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學人，前赴后繼
研墨燃脂，推陳法意
媒介東西，平章意氣
賡革文明，書生職志
無限江山，彷徨無地
臧否先賢，牛衣涕泣
知我罪我，“多大個事！”
——文前自題
屈指一算，中國自步入近代以來，前赴后繼，大致已然有過五代法學家了。所謂近代，是指1840年以來的一個半世紀，而就法學來說，主要則是自清末變法改制以降的百年歷程。清末的變法改制，起于不得不然，而落實為有所然而然，繼“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之后，下接民國政制、延安式的創試，構成了通常所說的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源頭。在此連綿接續、悲壯慘烈的百年“長程革命”中，包括法制在內的器物、制度與理念的變革，既是挽狂瀾于既倒的緊急應對，更是針對“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①實現文化－社會轉型的“革命”。一百年間，中華民族自青黃不接、風雨飄搖的暗淡時光，以數代人的巨大犧牲，一路撲騰，漸臻貞下起元的民族復興之境。其間，經由法律移植建設“現代化法制”，將老大中華從“帝制中國”推轉為“法制中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訴求，構成近代中國民族精神的重要一脈。而一個漸具獨立社群性質的法律家法學家職業共同體，屢仆屢起，亦初現雛形。五代法律學人，身處其間，生聚教訓，壯士摧眉，英雄折腰，所孜孜以求、夢寐向往者，即此“現代化法制”，即此“法制中國”，而塑造了二十世紀中國一幀獨特的人文風景。
在以下的篇幅里，筆者將首先簡單勾勒出近代中國五代法律學人的基本譜系，通過對于若干具有典型意義的法學家的學術思想和人生歷程的個案考察，探討百年法學的代際特征及其時代內涵，綜括其任務與擔當，評述其成就與得失，求以今人心通古人意，述既往而示來者。
第一節 基本譜系
本文所說的“法學家”，細予分梳，其實包括通常所謂的“法學家”與“法律家”，亦即法學教研人員和法律實務工作者兩部分。其內涵與外延等同于筆者曾經闡說過的“法律公民”或者“法學公民”。②實際情形是，很多時候，包括近世中國在內，法學家亦即法律家；反之亦然。吳經熊、楊兆龍和林紀東以法學家之身，同時投身司法實務，相得益彰，不以為忤；一些杰出的法官和律師，打理案件的同時，鐘情著述，將實務心得付諸字紙，甚至有理論創獲，從另一面提供了適例。正是在此，法律之為一項世俗的職業與法學之為一項精神的探討，經由同一個體分別從事的“立功”與“立言”活動，獲得了有機協調，而凝結成法意，積淀為法律傳統，以文字為載體，傳諸后輩，蔚成民族的法律思想歷史，中國文明法律智慧的見證。因而，就學術史而言，后人清點文字，佐證于史，釋證于事，印證于古今，撲面盈眶的，當然還是“立言”。也就因此，本文所述所論，基本即取材于此，而以“法學家”統而通謂之。
其次，對于法學家之代際劃分，自然的輩分沿承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但卻非主要或者唯一依據。實際上，本文所述之第二、三代法學家，其間年齡確有距離，但也可能極相仿佛，根本不足一代人。而第五代際的成員之間，彼此年齡相差卻可能近乎一代。此為普遍現象，不特法學，也不特中國。如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毛澤東氏同庚。可若論輩分，后者至少應呼“梁老師”。胡適之與傅斯年齒德相若，但恰為師生。又如吳經熊氏生于1901年，卒于1986年；蔡樞衡氏生于1904年，卒于1983年。二人年齡相若，可倘論學術代際，則差別正好一代人。因為吳氏出道于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蔡教授登堂入室、辟雍讜論之際，前者儼然已為學界前輩了。職是之故，首先以自然代際為基本線索，將思想的沿承與嬗變，學術風格的形成與轉換，學界人物的升沉與聚散等等因素，凡此綜予考評，聯合為判，庶幾可得平允之論。
本文以上述四項標準，將迄今為止百年間的法學公民，大致梳分為五代。即清末變法改制期間登臺的為第一代；二十年代初期以降，接受了現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律從業者逐漸上場，面對新問題，秉持新理念，嘗試新范式，整個法學面貌為之一變，真正純粹法學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濫觴于此，為第二代；三十年代中期前后，受教于第二代，更有一批新人入圍，業精于專，學見乎平，秉持專家本色，堅持學理探討，注重中國問題，將已然啟其端緒的中國法學傳統，漸予深化與光大，為第三代；1949年江山易主前后，原體制下培養的法律人才剛剛出道，牛刀未拭，蘇式“槍桿子刀把子”教育理念養育的和延安進城的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旋即上場，涇渭同流，三十年里斗與被斗，將齟齬寓于共存，為第四代；1977年后經由高考入讀法律院系的，歷經二十載春秋磨練，蔚為今日法學公民主體，為第五代。
第一代法學家
第一代法學家成型于清末民初，其主要人物大略包括沈家本、梁啟超、嚴復、伍廷芳和王寵惠等諸公。這輩人構成復雜，既有前清名宿，若沈家本、董康乃至于薛允升者；③又有洋裝新秀，如伍廷芳和王寵惠這樣的留學生；更有像梁任公、嚴幾道這樣來自遜清，卻成為新時代的啟蒙大師的偉大人物。
當其時，身肩士大夫與知識分子雙重使命，這輩人東西文化兼有，新知舊學混然，于承先接后、媒介東西間，將修齊治平的浩然理想落實為日復一日的“以法律為業”的持敬踐履，真可謂“經明行修，一國清選”。其對西學新知的接受和傳統資源的吐納，大開大合，席地幕天；其對法制與法意的闡釋，對于人生與人心的解悟，或壯闊廣博、閎中肆外，或細致精微、勾沉索隱，開啟了此后百年間中國法學諸多思緒的先河。微觀來說，對于帝制中國傳統刑法的研究，無人得謂堪立《歷代刑法考》之右；就宏觀而言，則今日許多話題，早已于任公那支飽含情感的筆下汩汩流出，啟發、鼓舞了一代代熱血青年，今天依然振聾發聵。若論日復一日，研索經典的功夫，《法意》的譯者真正是知識分子的楷模，絕非自詡什么主義，卻絕不肯下功夫讀書的虛驕淺薄之輩所能想象。而要說比才氣講學養，上述諸公，哪一個不是學富五車、才情橫溢、昆山片玉、倚馬可待之士，哪一個不是吞吐六合、真正具有國際眼光、放眼長遠而近處著手的睿智君子。今日來看，窮弱老大之國竟然出了個王寵惠（以及第二代際的吳經熊），在國際法律論壇上庶幾占有一席，正像好歹有個胡適之，代表中國文化人出出頭露露面，也真是奇跡，也真是苦難中國的福氣。如此這般，他們不僅完成了對于傳統律學的終結，并且開啟了現代法學的先河，中國的法律智慧由此不絕如縷，庚續發揚，若非二十世紀中期以還長近三十年的荒廢，則成果必然輝煌無比。勞筋骨，傷肺腑，始作俑者大豪杰，是為第一代法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