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由檢察日報社主辦的長篇偵探小說《“無罪”貪官》研討會舉行，來自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法學、出版界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圍繞這部小說的文學成就、社會意義，對文學與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法律的關系等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討。
一個法學家的文學性情
《“無罪”貪官》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創作，該書與另一本《無罪謀殺》并已經出版的《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三部小說完整了何家弘小說的“三罪二無”系列。作為一名法學家，何家弘的專業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華麗地轉身開始文學創作，用作者本人的話說是“圓一個年少時的文學夢”。對這樣一位寫了五部小說，且五部都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走出國門的文學愛好者，與會的專家學者對其作品的文學性給予了高度認可。
文學評論家、全國政協委員包明德說這本書他是一口氣讀完的，作品結構嚴謹，邏輯性強，故事情節環環相接、絲絲入扣、懸疑叢生、撲朔迷離，其中的人物的塑造，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生動鮮明，體現了較高的文學品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是何家弘的同行，他談到自己的閱讀感受時說:“何老師的書看起來波瀾不驚，在平淡當中揭示出來東西，而不是鮮血淋漓，盡管里面寫到謀殺、販毒，但還是很平靜，他的描寫非常紳士，即使內心里有巨大的沖擊，但在表面上仍然給人非常平靜的感覺。”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對小說中三個配角人物印象深刻:“一個是賀茗芬，很有追求的少女，早年的生活和后來生活對她的侵蝕使她墮落了。另一個吳風浪更不用說了，就是覺得自己不能窩囊地靠養老金生活，也反映了當下一種不好的國民心態。而南國風這個人物描寫得挺有意思，作品對他的墮落、掙扎、情感蛻變，寫得非常深刻。”他認為這種全景式的社會學派寫法與以往“找一個角度切入”式的寫法相比實則難度更大。
“法律與文學都是在處理人的欲望、人的境遇。盡管具體的法律操作與文學無關，在雅克·德里達看來，法律文本與文學文本一樣都是通過象征符號運行，一樣充滿想象力，有無限的闡釋空間。”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這是一本有職業精神的書，作者沒有高談闊論，而是將文學與法律之間天然的密切關系融會貫通，展現了一個法學家的文學性情。
此次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作者的多年好友，也有以文會友的初識，但評點起作品來都毫不客氣。張衛平則對作品的章節名稱全部是五個字過于追求工整對仗表示了異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建軍先生則提出了作品后記中“四字韻語”的文法不通現象。批判的思想擦出了火花，會場的討論氣氛愈加濃烈。
虛構寫作的理想
讀者大多知曉何家弘的法學家身份，卻不知他曾經從事過偵查員、鑒定人、辯護律師、檢察官、仲裁員等工作。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這些豐富的職業經歷對作者小說創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無罪”貪官》的主角洪鈞便是一名律師，對檢察官的形象也刻畫得生動細致，而這在同類型小說中并不多見。
作品的專業性顯然不僅僅體現在人物設置方面，小說開篇第一章，主人公洪鈞在接待委托人時就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中律師會見當事人的不同規定細細道來。又如洪鈞與公安局長吳風浪兩個專業選手關于“偵查思維的逆向性與對抗性”的討論，看似隨意的細節，在梁鴻鷹看來，是作者多年職業訓練與學術積累的自然而然的結果，難得的是這種大量的法律說理沒有絲毫枯燥乏味，反而讀來津津有味。
文學評論家北喬認為這也是該部作品出彩的地方，“作者把他自己熟知的法律常識有意識地放在小說里，當故事發展到一定程度在閱讀中給予解釋，法律知識成為調整小說節奏的元素。”
專業的力量加上想象的翅膀滿足了許多讀者的閱讀快感，小說中大量“一手材料”讓讀者有一種得窺天機的激動，比如公安審訊筆錄文本的紀實展現，對法院卷宗作偽部分的法理分析等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對同事何家弘的建議是，“許多讀者現在不太愿意看虛構性的東西，這幾部長篇結束之后可以寫長篇報告文學，寫非虛構性的作品。”
這一提議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作家陸天明提到，在反腐敗題材文學創作持續低迷的當下，非虛構寫作也不失為一條出路，但“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把反腐作品寫得更像文學。有些文學家不承認反腐作品是文學，為什么福爾摩斯的作品就被承認是文學?我認為有偏見。但是也要看到大量的法制文學、反腐文學作品在語言、人物、意境、關照社會和歷史發展方向以及反映人民意愿的力度、對未來中國的走向和思考方面與文學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所以說，反腐文學要成為真正的文學或者說有深度、有廣度的文學還是有距離的”。
梁鴻鷹說:“非虛構寫作不可能僅靠現有知識和法學素養的積累就能自然而成，非虛構也有它的技術和需要處理的問題。這部書可貴的是其中理性的思考，對公平正義的倡導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
陸天明特別提到一點:反腐小說很容易陷入情節和戲劇性的泥沼中，“因為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懸疑性、推理性，你很容易就陷進去。”他提醒，“在這個泥沼里面，你還想干什么?這是反腐作家需要問自己的問題。現在很多的反腐作家對這個問題不問了，就是寫出一個故事、事件或者一個案例來，伸張正義了就完了。再好一點，就是普及法律知識了。這些不是文學的本義。”
知識分子寫作應有的品位
“為什么叫《“無罪”貪官》?”張衛平自問自答，“因為貪官最后沒有獲刑，作者的理想是‘大赦貪官’，之后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這對我們探索一條中國式的反腐道路是有好處的。”
《“無罪”貪官》題記中寫道:你是個貪官，但非十惡不赦之人。只要你在規定時限內如實申報你的全部家庭財產，而且不再犯貪腐之罪，你所申報的財產就被視為合法財產，不被追查。如果你不如實申報，或者在申報后再犯新罪，你的財產將被嚴查，你也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人民可以寬恕你的原罪，但你必須用行為去救贖你的靈魂。
這讓程光煒感覺到《“無罪”貪官》一脈相承了晚清小說批判社會現實的特色，但與晚清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以單純的敘述為主的風格不同，還承載了作者的學術理想在其中。
陸天明認為，這是一部接地氣的小說，非常難得的是張揚了知識分子寫作應有的品位，體現了傳統文化中文人“士”的精神，對家國天下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包明德認為，這部法制題材的小說在法制與腐敗的糾結中展開故事情節，中間有作者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深層思考與探索，作品的敘述中傳達了“只要實行干部財產公示制度，官場勾結的問題就可以從法制層面得到基本解決，但又不能根治，最終還是要從干部的選拔、任用、監督管理上下功夫來解決”，充滿著浪漫主義的色彩，同時又有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懷。
小說中的“腐敗感指數排行榜”來源于數年前何家弘看到的一份調查報告，報告指數體現人們對不同國家和地區腐敗狀況的觀感，具有一定客觀性，滿分為10分，表示最廉潔。當年，中國大陸得分2.16分，排名倒數第二，這組數據讓何家弘深感震驚。后來，何家弘有機會訪問香港廉政公署，對香港地區反腐倡廉的進程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對腐敗和反腐敗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公開透明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預防腐敗的有效措施之一”。于是，何家弘大膽提出了“大赦貪官”的設想，并在媒體連續刊發文章。學者的理想在現實中能走多遠，何家弘不知道，但是在他的小說烏托邦里，作者可以盡情書寫一個廉潔的天堂。
法制小說有益于法制基礎培育
北喬看完《“無罪”貪官》說，“不像看其他的類型化小說那樣只是多看了一個案例，作者的推理敘述給我們一個不太熟知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了一群人，飽滿了類型化小說的骨架。”
盡管主人公洪鈞是一名律師而非私家偵探，但無妨眾人將作品歸類為偵探小說。偵探作家李迪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他的作品《傍晚敲門的女人》問世后在國內產生極大影響，并陸續在俄羅斯、法國、韓國翻譯出版，開創了中國推理小說走向世界之先河。何家弘的五部小說在海外也深受歡迎，北京偵探推理文藝協會常務副會長于洪笙解密道:“第一是題材現實性。第二是學者專家型作者。有的小說寫一個破案故事，插入許多讓讀者眼花繚亂、乃至于魔幻、穿越都包含其中的元素，但何家弘的作品把法制、人文、科技結合在一起。如小說設計的‘扣兒’就是那幅古畫右下角的小黑點。第三，法國雜志評價這本書像福爾摩斯的作品一樣吸引著讀者，這是純正的偵探小說所必需的。”
作為對作品理想主義的回應，于洪笙引福爾摩斯的一句話:“為了公眾的利益我很樂意迎接死亡!”她說，偵探小說也是理想文學，破解秘密之后要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以和諧社會也是破案者渴求的。
一本好看的偵探小說是不是一個好的作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朱偉一認為，小說作家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作家，就是提出別人不太好提的問題。
作家李洱從另一個角度看，認為“好的小說最后給人的感覺都是走投無路的，所有人犯錯誤都是不得不如此，都是在幾個悖論當中不得不如此，在迷茫當中作出艱難的選擇，但是最終地選擇一條錯誤道路走向滅亡。何老師的強烈情懷可能會給予作品太多主觀觀念，使得人物本身站出來說話的機會比較少。”
李建軍認為，“當下國民充斥著絕望、無奈、迷茫、焦慮，缺乏安全感、沒有價值感，無關乎你多大名氣、多高的地位，生活意義感匱乏深深折磨著中國人，有一種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的浸透”，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機的時代，這種時代呼喚的是一種“大文學”。“‘大文學’就是有豐富的審美經驗含在其中，提出大問題，對于這個時代的巨大問題，何家弘先生是試圖給出答案的。”
《檢察日報》副總編王守泉接著說，“作家應該是提出問題的人，能提出新時代面臨的人類解決不了的、需要探索的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它，也許是政治家、科學家或者是別人。”
張建偉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特別需要多創作一些法制題材小說，“當一個社會法治程度特別高的時候，法制小說、偵探小說會特別發達。同理，法律題材的小說對法制基礎培育也有重要的作用。”
人民公安出版社副總編輯李國強在總結發言中說，不管如何鋪陳語言，最終還是要通過塑造一個典型的人物形象來反映作者對于人性的認識或者是對當今社會的看法和主張，通過這樣一種形象的展示和鋪陳過程，直接展示或者暗示作者內心中所理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至于有沒有答案，一個作家或者一個哲學家、思想家，很多問題由于認知的問題是回答不了的。
小說的結尾貪官沒有被判刑，“這就是現實生活，”北喬說，“不向現實低頭，這是種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