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我打電話問候康樹華老師，得知他病了，于是急忙去他家看望。康老師送給我一本書《回顧與展望我國青少年犯罪研究》，當時他說：“這是送你的最后一本書了，再留個紀念吧。”康老師送給我過很多他寫的書，所以這句話我沒特別在意，現在想來，心里隱隱作痛。
后來半年，打過電話問候，得知康老師定期化療，病情穩定，他本人也非常樂觀。
今年春節前的臘月二十七，我打電話問候，得知他病重住院。臘月二十九上午，我去醫院探望，當晚9點，我帶上小板凳再去醫院，本想陪他一夜，但11點半還是離開了，因為感覺我在添亂——他的家人還得照顧我。大年初四上午又去醫院陪了老師兩個多小時，當時覺得老師的病情和我上次來探望時沒有多大變化。沒想到，這次探望竟成永訣。
我沒能幸運地成為康老師的學生，雖然有時偷偷自稱學生，從不敢明目張膽——因為他的學生大都功成名就，或是有一定職務的干部、或是有名的學者、或是知名律師。康老師說我是他的“小朋友”，我則把康老師當成最敬重的前輩，從他那里，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包括法律與犯罪學的知識，也包括怎樣做人。
斯人已去，精神長存。回顧20多年來與康老師的交往，諸多感念油然而生。感念他對我這樣的后輩的大力提攜，感念他帶我走進一個新的天地，感念他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而他的慈愛寬仁、他的拼搏進取，都在感召著我們這些后輩努力前行。
感念康老師對后輩的提攜
初識康樹華老師是在23年前。
康老師是著名青少年法律專家，在中國的大學里首創“青少年法學”這門課。當時，中國開始青少年立法工作，康老師是全國人大內司委青少年工作組委員、團中央青少年立法顧問，我則在《中國中學生報》當記者，主要是編輯法治版（當時叫“少年與法”專版）。因為這層工作關系，我認識了康老師。
努力提攜后輩，是康老師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因為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在與康老師交往的這些年里，我每每得到他的幫助與提攜。
記得2001年初，某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小學法制教育讀本，讓康老師當主編。他把我們幾個從事法制教育的人召集起來共同策劃，我負責撰寫兩本，是小學五六年級的。我不是學法律的，雖然在報紙上做法制宣傳工作，也寫過不少普法文章，但從來沒有寫過教材，不免發憷。在康老師的鼓勵下，我勉強答應下來，哪想到卻給他添了不少麻煩：我寫的兩本超過20萬字，作為主編，康老師要審看，不少地方要逐字逐句地修改，記得有幾節文稿他改完我再一看，滿頁紙紅紅的。那時康老師已75歲高齡。其實，我們這幾個作者都是后輩，無論是文字功底，還是對法律的理解，都有欠缺。經過將近一年的磨合，一套9本書按時出版，康老師看到我們的成績非常高興，他為我們能成長為優秀的法制教育人才而欣慰。
2005年，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會將在北京成立，作為會長，康老師請我參加成立大會。我是法制記者，我報道這個消息責無旁貸，哪想到他還另有要求：讓我在成立大會上做報告。我提心吊膽，要知道，臺下坐著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從事政法實踐工作的佼佼者以及法律系的學生，我哪敢給他們作報告？康老師說，你是搞青少年普法的，在這個問題上有發言權。經過康老師多次啟發和鼓勵，我只好答應下來。后來，我把寫好的發言稿給他看，經過他的指點，我又幾經完善，終于在當年6月初的成立大會上做了《學校是法制教育的主陣地——中學法制教育的現狀與前瞻》的發言。雖然誠惶誠恐，但畢竟言之有物，受到與會者好評。
2006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做了重大修訂，康老師給我一個任務——和他一起寫一本給孩子看的書——通過案例故事來解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康老師說這是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會的一個項目，必須要完成好。經過努力，我如期交稿。在送交出版社之前，康老師說書的署名為“康樹華、杜立主編”。我哪有資格當主編？這本書是康老師創意，他還要審稿，也親自寫了一半文字，他單獨當主編順理成章。況且，我屬于籍籍無名的小輩，康老師是功成名就的大家，我只當一個作者就行，如果也是主編，豈不有損于康老師的名聲？我幾次推脫，他執意不肯，于是這本50萬字的《關愛孩子面對面》的封面上也有了我的名字。
這幾年，我在單位也成了領導，我總是盡量給年輕人機會，努力讓他們露頭角。我覺得，這和康老師的言傳身教無法分開。
感念康老師帶我走進一片新的天地
與康老師“深度交往”，是在1996年在南戴河舉行的中國犯罪學研究會第五屆學術研討會上。康老師當時是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是他帶我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從此，康老師把我帶入了一個新的天地。在犯罪學研究會（后改稱學會）里，我學得不少犯罪學方面的知識，學著對犯罪問題進行思考，學習著如何寫論文，還認識了很多學者。我買了不少犯罪學家的著作研讀，犯罪學方面的前輩學者和中青年學者們給我諸多啟發。此后每年一屆的研討會，我只缺席過一次，它讓我真正走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參加犯罪學研討會就要寫論文，這些年，圍繞閑散未成年人和流失學生犯罪、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補償、對父母無力承擔監護責任或監護不力的未成年人實行“集體監護”、學校法制教育的被動性與學生行為失范、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社區防控、社會轉型與未成年人犯罪、轉型期的社會分層與未成年人弱勢群體、少年幫派、留守兒童犯罪、流動未成年人的權利回歸等問題，我寫了很多篇文章。寫文章，就要搞調查、看書查資料，就要梳理思路，這本身就是一個學習與提高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里，每當我遇阻寫不下去時就會求教于康老師，他每每耐心指點，總讓我突然之間感到前路寬廣。
感念康老師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20多年來，康老師對我們報紙給予了巨大支持。
1997年，我們報紙開展上學路上安全問題（校園周邊暴力）的調查與討論，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而這背后，有康老師在出主意、做指導。
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頒布實施，我們打算做專版宣傳。作為這部法律的起草人之一，康老師為我們策劃專版，還親自寫文章。
2002年，我們報紙與全國人大內司委工青婦室、司法部宣傳司、團中央權益部聯合舉辦“法在我心中”全國中學生法律知識競賽，請康老師給這個活動當顧問，他欣然同意，并提出意見和建議，使這次活動非常成功，60多萬中學生參加競賽。
2008年，貴州發生一起因師生戀導致中學生殺死同學兼情敵的案件，殺人的學生被判處死刑。我們報紙做專版，采訪法律專家，呼吁刀下留人。為此，我和同事紀小鷗專程去拜訪康老師，聽取他的意見，他支持我們的觀點，并認真寫下自己的意見。
那些年，我們報紙的法治版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評價，與康老師的支持和指導分不開。
精神的感召
熟悉康老師的人都說，在他身上，最突出的精神就是“拼搏”，而拼搏緣于使命感。康老師早就功成名就，離休后本該頤養天年，可強烈的使命感讓他不敢停歇。他曾對我說：“過去浪費的時間太多，應當把它補回來。何況這些年我們國家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亟待加強，我是做這個工作的，這些問題不見好轉，我怎能停下來？每一堂課、每一次講座、每一部專著對社會安定、對青少年健康成長都有意義。”
作為法學家，康老師做的工作主要是兩個，一是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法律人才；二是撰寫、主編了大量著作。康老師的著作主要
最近30多年，康老師筆耕不輟，發表了上千篇論文，撰寫、主編、翻譯了大量著作，他自己也不能精確說出編寫過的書到底有多少，我粗略統計，能有七八十部之多。康老師的著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犯罪學論著，而是青少年法學及青少年普法讀物，因此他的讀者群很龐大，他的一些觀點被中央有關部門采納，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社會。我覺得，這就是文以載道，即用文章承載道德、正義和社會責任的意義吧。
建國以來，我們很多著名科學家都寫過科普文章，“大專家寫小文章”成為一時美談。《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后來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臺以來的20多年間，康樹華老師撰寫和主編了《教孩子學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答問》《注意！青春保護》《小心！別去犯罪》《留神！呵護未來》）等書近20部，這些很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讀物通俗，舉事例、講道理，深入淺出地告訴孩子們什么是違法與犯罪、如何保護自己，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反響。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無數人為此做出了貢獻，這其中，康樹華老師居功至偉，他也因此被評為“中國保護未成年人杰出公民”。
文以載道，也就是用文章承載道德、道義、正義，這本是對文學和文學家的評價，但寫文章以擔當道義，用文章承載人類的良心、社會的責任，則不僅僅限于文學家。在康老師遺體告別儀式上，我以《中國中學生報》的名義送上花圈，挽聯上寫的就是“文以載道，華彩人生”，這也是幾年前采訪康老師寫的文章的標題。
康老師的拼搏精神，其實都在感染著我，使我在人生路上也不敢停歇。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師者，表率、世范、榜樣。康樹華老師，為“師”當之無愧。
（作者系《中國中學生報》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