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4月21日，馬克斯·韋伯生于德國圖林根的埃爾富特市，不久舉家遷至柏林。他的父親是一位法學家，也是當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親的職業為家庭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
1882年，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法律系就讀。除了學習法律，韋伯也學習了經濟學、中世紀歷史、神學。1884年的秋天，韋伯就讀于柏林大學，在接下來的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學就讀一個學期并且服了短期兵役外，韋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1889年，他取得法律博士學位。
由于對當時的社會政策產生興趣，1888年他加入了一個名為“社會政治聯盟”的團體。這個專業團體成員大多是當時經濟歷史學派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將經濟視為解決當時廣泛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展開大規模的統計研究。
1893年，韋伯與瑪麗安娜·施尼特格爾結婚，次年兩人搬至弗萊堡，韋伯在那里獲聘為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1896年，韋伯也獲聘為其母校海德堡大學的教授。一年后，韋伯的父親去世了。在此之前兩個月，父子間經歷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這場沒有和解的爭吵成為韋伯畢生的遺憾。在那之后，韋伯患上了失眠癥，個性也變得越來越神經質。他的精神狀況使他在1899年休假離開，直到1902年4月才返回海德堡。
1903年秋季，他辭去了教授職位，與他的同事創辦了一本名為“社會學和社會福利檔案”的社會學期刊。1904年，韋伯開始在這本期刊發表他的文章，尤其引人關注的是一系列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這成為他最知名的著作，也為他后來關于文化和宗教對經濟體系影響的研究奠定根基。這是唯一一本他在世時便出版成書的著作。
作為一個在近代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而其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會學。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受到理性教義基礎扶助的資本主義很快便會發展得越來越龐大，并且與原先的宗教產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會不可避免地被拋棄。韋伯在后來的作品里對此繼續研究，尤其著力于研究官僚制和對政治權威的分類。在這些著作中，他隱約感到了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韋伯還專注于探索中國社會和西歐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與清教徒的對照，并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他認為，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被儒教的美學價值觀念所排斥，這種精神上的差異導致資本主義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
韋伯不相信什么領導天賦，認為一個組織只有遵從規章制度，才能長期地生存下去。在他的代表作《社會和經濟組織的理論》一書中，他提出了“官僚組織結構理論”，或稱“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理論”。后來，他被尊稱為“組織理論之父”。
在法律社會學方面，韋伯強調觀念對于理解社會行為的重要性，同時注意研究這些觀念的社會基礎。因此，“地位團體是韋伯社會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痹诜深I域，“法律實踐者”便是影響法律最重要的地位團體。在韋伯看來，“與司法活動有關的‘法律實踐者’階層，除了司法人員，還包括法律榮譽者，即法律先知、市政議員，有時還包括牧師”。作為“真正的學者”，對法律歷史深入細致的研究，他對法律與社會關系的獨到見解，使后代的社會學家很難超越。
韋伯開創了比較社會學、理解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他和迪爾凱姆被認為是宗教社會學最早的開創者，也是宏觀社會學的集大成者。
1919年，韋伯應聘去慕尼黑大學任教，講授普通經濟學史。韋伯支持共和國，但并不熱情。他參與慕尼黑的庫爾特·埃斯納的革命專政，是魏瑪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1920年6月14日，韋伯因肺炎在慕尼黑逝世。韋伯的大量學術論文與專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幾年中以驚人的速度出版的。由于韋伯過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龐大的研究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