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是新中國法和法學發展的“黃金時期”,而77、78、79級法科學生(俗稱“新老三屆”),則是其中的參與者和見證人,為中國的法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那么,“新老三屆”是如何成長起來的?在他們考入大學成為“法律人”之前,他們又是怎樣的一種人生經歷?這種經歷顯示出了怎樣的時代特征、社會背景?我們又能獲得一些怎樣的人生感悟?這些,可能是年輕的法科學子希望了解的。
為此,本專欄決定刊登一些“新老三屆”法科學生的回憶文章,一起來懷念那段逝去的歲月,體味法治文明的進步。我們將首先連載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學生、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教授的兩組回憶文章:“火紅的年代”和“激情燃燒的歲月”。
□何勤華
做父母思想工作
得知被北大錄取后確實非常高興,但在當時上海人的觀念中,北京雖然是首都,但生活水平比上海要低得多,各個方面的條件也艱苦得多。所以上海人把北京視為與河南、河北、山西、陜西等差不多一樣的“北方外地”,很多人不愿意去。
我父母也持這一觀點,他們怕我大學畢業后回不了上海,就在“外地”受苦了。他們的理想就是讓我在上海讀大學,然后在上海工作。因此,我的錄取通知書寄到我們生產隊時,我父親剛好探親在家,他就和母親商量,將錄取通知書藏了起來,不讓我去北京。當然,經過做工作,最后他們還是同意了。
從拿到錄取通知書到1978年2月26日離開上海的一個多月時間內,我基本上是在和親戚朋友、同事同學的歡送聚會中度過的。我走后,我的工作由團委副書記張群接任,故需要將團委的工作移交給她。另外,我們這一屆團委以及下屬的團支部書記中,考上大學、大專和中專的還不少。三年的朝夕相處,大家都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現在要各奔東西了,自然是非常留戀、難舍難分。
雖然在農村生活非常艱苦,但是當真的要離開的時候,又有很多的留戀,畢竟在這里生活了22年,勞動工作了六年半,這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水,這里的人與事,都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
身處農村劇變時代
應該說,我的少年、青年時代,是中國農村劇烈變化的時代。在我們小的時候,上海郊區所有的江河,包括很小的河,水都是非常純凈的,沒有任何污染。我們在河里游泳時,嘴巴干了,就喝上幾口河水,很清涼甘甜。
那時,往農田里的莊稼澆水,不是用抽水機抽,而是用人工踩踏轉斗,或者由牛拉著轉斗往上抽水。所有的船舶,都是靠人工推進,或者拉纖,或者搖櫓,或者撐桿,沒有一臺柴油機,因此河水中是沒有柴油味的。
種植莊稼,很少用農藥,幾乎不用化肥。每到農閑時,我們就去割野草,或者從河里撈水草,然后再與河里挖上來的底泥摻和在一起,堆成一個個草泥堆,讓草在河泥中腐爛。夏天麥子、油菜籽收上來以后,就把這些草泥,我們也稱有機肥,均勻地敷在田里。另外,將生產隊從每戶人家那里收集到的人的糞便(那時,每戶人家都有幾個馬桶,專門有一名社員每天負責挑馬桶,將里面的糞便倒在生產隊的蓄糞池里,供肥地用)、豬圈的肥料等撒在田里,莊家既長得好,又沒有什么污染。
但1970年前后出現的鄉鎮企業,我們稱“小工廠”,開始破壞了這一切。一方面,各種鄉鎮企業所排泄出來的垃圾、廢料、化學液體,在當時基本上都是直接排向河里,附近的河水很快就變顏色了,到后來就無法飲用,不得已就開始打井,喝井水。到我離開的時候,井水也都是有異味的了。
另外,一些大一點的河,因為在里面跑運輸的船只,已經不再拉纖或是搖櫓,都是用柴油機作動力,因此,河水里充滿了柴油味,魚蝦都不好吃了。當然,后來連魚蝦也幾乎見不到了。1992年浦東改革開放以后,其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無數工廠企業的建設,高速公路和地鐵的修筑,(由于大型企業紛紛遷入浦東以及修路筑橋等公用事業的大規模展開)農民房屋的動拆遷的進行,浦東農村的面貌已經完全變形。不管我們接受不接受、喜歡不喜歡,這個社會轉型的進程已經開始了,而且不可逆轉。當然,這些也都是后話了。
對浦東農村留戀歸留戀,感情歸感情,大學還是要去讀的,這是我已經等了六年半的機會,我當然要高興地去,而且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學業,才算對得起這一片養育我的土地,才算對得起這些朝夕相處的父老鄉親以及工作中的親密伙伴。實際上,自從拿到錄取通知書后,我的心就已經飛向了北京,我們國家的首都。
1978年2月26日,我搭乘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一個人前往北京,去那個向往以久的神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