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曾顛覆過眾多水火不容的信念，是非只是一時一地的是非。
友人從海外寄來霍姆斯大法官的文集，這讓我想起以前我投考法律系時他的嘲弄：法律，在更加熟悉官僚專權的人群中，領會精神、執行命令而已，飯碗而已，值得作為精神志業來從事？可巧，文集中特意用紅筆勾出的卡多佐大法官的“導言”，劈頭也提出了這個讓一切“胸懷大志的年輕人”關心的問題。
卡多佐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從霍姆斯的人格和事業中，讀出肯定答案。
研究美國最高法院史的人大多承認，消極的最高法院最能發揮作用，主動參與國內政治論爭的則往往進退失據。但消極不是可有可無，因為的確存在一種獨立的、與行政和立法的“人民主權”原理并行的“司法主權”。因此，在從總體上認識最高法院消極性的同時，也得認識這一主權在某些關鍵場合的重大“異議”。
除了參與最高法院的集體異議，霍姆斯在法院內部的個人異議也為人稱道。
從1902年開始，他任大法官前后30年，提供法律意見1400次，其中72次與多數大法官的意見不同。但這些異議大多被后來人接受，成為影響深遠的法律原則，他因此也被看成“偉大的異見人士”。其中，最為后人看重的是關于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異見。
1917年，美國參加“一戰”，為強化軍事效率，壓制國內批評，聯邦議會于6月頒布《間諜法》。一些來自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因批評這部法律被政府 起訴，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也支持對他們定罪。霍姆斯強烈反對，認為公民的言論自由不能被這部法律取消，并暗示將公開自己的不同意見。美國政府后來撤銷起訴，最高法院也收回了判決意見。隨后，在首席大法官的要求下，霍姆斯圍繞三個類似案件，連寫三篇法院一致意見指出：“純粹以語言方式表現出來的意圖，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方可被起訴：這種語言表述，在它被表達的情境中，表現出‘清晰而即刻’的、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危險，否則不能定罪。”
“十月革命”后，有不少俄國社會主義者來到美國，宣揚蘇維埃革命，抗議美國軍事干預蘇俄。美國政府為鎮壓同情革命者和反戰人士，在《間諜法》的基礎上，于1918年頒布《煽動叛亂法》，將批評政府和反戰入罪。不久，有人因散發傳單，號召大罷工，抵制美國干預，被判重刑。多數法官遵循霍姆斯前例，認為這些人已經表現出“清晰而即刻”的危害，認可了判決。霍姆斯出人意料地再次異議，主張嚴格解釋上述原則，堅持人不能因為信條而獲罪。
霍姆斯尤其指出，時間曾顛覆過眾多水火不容的信念，是非只是一時一地的是非。正因為認識到這點，人類才堅信：只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達成最終的善；檢驗真理的最佳方法是讓思想通過市場競爭獲取承認，這是真理獲得安全感的惟一基礎。
霍姆斯以此表征了一種新型法律人和新型法律思維方式的成熟。這里的法律當然值得最智慧的頭腦生死以之，因為它聯系著人之為人的特質，也指向符合人之本性的政治共同體。問題的深邃和視野的縱深，決定了法律人志趣的品質。
主要針對傳統的歐陸法律觀念，霍姆斯主張，人的生活，不是作為無足輕重的元素被帶入某個已經被證明的方程式，得出古已有之的命定結果，而是作為充滿奧妙的未知存在，走向任誰也無法預見的或驚或喜的境地。法律，作為這樣一種生活景觀的語言和體現，目的不是通過獎懲將現在的道德“注入”空白的個體， 讓每個人做意料之中的好孩子，而是通過一視同仁的規則，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機會，使他在避免傷害別人的同時，活出獨一無二的自己。因此，法學家不是數學家或邏輯學家，他的工作不是推導和演算，而是看守自由的前提；也因此，法學所需要的智力類型，不是數學或邏輯學的分支，而是有自身的特質。
霍姆斯的名言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何種經驗？是關乎國族千百年發展的故事，其中有無數自由的探索未被發現，有無數自由的生命 未被辨識。換言之，法律人和法律國，是一種獨特的公民品質和國家品質。如要概括這種新型法律人的靈魂類型，只有自由；若要以這種法律建構國家，也一定要以保障國民的自由探索為旨歸。
沒有了自由與正義，祖國什么都不是。將自由與正義還給祖國，因此當然是并仍將一直是讓人躍躍欲試的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