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1月17至27日期間去美國進行學術訪問并赴巴拿馬參加國際會議,出國前因為知道周道鸞教授因心臟病住院情況不好,很想前去探望,但被告知在醫院危重病房監護中。周老在美國工作的二兒子告知說,他回國看望周老已有一段時間,因工作需要原本打算近期返美,但醫生建議他最好先不要返美,說是周老隨時有生命之虞,我也深感不祥和擔憂,但還是寬慰他,并在心中祈禱周老能闖過這一關。
不想這一去竟成永別,我在美國訪問期間知悉了周老于11月20日下午15時在京逝世的消息,我和同行的同事王秀梅教授、陰建峰教授都為此不勝悲痛,痛惜我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師長前輩,我國法學界和法律界失去了一位堪稱楷模的著名專家學者。我在給周老家屬發去悼念和慰問信息之后,安排北師大刑科院、法學院和全國刑法學研究會發去了唁函,看到了北師大刑科院微信圈中多位老師所發的悼念微信,作為周老摯友的我們北師大刑科院名譽院長高銘暄教授的悼念微信這樣寫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唯法是從,光照人生。道鸞同志千古!”
提攜后生熱忱不茍
我與周老相識于20世紀80年代之初,迄今已三十余年。多年來尤其是晚近十余年來可以說與周老結下了忘年交的深厚學術友誼。11月26日的周老告別我因在國外沒能趕上,謹以此短文緬懷周老。
1980年,高銘暄和王作富兩位老師給人大法律系78級本科生講授刑法課程,我作為鄭州大學的代培生跟班學習。當時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剛剛實施,為加深同學們對刑法理論的理解,兩位老師約請了司法機關的一些專家來校做講座。記得時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的周道鸞法官是在1980年秋天到人大做了關于搶劫罪理解與適用疑難問題的講座,他深入淺出、實務結合理論的講授引起了同學們極大的學術興趣。我也在講座后向周法官請教了問題。這是我與周老的初識,但這時周老大概還不會記得我。
及至讀碩士生、博士生階段,由于高、王兩位導師對理論聯系實踐的倡導和他們與周老的友誼,我得以與周老有了較多的接觸機會。特別是讀博士階段曾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收集資料,其間得到周老的很多幫助和指導,周老還是我的博士論文的評審專家之一,周老精深的理論與實務見解,他提攜青年學子的熱忱和一絲不茍的學風,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老自1987年5月正式調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至1998年6月退休這11年間,曾擔任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研究室主任和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其間我博士畢業后留校而逐步成長為刑法學教授,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和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等平臺上周老與刑法學界、與我們刑法學團隊保持和發展了良好的學術聯系與合作關系,我作為我們刑法學團隊年輕的一員從周老處受益良多。
潛心研究不遺余力
周老與我和我們刑法學團隊更加密切的交往,是在周老1998年6月退休之后。一方面,是因為周老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他所熱愛的法學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另一方面,我們刑法學團隊自1999年11月建立了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我們以該基地為平臺開展了多種刑法學學術活動,周老參與其中很多。2005年我們刑法學術團隊的多位骨干成員為了尋求學術事業發展更大的格局和更好的平臺,加盟北師大創建了我國高校首個獨立的實體性、綜合性刑事法學研究機構北師大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我們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有了更大的拓展。周老認識到北師大刑科院體制創新對開拓發展我國刑事法學研究事業的重要性,他在多種場合滿腔熱情地予以宣傳和肯定。作為北師大刑科院專家委員會委員,周老的身影出現在我們多個國際、國內學術會議上,他充滿真知灼見的發言總能獲得與會中外專家學者們的肯定和共鳴。周老在退休前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專家代表曾長期擔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的理事,近年來,周老作為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的顧問,滿腔熱情地積極參與和支持刑法學研究會的學術事業。周老對現代法治的堅定信仰和法學研究的無比熱愛,以及他正直、坦誠、謙虛、熱情、友好的品德都堪稱老一輩專家學者的表率并為中青年刑法學人所景仰。
周老的業績留在了世間,周老的學術成果惠及當代與后人,周老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弘揚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