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當代勞動法學家和經濟法學家、中國勞動法學和經濟法學的開拓者之一。現任中國法學會社會法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市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會名譽會長、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中國企協維護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委員會顧問。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十一至十二屆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團委員，中國勞動爭議處理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建設顧問。
1927年6月，關懷出生于河南偃師的書香之家。當他呱呱墜地時，祖父為其取名“關家駒”，以喻英俊少年才殊之意。關家駒自幼酷愛詩詞，高中時即發表了若干篇詩作。他的處女作《畫像》曰：“是一塊煤，從厚壓的巖層下被掘起，為了增添人間的溫暖，把自己變成灰燼”。這首詩雖然只有四句，卻透視出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情懷。據關教授自己說，從少年時期的人生志向來說，真想當一個抒發憂國憂民情懷的鄉愁詩人，哪曾想日后竟步入了嚴峻的法學研究的艱難之途。關家駒于1947年考入北平朝陽大學。朝陽大學是當時最著名的法學高等學府，創立于1912年，是我國近現代法學家的搖籃，培育了近萬名法律人才。在校期間，關家駒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成為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青年組織“青工”的成員。1948年由中共地下黨安排赴解放區參加革命，后改名為“關懷”，入華北大學政治學院學習，畢業后留校工作。1949年9月，關懷調入由謝覺哉同志任校長的中國政法大學工作，1950年3月中國政法大學與華北大學合并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后，他在法律系任教。從1950年起，關懷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勞動法，獻身于勞動法的教學與研究，傾盡全力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同時也從事經濟法、民法的研究。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津貼。1999年中國法學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建會50周年慶祝大會，他從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同志手中接過中國法學會頒發的“從事法學研究和教學五十年榮譽證書”。2004年獲得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頒發的“勞動法學理論研究杰出貢獻獎”。
新中國勞動法學的領路人
關懷教授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擔任勞動法教學的教師之一。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以新型的正規大學在高校系統中居于特殊地位，它以前蘇聯的莫斯科大學為辦學模式，全校聘請了近百位前蘇聯專家學者。關懷所在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就先后有兩位蘇聯專家前來任教。蘇聯專家非常重視勞動法，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要很好地利用勞動法為勞動者服務。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出于對廣大勞動者真摯的熱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懷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勞動法學教學與研究的道路，這一走便是60年。
為了給各地政法院校培養師資，從1953年起，人大法律系開始招收兩年制勞動法研究生，關懷承擔了這一任務，這一批研究生也成為我國最早研究勞動法的先行者和骨干，像后來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原、勞動部勞動保護局葉偉杰局長、西北政法學院院長穆振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劉文華教授等。“文革”之后，關懷于1979年開始招收正規碩士研究生，更是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現在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勞動法立法、司法、執法、教育和科研等方面的中堅力量。
為了給工會系統培養法律專家，上世紀80年代全國總工會曾在中國工運學院（2003年改名為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舉辦兩期工會干部法律培訓班，關懷為各省、市工會法律部長們講授了勞動法課程。1986年中國工運學院創辦了勞動法系，關懷兼任系主任3年和名譽系主任2年之久，對學員的課程設置、培養計劃等做了周密安排，使該系成為工會系統培養法律工作者和研究勞動法的基地。
桃李滿天下的關懷教授在學生的眼里，是一位慈祥、親切而又要求嚴格的好老師。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法學院學習的曹艷春回憶道，“關老師是一位既高尚又平凡、既可敬又可親的好老師。”關懷教授的教導讓曹艷春銘記在心：“一定要刻苦學習，深入研究。目前中國的勞動法問題很多，勞動爭議領域更是問題重重，需要我們學者深入研究，提供理論支持，為勞動立法提供基石”。“勞動者的權利尤其需要保護，也需要我們學者的關心。”現任全國律協勞動保障法委員會主任的姜俊祿回憶起恩師時充滿了激情。“關教授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很有情趣的人，非常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每逢年節，總要招呼家在外地的學生去他家，一起包餃子，可熱鬧了。”但是親切歸親切，關教授也有嚴厲的一面。“那年我準備報考關老師的研究生，心想他一定知道考題的范圍。于是，考前我心存僥幸地跑到關老師家想摸摸有關國外勞動法方面的題型。我這邊東拉西扯，關老師那邊圍追堵截，搞得滴水不漏。無奈，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果然考試時，一道15分的大題‘列寧社會主義觀點的原則’我根本不會，一分沒得。”說到這，姜律師哈哈大笑地自嘲道：“你看我多‘聰明’！關老師又多‘木訥’！”
關懷教授是新中國勞動法學理論的奠基人。在6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先后發表了200余篇論文，出版了30余部著作，創立了中國勞動法學體系，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論觀點和學術思想體系。關教授對勞動法的調整對象、立法原則、體系結構等理論問題都有精辟的論述。他對勞動法概念的界定，即“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系以及與勞動關系密切聯系的一些關系的法律”為我國法學界所接受和肯定，被載入《勞動法學》、《法學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等教科書和各項著述中。關教授強調，勞動者的權益永遠是第一位的，勞動法是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在指導思想上應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他積極主張建立并完善集體合同制度、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工會制度，以便更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關懷在上世紀50年代發表的關于勞動權的論文，閃耀著人權思想的光輝，今天讀來，仍使人深受啟發。1956年發表的《新中國是真正自由勞動的國家》，以我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勞動權、休息權、按勞取酬權、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等權利來論證我國勞動者享有自由勞動的權利。1959年，關懷發表《論我國公民的勞動權》，對我國公民勞動權的性質、內涵與政府為保障公民勞動權的措施和對策進行了闡述。
在勞動法學建設方面，關懷教授主編了8本教科書，最突出的貢獻是應司法部的要求主編了我國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勞動法教科書，即1983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法學統編教材《勞動法學》，成為我國勞動法教材的開拓之作。此書經多次修訂，先后印刷15次之多，教育了幾代莘莘學子。1994年7月我國《勞動法》頒布后，關教授主編了新的高校法學統編教材《勞動法學》，系統闡述我國《勞動法》的制定過程、指導原則、立法精神，曾獲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和中國勞動法研究會頒發的優秀科研成果教材獎。今年80高齡的關教授，仍筆耕不輟。為適應2006年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被教育部列為高等院校法學主干課程的需要，關教授正在主編21世紀法學規劃教材《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2007年6月《勞動合同法》通過后，他即著手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導讀》，對該法進行闡釋。
關懷教授是中外勞動法學交流的使者。1990年亞太法律協會在印度召開第二屆勞動法國際研討會，我國派出了以關懷教授為團長的勞動法代表團參會。這是我國第一次派出代表團參加勞動法國際研討會。在會上，關教授介紹了我國的勞動法立法工作和民主管理制度，受到與會各國專家的熱烈歡迎。1994年，我國《勞動法》頒布后，應我國的邀請，亞太法協勞動法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關教授在會上做了《中外合資企業勞動關系法律調整》的主旨發言。1996年，亞太法律協會在澳大利亞召開第五屆勞動法國際研討會，我國再次派出以關懷教授為團長的代表團，關教授在會上做了題為《中國工會法與職工的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的專題報告，受到了與會者一致好評。此外，關教授還先后赴韓國、美國以及中國臺灣等地進行講演和學術交流，帶領我國勞動法學界走向世界。
新中國勞動立法藍圖的設計師之一
作為我國勞動法學界的元老，關懷教授全程見證了我國勞動法問世的曲折歷史。他參加了1956年和1979年兩次夭折的勞動法起草工作，以及1990－1994年勞動法第三次起草工作，為勞動法草案在經近40年30多稿后終獲通過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公布，勞動部即開始著手進行立法工作。關教授談起這段往事仍記憶猶新。勞動部成立了以常務副部長毛齊華為主任的起草委員會，關教授作為勞動法學專家參加了起草工作。他全面地收集、整理了當時蘇聯勞動法的各種資料，作為我國立法的重要參考。但是正當關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如火如荼地籌備起草工作的時候，“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使第一次勞動法起草工作夭折了。
1978年，勞動法立法工作迎來了歷史性轉折。鄧小平同志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十幾部法律相繼進入起草階段。勞動法起草委員會也于1979年再次應運而生，勞動法草案經10余次修改后終于成型。1984年，國務院連續召開兩天會議對草案進行審議。關懷教授作為專家代表，和勞動部兩個同志一起前去匯報情況。經各方論證，最終通過此草案并提交全國人大。“可惜人大認為‘勞動合同制度’等提法太超前，要等人們轉變觀念后才可全面實行。”關教授言語中不無惋惜。于是，勞動法草案再次被擱置下來。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一方面人們對于新生事物的態度逐漸開放，另一方面勞動糾紛也日益增多，勞動法立法工作勢在必行。1990年，勞動法起草小組再次成立。關教授仍作為專家，全面參與了起草工作，他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設性意見，被立法部門采納。例如，他提出，我國憲法對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作出了一系列規定，如公民的勞動權、休息權、社會保障權、男女同工同酬等，《勞動法》應充分體現憲法的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集體合同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建議《勞動法》要對集體合同作出規定，最后通過的《勞動法》第三章設置了“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
對于1992年問世的新《工會法》和2001年《工會法》的修訂工作，關懷教授作為起草小組成員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新《工會法》的立法原則、體系、結構都浸透著他的心血。當全國人大制定《企業法》時，關教授建議《企業法》應明確規定“職工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居于主人翁地位”，受到了立法機關的重視，后被寫入了《企業法》總則中。
建國初期我國建立了勞動爭議處理的法律制度，但1956年實現對私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勞動爭議日趨減少，法院逐步不再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因此開始以群眾來信來訪的方式處理勞動爭議。由于信訪機構無權對勞動案件作出裁處，只能作為反映情況的渠道，因此只按此種方式處理勞動爭議，必然導致勞民傷財和職工告狀無門的現象。在參加1987年《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1983年《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和《勞動法》的制定工作時，關教授明確提出必須恢復勞動爭議處理法律制度，主張通過企業調解委員會調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及法院審判三道程序解決勞動爭議，即在我國應實行“一調、一裁、二審制”來處理勞動爭議，被立法部門采納。
“當代的施洋大律師”
自1981年至今，關懷教授一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每年總要到全國各地基層工會進行調研，傾聽勞動者的心聲，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為一線普通勞動者維權。關教授的家中總有一些慕名而來求助的普通勞動者，他不僅熱情接待，無償提供法律幫助，還經常管飯。“替職工說話，為職工辦事，我認為是我的社會責任，也是一種樂趣。”一句簡單、平淡的話，道出了關教授傾其所學，為職工排憂解難的奉獻精神。幾十年來，他發表文章聲援或直接提供幫助的普通職工遍布全國大江南北，不計其數，受過他幫助的人都感激地稱他為“當代的施洋大律師”。
鞏恩和1969年參加工作，1994年8月與邯鄲市峰峰礦區糧食局新市區中心糧店簽訂了全員勞動合同，崗位是管理治安工作，需要經常加班。1994年9月，單位制定了“沒有休假日、沒有加班費、沒有工作服、沒有任何補貼”的“四無治安組工作制度”，要職工與其簽訂，當作勞動合同。鞏恩和因向糧站領導、糧食局工會反映“四無治安組工作制度”違反《勞動法》，要求廢除，被變更了工作崗位、調往太行路糧站當扛麻包的付糧員，而與單位發生勞動爭議。經過3年的仲裁、起訴、上訴、申訴，鞏恩和均失敗了。鞏恩和陷入了絕境。這時，他從報刊的介紹中知道了關懷教授。
他與關教授素昧平生，看著地圖來到人民大學后，逢人就問，直到天黑才找到關教授家。關教授認真聽他訴說并看了相關證據后，對案件作了評析，并讓他拿著自己的親筆信，找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處幫助。但是，案件的進展并不順利，關教授見案件一直未能解決，十分焦急，于1998年親自致信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信中詳盡、誠懇地談了他對案件的看法：“1、此案的產生，源于被告違反勞動法實行“四無規定”……2、企業任意改變勞動合同內容，撕毀勞動合同，應負法律責任……3、對鞏恩和的調動屬于非正常調動，違背勞動法原則……4、建議對此案予以正確處理，嚴格按照《勞動法》辦理此案；恢復鞏恩和的原工種和工作崗位，廢除調令，停止對其打擊報復行為；廢除“四無制度”，按《勞動法》為職工提供勞動保護及工資待遇；補發鞏恩和的加班工資和夜班費；清算所欠工資，并給予經濟賠償；退還押金。”后來，案件受到了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重視。2002年12月20日，該院經過復查，要求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再審。7天后，鞏恩和收到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裁定：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依法撤銷原一審、二審民事判決，發回峰峰礦區人民法院重審。礦區法院經再審，很快做出一審判決：被告于1994年與原告鞏恩和等人簽訂的治安組制度中不符合勞動法的內容無效；被告支付原告工資、賠償金等合計12908.1元。8年間關教授始終鼎力相助，案件終以鞏恩和勝訴告終。
性格秉直、剛正的關教授還經常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毫不留情地針砭各種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行為，為廣大職工維權。但有一次，關教授卻因仗義執言平生第一次當了被告。
有兩姐妹到寧波一家工廠打工，工廠要收取入廠押金，為了得到這份工作，她們不得不接受了工廠不合理的要求。可她們工作4個月后，不僅分文未得，還倒欠工廠幾百元錢，于是提出辭職。工廠認為她們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每人必須賠償工廠5000元。可憐的姐妹拿起了法律武器，但無論是到勞動局仲裁還是法院一審、二審，她們都失敗了。當時寧波市總工會將這兩個打工妹權益遭侵害的事件反映到《工人日報》，“入廠押金是勞動部明令禁止的，職工因這個違法行為而違約純屬正當，仲裁和判決都有錯。”關教授得知兩姐妹的遭遇后，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要依法保護職工權益》一文，批評工廠、仲裁委員會、法院的做法違法。當時，好多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工廠認為，關教授的文章侵害了工廠的名譽權，于是將關教授告到了法院，并要求賠償50萬元。
“我作為勞動法學者，企業憑什么不讓我說話？”關教授憤憤不平，“我當時完全作好應訴準備。”成為被告讓家人背負了很大的壓力，但是關教授卻巋然不動，堅決要為打工妹討回公道。他在答辯狀中擲地有聲地質問：“作為一名勞動法專家，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我的神圣權利，這家工廠無權剝奪我實現輿論監督的權利；維護法律的尊嚴，為職工伸張正義是我的職責，在媒體上以案說法正是我們法律專家普法的職責，這難道錯了嗎？”關教授成被告的新聞轟動一時，報上紛紛出現“勞動法專家竟成被告”、“打工妹欲哭無淚，關教授仗義執言”等標題，批評了工廠的做法。兩姐妹的事引起中央有關領導和全國總工會的關注。全總法律部專門派人到寧波處理此案。最后，工廠向關教授賠禮道歉，并撤銷了起訴，官司由法院改判，予以糾正，給那兩個打工妹也補發了工資。此事并沒有遏制關教授追求法律公正的激情，相反，他承擔了更多的義務援助，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勞動法的立法精神。
關教授在為職工維權的過程中，時時刻刻為職工的切身利益著想。曾有人問他，他為那么多職工親自代理案件、奔走相告，占用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收取一點費用也是合理合法的，為什么分文不取？關教授語重心長地說：“我之所以為工人、為弱勢群體打官司不收錢，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卻有一肚子冤枉，我怎忍心伸手收他們的錢？那豈不是雪上加霜嗎？”
1927年到2007年，關懷教授走過了不平凡的80載人生。作為新中國勞動法學的領路人，關教授在這片園地中辛勤耕耘了60年，走過了60年從事教學科研、參與立法和開展維權的漫漫長路。60年光陰荏苒，關教授對于勞動法的堅定信心從未動搖過。在勞動法不受重視、得不到理解的時候，很多同行選擇了離開，而關教授卻始終沒有想過放棄或轉行。“勞動法是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雖然暫時不受重視，但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正是這種執著的精神，關教授60年來為我國勞動法付出的艱辛和期盼終于開花結果了。今天，80高齡的關老仍老驥伏櫪，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