,我們都分工開始了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登記等相關制度的研究工作,并通過有關學術平臺向國家有關立法和決策部門上報我們對于商事立法的學術觀點。

我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是,王老師的科研選題為何始終緊扣國家與社會改革、發展的大局,始終對改革決策與立法變革產生重大影響力。漸漸地,我從他坎坷而豐富的閱歷中找到了答案。他1964年大學畢業后曾在王漢斌同志負責的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受“文革”的沖擊,他于1969年5月被下放勞動。有感于十年“文革”的慘痛教訓,王老師毅然于1979年1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從事法學研究工作。當時,年已八旬的老一輩法學家張友漁復出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法學所所長。由于王老師文筆清新嚴謹,思想性強,他被張老點名擔當秘書和助手。王老師有幸參加了1982年的憲法修訂工作,并被張老稱贊為“重慶時代以來最好的助手”。王老師對經濟法學情有獨鐘。他在為張老擔任秘書工作之余,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經濟法科研事業。挫折與機遇是學術歷練的力量源泉。王老師的著述自然體現了他憂國憂民、關注國家改革與法治命運的大局意識與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由于工作需要,王老師于1998年6月調入清華大學,擔任法學院的創始院長。因此,王老師在法學家角色之外,又開始承擔了作為法學教育家的重責大任。從百業待興的法學院到國內外的知名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們見證了王老師對創辦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卓越貢獻。

王老師不僅是卓越的法學家、法學教育家,還是偉大的法律實踐家。他作為核心咨詢專家參加了我國公司法、證券法、合伙企業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商事經濟法律的研究、起草和修改工作。他多次參加立法機關組織的專家座談會,并多次提供立法咨詢建議,多項建議被采納。他多次參加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司法解釋》(一)、(二)和(三))的專家論證會,并多次應邀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中遇到的疑難法律案件(包括民事、商事和行政案件)發表專家意見。他還曾兼任北京仲裁委員會副主任,為我國仲裁制度的建立與健全作出了杰出貢獻。

飲水思源,師恩難忘。王老師遠離我們而去了,帶著我們對他的懷念。但王老師的高尚品德、學術思想與音容笑貌卻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想,我們對王老師最好的懷念和哀悼方式就是以實際行動,繼承與發揚王老師的學術思想,為完善我國商法體系、為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為全面深化改革、為早日實現中國夢而增磚添瓦。王老師您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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