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康樹華先生2月7日仙逝，徹夜難眠，悲痛無以言表。回憶與先生交往20余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先生走了，我們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作別了為我國犯罪學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泰斗!先生雖遠去，但精神永存!寫此短文，聊表對先生的思念之情!
作為中國犯罪學研究會(現中國犯罪學學會)首任會長的康樹華先生在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成立之初的首次會長與秘書長聯席會上，就就犯罪學研究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觀點，提出要組織和動員專家學者，共同編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第一部犯罪學大型工具書——《犯罪學大辭書》的設想。
1992年6月，犯罪學研究會著手將這一設想付諸實施。247位作者參加撰稿。作為會長的康樹華先生更是身體力行，在擔任兩個分科主編的同時，全身心地投入組織撰寫《犯罪學大辭書》的擬定辭條、撰寫、修改，討論以至最后定稿等工作。
根據編委會的分工，我承擔《犯罪學大辭書》“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分條目的撰寫。根據我掌握的情況，1963年產生于浙江諸暨的“楓橋經驗”很值得總結和推廣。因此在臨近交稿時，初出茅廬的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斗膽向康樹華先生建議，能否在原有的“大連模式”、“蘇南模式”的基礎上，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分增加一個“楓橋經驗”的條目。當時，有些學仁提出“楓橋經驗”“年代太久，落伍了”、“與現時的精神不符”等觀點。康樹華先生在審閱了我提供的我曾撰寫的有關“楓橋經驗”的數篇論文、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后，并根據他實地考察的情況，力排眾議，肯定了我的想法。康樹華先生認為，“楓橋經驗”不僅并未“過時”，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有其推廣的必要。他確定由我負責這一條目的撰寫，并就該條目的撰寫囑咐我:“楓橋經驗”當時形成的社會環境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在撰寫該條目時，不要局限于“楓橋經驗”形成的沿革和做法，而是要以發展的觀點看“楓橋經驗”，要挖掘其精神內涵，把握其實質。在條目的撰寫中，我不僅寫了“楓橋經驗”產生的歷史沿革，而且把“楓橋經驗”在各個不同時期的創新、發展作為重點。如1971年毛澤東主席在《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上對“楓橋經驗”的再次批示;1978年諸暨楓橋區的廣大干部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改造四類分子的同時，率先對改造好的四類分子“摘帽”，《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紛紛報道，對全國落實四類分子政策起到積極作用;1990年中共紹興市委組成的調查組總結新形勢下諸暨楓橋區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五依靠”新經驗;浙江省委、公安部及中央政法委相繼向全國、全省推廣“楓橋經驗”新內容，再次掀起了學習“楓橋經驗”的熱潮等寫進辭條中，便于人們更進一步認識“楓橋經驗”的實質、精神。由于康老的點撥，我很快寫出了“楓橋經驗”條目，并一次性順利審稿。據我所知，這是“楓橋經驗”第一次出現在辭書中。
1995年1月，由康樹華先生、馮樹梁教授、王岱研究員任主編，有5498個辭條，約360萬字的學術巨著——《犯罪學大辭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次年被評為中國圖書最高獎“中國圖書獎”。該書的出版是犯罪學在我國成為一門成熟和獨立的學科的重要標志。在《犯罪學大辭書》首發式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的雷潔瓊對《犯罪學大辭書》給予高度評價。《犯罪學大辭書》問世后，“楓橋經驗”條目也被讀者廣泛認可，至今仍有不少文章引用該條目。作為“楓橋經驗”誕生地的浙江學者，為“楓橋經驗”的總結和推廣，我盡了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當然這一條目的順利編撰要歸功于康老的高瞻遠矚和學術敏銳性。如果沒有康老的提議，就沒有《犯罪學大辭書》;沒有康老的決斷，在《犯罪學大辭書》中也就沒有“楓橋經驗”這一條目。
2013年10月11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在浙江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會上強調:要在新的歷史階段，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實踐好，把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維護好，進一步凝聚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
現在看來，康老當時的想法確實具有前瞻性，與現時的要求高度契合。這也是康老主持編撰的《犯罪學大辭書》充滿活力，至今還廣受犯罪學界和司法實務部門歡迎、好評的原因之一。
(作者為中國犯罪學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