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生進入大學學習法律，第一任務當然是學習。記得60多年前我們被派往前蘇聯去時，臨行依依的囑咐就是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到蘇聯后聽到的最多的話是列寧當時對共青團員說的名言：“學習，學習，再學習！”
60年后的今天，當人生走向終結時，我對青年人總結一生的回顧時，最喜歡的格言是：“只向真理低頭！”為什么愛用“只向真理低頭”作為最后的座右銘呢？并不是表明自己的狂妄自大，更不是意在顯示自己就能掌握真理、代表真理，而是自己一生慘痛教訓和經驗的體會和總結。也可以說只是埋頭學習，忘記了思考，忘記了獨立思考所帶來的惡果。因此，我要向你們提出，學習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考。不僅要“學習，學習，再學習”，更要“思考，思考，再思考”！
首先，從理論上看，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在總結蘇聯瓦解的原因時歸結為“三壟斷”，即共產黨員以為自己想的說的都是對的——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以為自己的權力是神圣至上的——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為自己有不能說卻可以盡管做的特權福祉--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其中第一條即“壟斷真理”，這在我們當初學習時表現得非常明顯。
蘇聯共產黨并不否認在人類歷史中各種先進思想所起到的進步作用，但它堅持認為現今世界上只有他們信奉的意識形態才是絕對的真理，任何其他的學說，都是偽真理，都是異端邪說。其實，馬克思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過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他也沒有說過，任何他的同代人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社會的真理只有在不同學說競爭中才能被發現，人為地將一種觀點確定為絕對真理，只能阻礙社會的進步。而究竟哪種學說更具有競爭力靠的不是權力，而是思考，獨立的思考！
在意識形態上剿殺對手實際上是“愚民政策”的一種手段。既然要實行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就必須要在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諸多領域加以貫徹實施，只允許“一元化”思想存在，而絕不允許“多元化”思想存在。只允許在“一元化”體制下“學習，學習，再學習”，而不允許在“一元化”體制下“思考，思考，再思考”，因為只講在“一元化”體制下的“學習”作用，無異于強化學習者的“奴隸”地位，而在“一元化”體制下強調“思考”的作用就等于要啟發思考者的“叛逆”作用！
一般來說“學習”是“認識世界”，而“思考”是要“改變世界”。認識世界當然是改變世界的前提，尤其作為青年必須要不斷充實自己，在當今世界知識爆炸時更是如此，但畢竟要看到，改變世界才是認識世界的目的。
其次，從實踐上看，從我19歲進入新中國后，總是經常聽到在中國共產黨前面加上三個形容詞“偉大、光榮、正確”。一個黨把自己稱為“正確”至少是不夠謙虛，更準確一點來說，也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一個人也好，一個領袖也好，一個政黨也好，總是要犯某些錯誤的。如果說一個人，一個領袖，一個政黨永遠是正確的，那就等于說他是真理的化身。我們曾經被這個美好的謊言欺騙了很長時間，現在有人徹底醒悟了，有人開始醒悟了。隨著“正確”被懷疑，其他兩個形容詞的份量也開始動搖了。
新中國成立的63年中，前30年決策中的錯誤被后30年徹底否定的、平反的、改正的，為數還少嗎？在這60多年中前任領導人的做法被后任改變的還少嗎？人究竟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思考”，只有經過自己獨立的大腦思考，才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
你們既然選擇了人文科學作為自己職業的方向，你們既然選擇了法律作為自己職業的方向，就應該明白，法律和政治有著天生不可分的聯系，法治的清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政治清明的。沒有政治清明也不可能有法治的清明。臺灣的馬英九先生談到他當初要學法律，而他父親卻希望他考政治系，父子二人爭論三十多年誰也沒有說服誰。他父親認為學法律的人“法治觀念太強，司法性格太重，守經有余，權變不足”。“守經”和“權變”是“法律人”與“政治人”的不同之處，“守經”是以法律為本，嚴格按照法律辦事，也可以說，更強調學習法律的重要性；“權變”是以利害關系為分界線，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一切以權害為變數，也可以說更強調了思考形勢的重要性。
我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法律人要參與“政治”。我提出的參與政治與通常意義上的“政治”有所不同。通常意義上的“政治”是指與中央的方針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每個黨員如能做到與中央政策方針保持高度一致，這就是政治覺悟高的表現，這種政治的核心是“服從”。我所強調的政治是要參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過程，參與中國政治生活的全過程，這種政治的核心是“變革”。也可以說中國改革的精神支柱就在于“思考”，改革家的動力就在于“思考”，單純的強調“學習”，是不可能產生“改革”的。
學習和思考是人的大腦活動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思維活動。不可能只學習不思考，更不可能只思考不學習。但在人的大腦活動中有些人很勤于學習，但怠于思考；也有人勤于思考，而怠于學習。在中國社會中前一種人是太多了！
我寄希望于年輕人的是：既要勤于學習，更要勤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