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即將出版了，促使我在此做出書評的原因，是我對王鐵崖先生貫穿于其學術研究之中并在某種意義上構成其學術貢獻之基礎的“追究”精神的尊敬，這種精神便是王先生曾反復與我談到的他所堅定信奉的“學無止境”的治學原則；而更為重要的是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過程中所凸顯的他對國際秩序的深邃洞見，而其間處于支配地位的便是他立基于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的國際法觀。
《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主要由下述三個部分構成：第一編，國際法與中國。王先生的這部分文字展現了他立基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捍衛主權的中國立場的中國國際法學觀。第二編，國際法研究。其間最為重要的是他對國際秩序的深刻洞見，以及他立基于此種洞見的對當代世界格局中不平等的國際實踐的嚴肅批判。第三編，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在王先生的這組文字中，主要呈現的是他經由對如何進行國際法研究這個問題的思考而建構中國國際法學術傳統的努力。當然，在編輯結構上被劃分為三個部分的文章，并不是互不關聯的，而毋寧是王鐵崖先生整體的國際法觀中的不同側重部分；此處需要再加以強調的乃是上述所論的使這些不同部分勾連為一個整體并貫穿于其間的王先生關于國際法的中國觀和世界觀。
近代國際法在發生學上的結構性基礎，乃是主權性的民族國家及其互動間所必然發生的各種關系，然而國際法一旦生成，它便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自身的結構性基礎處于一種辯證的張力之中，最為重要的一面便是它對國際秩序的規范，套用王鐵崖先生的話說，“目前以及可預見的國際關系的現實是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處于主要地位，并同時需要遵守一些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因此，國際法之所以為國際法，其效力根據在法律上在于國家的意志的合致，而在社會上在于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交往的必要”。正是在這種視角下，國際法亦就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成了透過主要調整國家間行動而型構某種國際秩序的一套國家行為的判準。然而，國際法并不是應著主權性的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自然生成的，而是參與國際關系的行動者(此處主要指主權國家)依據其采取行動的知識體系而建構，并在國際關系的活動中予以實踐的；當然，國際法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轉換成了各主權國家采取行動賴以為基的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正是此一分析邏輯的展開，我們可以說國際法及其調整進而型構的國際秩序亦就會因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國際關系格局中所處的不同位置而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和具有不同的性質；換言之，亦是依據這種我所謂的“秩序—行動—知識”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說，國際法既是世界的，也是各主權國家的，進而是中國的。
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國家，中國當是調整進而型構其置身于其間的國際關系的國際法的建構者之一，而不是被動的無所作為的受調整者。然而欲做出建構者的努力，就至少要求對其行動所賴以為基的知識體系(包括內化入其間的國際法知識)進行探究；與此同時，一如上述，國際秩序乃是在不同主權國家的互動中形成的，所以這還要求國際法的建構者對不同國家的互動行動所賴以為基的不同知識體系加以研究。僅就此而言，既是中國國際法學的使命，從而也是中國國際法學研究者的使命。用王鐵崖先生的話來說，“就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法學說本身來講，更需要的還是中國國際法學者自身的深入研究和思考”[1]。
在我看來，王鐵崖先生長達67年的國際法研究生涯，正是中國國際法學研究者所應承擔的上述使命的展現，這是因為王先生的國際法研究不僅伴隨著中國國際法實踐和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王鐵崖先生的國際法研究及其相關的活動還在其間推動甚至引導著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正如王鐵崖先生的老學生、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端木正教授在其為《王鐵崖文選》所作序文中講的，“他在我國國際法學界的巨大影響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的”。
從1933年在《清華周刊》發表《最惠國條款的解釋》一文起，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王鐵崖先生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有關條約理論中的諸問題上。王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兩本專著就都是條約法的專著，一本是《新約研究》(1943年)，另一本是《戰爭與條約》(1944年)。顯而易見，王鐵崖先生這一階段研究重點的選擇，并不是他個人的偏好所致，而是他對國際法性質的深刻認識的反映。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后的三十年間，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就是以研究條約為重點的，這是因為在這一期間中國的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國際法問題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因此而牽涉到的有關法律問題。王鐵崖先生的相關研究不僅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研究方向，最重要的還是他的研究凸顯了隱含于這種選擇背后的他關于國際研究的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王鐵崖先生立基于國際法的中國立場，對不平等的條約以及由這種不平等條約型構成的不平等的國際關系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并通過這種批判揭示出他對平等和正義的國際秩序的關注。當然，王鐵崖先生關于國際法研究的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在他于1978年以后的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過程中得到了更為明確的表現。
王鐵崖先生一以貫之地認為，雖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的任務很艱巨，但是必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锻蹊F崖學術文化隨筆》這部文選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王鐵崖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而其間最為重要的貢獻，在我看來，主要是王先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所做的精彩分析，并立基于此一分析而對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定位所展開的討論，進而在這樣一種王鐵崖先生所謂的國際法學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前提下，為確立符合中國利益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國際法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一如王先生自己所說的，“《國際法引論》在理論上是以現實為依據的。作者不妨自稱為現實主義者。但是，這種現實主義，不是像有些西方學者以‘權力政治’為內容的現實主義或者以‘政策定向’為主導的現實主義，因為我所謂的現實主義的現實乃是國際關系的現實，是為法律所制約的現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現實主義可以說是法律現實主義”[2]。當然，王先生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國際法學非常繁復，實在不是我在這里可以闡明的，所幸的是，王先生計劃在近年內完成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國際法三卷本專著：《國際法引論》、《國際法總論》和《國際法各論》，而且第一卷已經殺青并交付出版，將在明年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時面世；個人以為，王先生一定會在其間的國際法理論部分詳盡闡明他的國際法學觀。
王鐵崖先生并不只是思想者，而且還是行動者，因為正如他對國際法學界廣大研究者所希望的那樣，“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要用各種方式討論如何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這里就牽涉到一些理論問題，一些實踐問題”[3]。不無遺憾的是，囿于選題的規定，《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選編的文章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王先生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貢獻，充其量只是反映了他在國際法學術研究及其建構中國國際法學中的立場和觀點；換言之，本書所反映的只是作為思想者的王鐵崖先生，而無力涉及作為實踐者或行動者的王鐵崖先生。我之所以強調王鐵崖先生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乃是因為國際法這種知識之于中國法學界的規定性使然，而這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國際法實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引進項目，而不是本土生成的知識，因此國際法知識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在某種意義上又不只是個別學者的思考所能當然成就者，它還需要有更多的學者的共同努力或者說還需要對中國國際法學的知識體系的生產者加以組織從而展開更廣泛和更持久的研究。個人以為，王鐵崖先生正是在對國際法的這種規定性的認識支配下，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做出了他的獨特貢獻。
國際法之于中國學界既然是一種舶來的知識，中國國際法研究的展開也就當然要以整理和編寫既有的國際法資料為前提或基礎，因此王鐵崖先生對組織同仁編選和出版國際法資料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從1957年到1962年相繼出版的三卷本《中國舊約章匯編》，便是王先生整理十幾年搜集到的中外條約、章程、合同等文獻的具體成果。正如端木正所言，“這部大著超越了以往一切同類出版物，不論是官方的或私家的，也不論是國人還是外國人編選的。這是研究國際法和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必不可少的資料書”。王鐵崖先生先生不僅關心中國外交史文獻的編輯整理工作，同樣也重視介紹世界外交史的文獻尤其是現代資料的編輯和整理工作。王先生于1957年與王紹坊教授合作編譯了世界史資料的三個分冊：《1871年—1898年歐洲國際關系》、《1898年—1914年歐洲國際關系》和《1914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后，為了配合國際法的研究和教學，王先生又組織同仁相繼出版了幾部資料選編：《海洋法資料匯編》(1974年)、《國際法資料選編》(1982年)、《戰爭法文獻集》(1986年)、《聯合國基本文件集》(1990)，而且現在還在組織其他的國際法研究者合編《國際法資料選編》。王鐵崖先生通過組織這些文獻資料的出版工作，使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基本上有了必要的文獻資料做基礎，并為中國國際法學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獻依據。
除了組織編選國際法資料和翻譯的活動以外，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還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比如教書育人和國際學術交流；然而在我看來，其間對于中國國際法學建構的最為重要者，乃是王先生在中國國際法知識體系的制度性基礎建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貢獻。1979年，王先生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首創國際法專業，并在其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0年，王先生和陳體強教授協助宦鄉先生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國際法學會，并于1991年起擔任學會會長；1982年，王先生在陳體強教授的協助下，主編并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國際法學術刊物《中國國際法年刊》，至今已十多年。王鐵崖先生的上述活動，不僅為中國國際法學的研究型構了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基礎，而且還為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且高質量的學術交流空間。
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上文所述的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之行動層面的努力，不僅是他對國際法之于中國學術的規定性的認識的結果，更重要的還是《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一書中國際法之于中國觀和世界觀的實踐層面的一種落實。在我看來，唯有從知識論出發深刻地認識到國際法學這種知識的地方性和普遍性，才有可能在國際法學術研究和國際法學的建構中一以貫之地既捍衛中國的主權，而同時又關照世界的和平秩序。當然，王鐵崖先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方面的杰出貢獻，并不僅僅歸屬于國際法領域，實際上是中國學者自西學東漸以來力圖建構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努力的一個方面，據此我們可以說，王先生的努力也將對進一步推進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建構產生深刻的影響。
《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即將出版了，促使我在此做出書評的原因，是我對王鐵崖先生貫穿于其學術研究之中并在某種意義上構成其學術貢獻之基礎的“追究”精神的尊敬，這種精神便是王先生曾反復與我談到的他所堅定信奉的“學無止境”的治學原則；而更為重要的是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過程中所凸顯的他對國際秩序的深邃洞見，而其間處于支配地位的便是他立基于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的國際法觀。
《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主要由下述三個部分構成：第一編，國際法與中國。王先生的這部分文字展現了他立基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捍衛主權的中國立場的中國國際法學觀。第二編，國際法研究。其間最為重要的是他對國際秩序的深刻洞見，以及他立基于此種洞見的對當代世界格局中不平等的國際實踐的嚴肅批判。第三編，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在王先生的這組文字中，主要呈現的是他經由對如何進行國際法研究這個問題的思考而建構中國國際法學術傳統的努力。當然，在編輯結構上被劃分為三個部分的文章，并不是互不關聯的，而毋寧是王鐵崖先生整體的國際法觀中的不同側重部分；此處需要再加以強調的乃是上述所論的使這些不同部分勾連為一個整體并貫穿于其間的王先生關于國際法的中國觀和世界觀。
近代國際法在發生學上的結構性基礎，乃是主權性的民族國家及其互動間所必然發生的各種關系，然而國際法一旦生成，它便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自身的結構性基礎處于一種辯證的張力之中，最為重要的一面便是它對國際秩序的規范，套用王鐵崖先生的話說，“目前以及可預見的國際關系的現實是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處于主要地位，并同時需要遵守一些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因此，國際法之所以為國際法，其效力根據在法律上在于國家的意志的合致，而在社會上在于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交往的必要”。正是在這種視角下，國際法亦就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成了透過主要調整國家間行動而型構某種國際秩序的一套國家行為的判準。然而，國際法并不是應著主權性的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自然生成的，而是參與國際關系的行動者(此處主要指主權國家)依據其采取行動的知識體系而建構，并在國際關系的活動中予以實踐的；當然，國際法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轉換成了各主權國家采取行動賴以為基的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正是此一分析邏輯的展開，我們可以說國際法及其調整進而型構的國際秩序亦就會因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國際關系格局中所處的不同位置而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和具有不同的性質；換言之，亦是依據這種我所謂的“秩序—行動—知識”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說，國際法既是世界的，也是各主權國家的，進而是中國的。
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國家，中國當是調整進而型構其置身于其間的國際關系的國際法的建構者之一，而不是被動的無所作為的受調整者。然而欲做出建構者的努力，就至少要求對其行動所賴以為基的知識體系(包括內化入其間的國際法知識)進行探究；與此同時，一如上述，國際秩序乃是在不同主權國家的互動中形成的，所以這還要求國際法的建構者對不同國家的互動行動所賴以為基的不同知識體系加以研究。僅就此而言，既是中國國際法學的使命，從而也是中國國際法學研究者的使命。用王鐵崖先生的話來說，“就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法學說本身來講，更需要的還是中國國際法學者自身的深入研究和思考”[1]。
在我看來，王鐵崖先生長達67年的國際法研究生涯，正是中國國際法學研究者所應承擔的上述使命的展現，這是因為王先生的國際法研究不僅伴隨著中國國際法實踐和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王鐵崖先生的國際法研究及其相關的活動還在其間推動甚至引導著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正如王鐵崖先生的老學生、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端木正教授在其為《王鐵崖文選》所作序文中講的，“他在我國國際法學界的巨大影響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的”。
從1933年在《清華周刊》發表《最惠國條款的解釋》一文起，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王鐵崖先生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有關條約理論中的諸問題上。王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兩本專著就都是條約法的專著，一本是《新約研究》(1943年)，另一本是《戰爭與條約》(1944年)。顯而易見，王鐵崖先生這一階段研究重點的選擇，并不是他個人的偏好所致，而是他對國際法性質的深刻認識的反映。眾所周知，自五四運動以后的三十年間，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就是以研究條約為重點的，這是因為在這一期間中國的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國際法問題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因此而牽涉到的有關法律問題。王鐵崖先生的相關研究不僅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研究方向，最重要的還是他的研究凸顯了隱含于這種選擇背后的他關于國際研究的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王鐵崖先生立基于國際法的中國立場，對不平等的條約以及由這種不平等條約型構成的不平等的國際關系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并通過這種批判揭示出他對平等和正義的國際秩序的關注。當然，王鐵崖先生關于國際法研究的中國立場和世界立場，在他于1978年以后的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過程中得到了更為明確的表現。
王鐵崖先生一以貫之地認為，雖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的任務很艱巨，但是必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锻蹊F崖學術文化隨筆》這部文選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王鐵崖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而其間最為重要的貢獻，在我看來，主要是王先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所做的精彩分析，并立基于此一分析而對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定位所展開的討論，進而在這樣一種王鐵崖先生所謂的國際法學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前提下，為確立符合中國利益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國際法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一如王先生自己所說的，“《國際法引論》在理論上是以現實為依據的。作者不妨自稱為現實主義者。但是，這種現實主義，不是像有些西方學者以‘權力政治’為內容的現實主義或者以‘政策定向’為主導的現實主義，因為我所謂的現實主義的現實乃是國際關系的現實，是為法律所制約的現實�！瓘倪@個角度來看，這種現實主義可以說是法律現實主義”[2]。當然，王先生的“法律現實主義”的國際法學非常繁復，實在不是我在這里可以闡明的，所幸的是，王先生計劃在近年內完成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國際法三卷本專著：《國際法引論》、《國際法總論》和《國際法各論》，而且第一卷已經殺青并交付出版，將在明年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時面世；個人以為，王先生一定會在其間的國際法理論部分詳盡闡明他的國際法學觀。
王鐵崖先生并不只是思想者，而且還是行動者，因為正如他對國際法學界廣大研究者所希望的那樣，“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要用各種方式討論如何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學。這里就牽涉到一些理論問題，一些實踐問題”[3]。不無遺憾的是，囿于選題的規定，《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選編的文章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王先生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貢獻，充其量只是反映了他在國際法學術研究及其建構中國國際法學中的立場和觀點；換言之，本書所反映的只是作為思想者的王鐵崖先生，而無力涉及作為實踐者或行動者的王鐵崖先生。我之所以強調王鐵崖先生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乃是因為國際法這種知識之于中國法學界的規定性使然，而這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國際法實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引進項目，而不是本土生成的知識，因此國際法知識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在某種意義上又不只是個別學者的思考所能當然成就者，它還需要有更多的學者的共同努力或者說還需要對中國國際法學的知識體系的生產者加以組織從而展開更廣泛和更持久的研究。個人以為，王鐵崖先生正是在對國際法的這種規定性的認識支配下，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做出了他的獨特貢獻。
國際法之于中國學界既然是一種舶來的知識，中國國際法研究的展開也就當然要以整理和編寫既有的國際法資料為前提或基礎，因此王鐵崖先生對組織同仁編選和出版國際法資料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從1957年到1962年相繼出版的三卷本《中國舊約章匯編》，便是王先生整理十幾年搜集到的中外條約、章程、合同等文獻的具體成果。正如端木正所言，“這部大著超越了以往一切同類出版物，不論是官方的或私家的，也不論是國人還是外國人編選的。這是研究國際法和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必不可少的資料書”。王鐵崖先生先生不僅關心中國外交史文獻的編輯整理工作，同樣也重視介紹世界外交史的文獻尤其是現代資料的編輯和整理工作。王先生于1957年與王紹坊教授合作編譯了世界史資料的三個分冊：《1871年—1898年歐洲國際關系》、《1898年—1914年歐洲國際關系》和《1914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后，為了配合國際法的研究和教學，王先生又組織同仁相繼出版了幾部資料選編：《海洋法資料匯編》(1974年)、《國際法資料選編》(1982年)、《戰爭法文獻集》(1986年)、《聯合國基本文件集》(1990)，而且現在還在組織其他的國際法研究者合編《國際法資料選編》。王鐵崖先生通過組織這些文獻資料的出版工作，使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基本上有了必要的文獻資料做基礎，并為中國國際法學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獻依據。
除了組織編選國際法資料和翻譯的活動以外，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的行動層面還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比如教書育人和國際學術交流；然而在我看來，其間對于中國國際法學建構的最為重要者，乃是王先生在中國國際法知識體系的制度性基礎建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貢獻。1979年，王先生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首創國際法專業，并在其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0年，王先生和陳體強教授協助宦鄉先生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國際法學會，并于1991年起擔任學會會長；1982年，王先生在陳體強教授的協助下，主編并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國際法學術刊物《中國國際法年刊》，至今已十多年。王鐵崖先生的上述活動，不僅為中國國際法學的研究型構了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基礎，而且還為中國國際法學的建構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且高質量的學術交流空間。
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上文所述的王鐵崖先生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之行動層面的努力，不僅是他對國際法之于中國學術的規定性的認識的結果，更重要的還是《王鐵崖學術文化隨筆》一書中國際法之于中國觀和世界觀的實踐層面的一種落實。在我看來，唯有從知識論出發深刻地認識到國際法學這種知識的地方性和普遍性，才有可能在國際法學術研究和國際法學的建構中一以貫之地既捍衛中國的主權，而同時又關照世界的和平秩序。當然，王鐵崖先在建構中國國際法學方面的杰出貢獻，并不僅僅歸屬于國際法領域，實際上是中國學者自西學東漸以來力圖建構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努力的一個方面，據此我們可以說，王先生的努力也將對進一步推進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建構產生深刻的影響。
注釋：
[1]王鐵崖《國際法引論·自序》，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2]同上。
[3]《王鐵崖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71頁。
注釋：
[1]王鐵崖《國際法引論·自序》，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2]同上。
[3]《王鐵崖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