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法院研究室人十分尊敬的最高法院研究室原主任周道鸞先生走了,而且走得很突然,突然得甚至出乎他本人意料,以致在生前連只言片語的遺言都沒有留下。同時,先生的匆匆離世也讓我們大家深感疑惑:一位雄心未老、風風火火的老同志怎么說走就走了呢?就在此前幾天,先生還緊鑼密鼓地約見最高法院政治部、研究室、司改辦、法研所和有關業務庭室的同事們,說要寫一部系統闡述他司法改革觀點和建議的研究報告,請大家給他提供材料并提供其他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們當時都為先生的雄心壯志所感動并答應全力配合。但令大家扼腕的是,前幾天的一別竟成永訣；僅過了短短幾天的時間,先生的宏愿就變成了遺愿!
難得的“兩棲”型專家
周道鸞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法學家,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人民法官,是我國法學理論界和法律實務界老一輩中為數不多的“兩棲”型專家,既是“學者中的法官”又是“法官中的學者”。先生的著述領域涉及刑事法治的理論與實踐,人民司法制度的重建與發展,司法審判實務和法官教育培訓等多個方面,成果頗豐、建樹很多、影響甚廣。其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應屬他三卷本的自選集《周道鸞應用法學文選》和領銜主編的《刑法罪名精釋》等代表作。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對我國民主法治建設、人民法院工作和刑事法治理論與實踐的深厚情懷和深邃思考。現在捧讀他一篇篇用鋼筆寫出來的優美文字,猶如聆聽先生生前的親切教誨,不免追思萬千、感慨良多。
難忘的邂逅之誼
我與先生相識于1985年的春天。當時,我還是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法專業的一名在讀碩士生,為了撰寫碩士畢業論文《論我國刑法中的量刑情節》,來北京收集資料并拜訪名師。記得有幸在一個招待所里同時見到了周道鸞先生、單長宗先生、張泗漢先生和另一位已經不記得姓名的先生。四位先生對我這個素不相識且不揣冒昧的年輕學生非常熱情,不僅像論文答辯委員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而且回答了我在日常學習和論文撰寫中遇到的很多疑惑。臨別時,他們還特別送給我一些案例資料。這在資料收集手段有限、實務研究資料非常短缺的年代里,無異于給了我一筆寶貴的財富。后來,我也來京繼續深造并工作了,在刑法學研究會的年會和其他一些學術會議上,經常能夠見到周道鸞、單長宗、張泗漢等幾位最高法院刑事審判領域的專家型法官,與他們漸漸成了熟人和朋友,結下了深厚友誼。
退休不忘“第一要務”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老一輩知識分子在青壯年時期被耽誤得過多,而正在卯足勁干事的年齡時又由于退休制度的實行離開工作崗位過早,所以他們多數都有工作還沒有干過癮就被突然叫停的惜別情懷。周道鸞先生也不例外。“工作上退休思想上絕不退休”,這是先生在他80大壽時作出的莊嚴承諾,并寫入他親自為大壽文集所作的序言《與法治同行五十六個春秋》里。他不僅是這樣說的、這樣寫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退休之后,先生仍把學習當做“第一要務”,始終不改他對法學研究和人民司法事業的濃濃情懷。不僅最高法院有關業務部門請他來講述人民司法優良傳統、請他參與研究司法改革或審判工作中的問題時,他每次都是有請必到,積極建言獻策,而且他還十分注意主動針對法院工作中的一些重點難點問題,搞一些調研,并向有關部門適時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此外,他還特別關心研究室的工作,并對我本人的工作給予了很多幫助。讓我追悔莫及且深感愧疚的是,由于工作繁忙,我對他提出的一些意見和建議,沒有全部或及時落實。我想今后也只能用更加努力的工作來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從1954年秋季他非常不情愿地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到2013年冬季他更不情愿地離開自己無比熱愛的法治中國,周道鸞先生“與法同行”也算有了60個春秋。60年崢嶸歲月,他鞠躬盡瘁、成果豐碩、貢獻良多!60年風雨兼程,他沒有任何自我滿足,不帶一絲疲憊懈怠,他難以放下和想要干的事情還很多!他的這種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生生不息的奉獻精神,正是當代法律人追求法治理想、建設法治中國的實干精神!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仰視并鼓舞我們砥礪前行!
周道鸞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