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中午，《經濟觀察報》的朋友聯系我，要我寫一點文字介紹許崇德先生的思想和生平。我本意推卻，因為還沒有從得知噩耗的震驚中平復下來，悲痛之余，心緒煩亂，這種狀態下倉促成文，是對先生的不敬。然而，朋友一再表示大家非常希望更多了解這位令人敬仰的學者，于是我便答應下來。我想，短短的“逝世紀念”式的文字是無法概括先生的畢生志業、道德文章的，所以姑且先談一談自己對許先生一些片段的印象，稍稍抒發一下此時的哀痛。
在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微信群里，葉林教授寫下了對許先生的評語：“一個微笑著對待學術的長者”。這或許是所有學生對他的共同印象。許先生沖淡平和，說話不疾不徐，又經常表現出江南才子式的機智風趣。或許用“江南才子”來描繪許老是對學界泰斗的唐突，但這確實是我與他談話時的真實感覺。許老也確實是江南才子。他生在江蘇省青浦縣（現上海市青浦區）的金澤鎮，這里距江南六大古鎮之一浙江嘉善的西塘只有七里路，許先生在詩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鄉：“濃蔭結翠天光蔽，綠柳掛如絲”。許先生一生，在致力于憲法學術之外，雅好書畫詩詞，其作品也多屬雋秀華麗一脈，少年時詞作如“憶紅橋露珠微冷，欄桿斜倚人悄”、“相思未了，待閉鎖樓頭，垂楊裊裊，墻外笛聲好”也是一派風流氣象。后來在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期間，許先生與起草委員會的另一位江南才子、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也多有詩詞唱和，惺惺相惜，傳為佳話。
我在1998年考上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專業研究生，入學之初與老師們見面不免有些緊張，自我介紹時說到自己是甘肅張掖人，許老師插話說：“張掖是古城吶”，我至今對先生當時溫和可親的神情記憶猶新。這個溫和可親的印象也就一直留存在了我的腦海中了。
不過，隨著與許老師接觸的增多，以及對他的學問和生平了解的增多，特別是在博士畢業回到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教研室工作后，我卻慢慢體會到了先生性格中頑強不屈的成分。而先生能在那樣復雜甚至險惡的環境里堅持憲法學術六十載，并得享85歲遐齡，靠的正是這種柔中帶剛的士人氣質。
許先生的詩作中，最為人樂道的兩句，是他在參觀《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的紀念館時所作的“我亦草書根本法，從來筆下不輸人”。許崇德先生曾參與1954年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1982年憲法制定時，更是作為最初的四位法學專家之一全程參與憲法修改委員會工作兩年三個月之久。后來，許先生又先后被任命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兩部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因此，許先生這兩句詩既切合自己的身份，又頗有戲謔玩笑的趣味，甚至從中解讀出顧盼自雄、分庭抗禮之意來也無不可。有人私下對這兩句詩頗不以為然，認為有些狂妄。其實，狂也沒什么不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如果不能以中行、中道來實現目標，執其一偏的狂也未為不可。說實在的，在中國做憲法研究，追求憲政，沒有點志氣昂揚的狂勁兒，怕也不行呢。
許先生對于憲法學和憲政事業擇善固執的精神氣質，在他的詩文中也多有體現：
文革期間，人民大學停辦，許先生被下放到江西勞動，一度在信江之濱的錦江鎮挨戶掏糞積肥，酷暑之中，苦不堪言，先生卻口占一絕：
汗水何如信水長，
書生翻作種田郎。
肩挑大糞穿街過，
大糞臭污人發香。
如斯困厄之中有此意氣，豈是柔弱書生之屬？在人民大學復校后，由于許多校舍在文革中被其他單位占據（至今尚有未收回的），辦學條件艱苦，教師的居住條件更為困難。許先生一家五口擠住在一間平房里，許先生連書桌都沒有，只能在一塊木板上寫作。先生作《小木板歌》紀念，詞曰：
膝上平鋪腕可支，
弓身局促鬢成絲。
埋頭走筆喧中靜，
絞腦尋章語出奇。
在不慎摔斷右臂后，許先生作詩曰：“字跡猶存隔宿香，今朝左手續文章。……老天不忘災星降，十倍艱難我笑當”。
“十倍艱難我笑當”，這句正可作許先生學術人生之寫照。我相信，許先生能夠熬過那樣艱難的歲月，為中國的憲法學術保留火種，一定有一個頑強的信念在。而這個信念是什么，也不難在他學術生涯中找到。
先生的學術信念之一，在于憲法學的中國化。許崇德先生對于中國憲法學的奠基之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等煌煌巨著在，不可否認，也不勞我饒舌。學界有一種認識，認為許先生那一代的學者都深受蘇聯影響，以至于無法脫其窠臼。但讀許先生的著作卻時刻能感受到他堅持中國問題視野的理性態度。對此，也有詩為證。
人民大學建校初期，曾邀請大量蘇聯專家來校，由蘇聯專家給青年教師授課，然后再由青年教師給學生授課。許先生正是被選中接受蘇聯專家培訓的青年骨干之一。許老師最初并無俄文基礎，但后來已有相當水準，許老曾跟我回憶，說當時蘇聯專家休假回國時，他已經能用俄語寫信向對方討教問題了。只不過后來中蘇交惡，蘇聯專家撤回，他的俄語因為不用也就忘光了。從這段回憶中不難看出他對于蘇聯法學（主要是國家法學）用功之勤、進步之快。但在他的一首詩《贈蘇聯專家》中，卻隱約有先生堅持獨立思考的痕跡。抄錄如下：
中華立國先，
凡事效蘇聯。
我土興教育，
彼邦派俊賢。
人文諸學說，
馬列一心傳。
法制新觀點，
須同實際連。
最后兩句，當然可以理解為要把“新觀點”結合于中國的實際，但何嘗不能理解為在表達對這些洋理論不能切合中國實際的不滿呢？我還頗疑“中華立國先，凡事效蘇聯”兩句是皮里陽秋，是對當時亦步亦趨的效仿風氣的腹誹。讀者或許會覺得我在過度解讀，但是考慮到那個遇事上綱上線的時代背景，寫出這樣的詩句恐怕還是要相當的膽量的。
許先生說自己是“野夫好發不同聲”，還有一件事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就是他堅持憲法應該設立國家主席的觀點。基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1975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設置。在粉碎四人幫后，雖然糾正了一些錯誤，但“兩個凡是”當道，國家主席問題仍然是研究禁區。然而，在1977年北京市組織的修憲座談會上，許崇德先生卻對不設國家主席的弊端和恢復設置國家主席的必要性做了三十多分鐘的發言，正當與會者暗暗點頭時，卻有代表站起來說：“毛主席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所以不應該設”，滿座啞然。盡管在“凡是派”的影響下，1978年憲法沒有設國家主席，但許崇德先生仍然堅持觀點、反復申說，并形成了多篇論文和專著《國家元首》。在1982年憲法中，最終恢復設置了國家主席，完善了我國的憲政制度，這其中也有許先生的貢獻。試想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不曲學阿世就已不易，而正學以言就更為難能了。設身處地，不能不令我們這些后學晚輩肅然起敬。
2013年5月，一直存在爭議的憲政概念問題又起波瀾，一些媒體文章把憲政與社會主義，與中國道路對立起來，引起軒然大波。對于這個問題，許老師的觀點是一貫的，那就是認為社會主義可以與憲政相容，中國必須走向社會主義憲政，“憲政是法治國家應有之義”。許先生當時剛從出院不久，身體狀況已不如前，也沒有寫新的文章去討論。但他以前寫的關于憲政的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許先生不上網，但他非常關心這場爭論。那段時間，他經常打很長的電話給我，了解爭論情況，我也把相關文章下載打印后讓學生送給他。在電話里，許老師變得沉默，不再打趣，思慮很深的樣子。
該過去的都會過去的。2013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想到，3月份接許老師出院以后就一直沒再見到他，于是買了些水果去看他，許老師又恢復了樂觀風趣，只是說近來胃口不好，吃東西不香。離開時，他囑咐我讓我想去隨時去，我當時也沒在意。2014年春節前，教研室的同事們按慣例去探望了他，他還是談笑風生，很高興。之后幾天，院里發了慰問老教師的禮品，我給他送去。因為還要去別的老師家，我放下東西就走了，沒想到，竟成了永別。
2014年3月5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