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揚，1916年生于湖南衡陽縣，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名揚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1940年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1946年他考取了最后一批國民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3年他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1958年學成回國，被分配進北京政法學院。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北京外貿學院，教授法語。1969年王名揚被下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1983年王名揚重新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等。
這是位于對外經貿大學教職工宿舍筒子樓中極不顯眼的兩間屋子：昏暗的燈光，簡單的家具，書架上堆積著的書籍和藥片，很古舊的一臺臺式愛華收音機……屋里唯一可以顯示出現代化氣息的是墻角靜靜安放的一臺電腦，這兩間陋室的主人就是我國行政法學的泰斗王名揚先生。
就如學習物理的沒有人不知道牛頓爵士一樣，中國行政法學界沒有人不知道王名揚的名字。他的一生就如一部編年史，既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命運的寫照，也是中國行政法命運多舛的真實反映。王名揚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一部行政法學史，也留下了一種精神，一種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下都不忘記奮斗和追求的精神。這種學以致用、用盡自己平生所學報效祖國、造福社會的精神，正是中國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優秀品質的精髓所在。
年屆八十七歲高齡的王名揚先生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和他愛人住在這里已經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間，在這兩間簡陋的屋子里，王名揚用一部接著一部的行政法學著作，為我國行政法的法制建設和學術研究辛勤地耕耘著、默默地奉獻著，所有的辛酸坎坷、所有的榮辱得失統統被拋之腦后，憑著一份對法學的癡迷和對國家法制事業的期望，王老終于圓了一生的夢想。
一 風流才俊系出三湘
三湘大地素以民豐物阜、人杰地靈著稱。1916年王名揚出生于湖南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樸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那時他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里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他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湘南五中，即衡陽師范中學。師范畢業后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旋即于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從此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其時正值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肆踐踏中華國土，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風華正茂的王名揚和當時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后方四川樂山。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后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并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我國的行政法研究最早起源于上個世紀初，其結構體系基本借鑒于日本，間接受自于法、德兩國。1913年5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先后公布了《行政訴訟條例》和《行政訴訟法》，規定了行政審判組織，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在這種背景下，王名揚于1946年考取了最后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但是由于當時法國正處于戰后恢復期，因此他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后才漂洋過海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二 留法十年蓄勢待發
法國號稱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因為人們常常以法國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成立作為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立”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后逐漸形成的行政法，此時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托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經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于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后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1953年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一位身材挺拔、目光有神的中國留學生，面對著他在巴黎大學的導師埃贊曼以及其他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并進行博士論文答辯。這位青年就是王名揚。他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并未以此固步自封，一口氣又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但他心底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要回去報效祖國。
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這成為當時轟動整個歐洲的頭條新聞。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自己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此后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起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真實的面孔。
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忘記這些海外赤子。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1958年王名揚響應這一號召，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只身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這十年既是他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他今后坎坷磨難的源頭。
三 身世沉浮歷盡磨難
新中國成立后到1956以前，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取得了一些成就：建國初期，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以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為依據，制定了一些規范行政組織的法律；1954年憲法規定了人民享有對國家機關的控告權和獲得賠償權，這是行政法創立的基礎；此后還根據憲法制定了部分行政組織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還加強了國家機關內部監督，各級監察部門紛紛設立，信訪制度誕生。此時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共和國的前景、我國行政法的前景感到歡欣鼓舞。
但此后二十多年的共和國之船卻在國內外的天災人禍中駛進了風雨交加的激流險灘，這個“船”上的每一個個人的命運也經歷了“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磨難。同時剛剛起步的行政法也被棄置塵埃，許多立志報國的飽學之士紛紛被送進“牛棚”。王名揚的經歷只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縮影。
意氣風發的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圖的舞臺，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他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此外“教改”后的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么靠邊站，要么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后，由于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這頂“大帽子”讓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辛苦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自己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和其他老學者一道，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干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
對于在農村長大的王名揚來說，種菜園、挖水渠不過是小菜一碟，但是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不在書海泛舟卻在“牛棚”面壁思過，無論如何都是一段痛心疾首、不能忍受的經歷。“再忍一忍吧，國家不會讓一個博士總是擔大糞的。”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四 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之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重新起步，行政訴訟制度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邁上了正規。
此時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先生，并沒有被艱難的生活磨平意志，對于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復興爆發出了極大的熱情。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并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當時對于行政機關的行為應該叫“行政活動”還是“行政作用”這一基本概念性問題，國內行政法學界各持己見。后來編寫人員在廈門開會時決定參照民事行為的概念，將此概念定義為“行政行為”。可是，有關這一章節究竟該怎么寫又成為問題。王名揚先生當仁不讓地擔當起這一重任。王先生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復興起了奠基作用。
這部《行政法概要》出版后，中國政法大學熱情邀請王名揚先生回來任教。據應松年教授回憶，當時王名揚先生婉言謝絕了回去任教的請求。是呀，人生七十古來稀，近二十年的身世浮沉使得王名揚對前途感到茫然和灰心。后來，當聽到前來請王名揚“出山”的應松年教授問他“愿不愿意帶出新中國第一屆行政法研究生”時，王名揚幾乎不假思索地決定“重出江湖”，擔任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
此時王名揚已經六十七歲了，可這對于他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他準備與時間賽跑，把失去的寶貴光陰重新奪回來……王名揚重新“出山”后的第一項學術成果就是應《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先生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學界關于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開始招收1949年后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而當時尚無任何教材，王先生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王先生在該書中介紹的“行政法原則”后來被學術界廣泛引用。他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的直接影響為學界矚目。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于“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于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有評論認為，王名揚的《英國行政法》“在條分縷析中，字句間浸潤著作者對于法治的深切領悟與把握”———正是在其深厚的理論基礎之上，王先生才能駕輕就熟地介紹國外各項行政原則與行政制度，并能給予準確的分析。因此《英國行政法》一出版，不僅被國內學者稱譽為“精辟”，就連英國學者也對它頗為贊賞。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后，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也擺在讀者的眼前。據王先生自己介紹，《法國行政法》的構思其實在法國留學時已經形成，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法國行政法》的寫作，結構不是大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對新資料的搜集。早年師從王名揚、當年正在法國留學的學生徐鶴林幫忙找了不少資料。王老指出，“我認為寫比較法著作必須全憑第一手資料，絕不能用第二手，我的三本書都是這樣做的。”應松年教授在接受筆者電話采訪時也談到在這部著作中，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今天仍然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范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事實證明了，《法國行政法》的影響更是深遠，幾乎可以稱其為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據王老介紹，1995年出版的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寫作比較艱苦。由于對美國行政法缺少直接的體會，所以王名揚希望能夠親自在美國鉆研。福特基金組織資助了這項研究。據說當時由于“單位制”時代訪學的名額是分配到單位的，美國行政法學的權威學者W?蓋爾霍恩教授深知，依照這種辦法王名揚能赴美的機會幾乎為零，于是他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終促成了王名揚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研究外國行政法，對第一手資料的掌握直接關系著作的質量，為更全面地占有一手材料、更好參透美國行政法，王名揚在項目期滿之后，通過友人的幫助又延長了留美學習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里，我直接接觸了美國學者，與施特勞斯、伯爾曼、皮耶斯、施瓦茨等美國著名行政法專家共同探討了許多問題。在圖書資料上，我主要依靠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王名揚指出，“我做的工作，從形式上看，可以歸入比較法學。我覺得中國在建構自己的法學時，把握常識是比較重要的。這其實并不簡單，需要有心人去誠懇收集整理，我大概首先就是抱定這個目標而進行比較法的工作吧。”
《美國行政法》出版時，王老已經近八十高齡了。此時國內通過各種途徑對美國行政法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要在這種基礎上再有所超越顯然困難重重。但是，王名揚在這部著作中仍以大量第一手資料的使用為基礎，結合自己兩年多的切身觀察和體驗，對美國的行政司法審查制度、法治原則、正當程序、獨立管制機構等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其中像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聽證制度就是依照美國正當程序的原則和理念建立起來的。
《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這些學術著作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這些著作無可爭議地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
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可以說，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如王名揚先生“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有評論認為，王名揚的這些著作內容翔實，論證嚴密，對英、法、美等國行政法的一系列原則、制度及其作用和歷史沿革做了精辟的闡釋，并對其利弊做了獨到的分析和評價。這批著作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交談當中，王名揚先生頗為感慨地說道：“1985年，我作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研究生的導師，苦于教學材料奇缺，曾經有一個個人的學術計劃，即打算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五部行政法學作品，即《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但是，時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藍圖看來難以實現。1987年出版《英國行政法》的時候，我71歲；兩年后，又出版《法國行政法》。等到1995年出版《美國行政法》，我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也許，另外兩本不能完成了。原計劃的第四本書《比較行政法》正在進行當中，書稿已有四章，但已深感力不從心了。”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王名揚作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譽為中國行政法學的“普羅米修斯”再恰當不過。
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由于王老年事已高，聽覺很差，我們的采訪是通過和他用紙筆來交流的。
在王老師前不久回復筆者關于采訪的電子郵件時，曾認真地說：“請盡量避免口頭提問。因為我耳背，而且腦筋不靈，語無倫次，回答不出來，用筆頭提問和回答，比較方便。”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著作等身的王老先生能及時回復素昧平生的毛頭小伙子的電子郵件著實讓人感受到久違的感動，王老慈祥的回答也給人一種很安靜、很平和的感覺。
最讓筆者感動的是，王老在郵件中不厭其煩地糾正了他推薦的一篇參考文章———由中國政法大學的馬坡森博士撰寫的一篇采訪王老的文章中個別細微的錯誤。由此可以想像王老一以貫之的嚴謹學養：王先生對自己要求嚴格到了幾近苛刻的程度，他居于陋室而自甘清貧，著作等身而沉湎學術的高風亮節無不令學術界肅然動容。馬坡森在該文中指出，“不少人很難理解，一個將近九十歲的老人，何來那樣旺盛的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和寫作？我覺得，這首先要歸功于王名揚先生對科研、對事業忘我的投入和獻身精神，強烈的責任感和飽滿的工作熱情。他對自己的要求極為嚴格，總覺得自己需要為國家、為社會、為他人、為后人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而自己已經做到的又實在太少太少，所以始終埋頭工作，樂此不疲，達到了癡迷的地步。”馬坡森一語道破天機，也許只有像王名揚老先生這樣被耽誤了太多時間的人，才會對來之不易的研究時間異常珍惜，才會對時間顯示出遠遠高于常人的敏感。
作為老師的王名揚，可謂愛生如子。作為中國政法大學一名學生的筆者，王老給予諄諄教導：“治學要多學多思。治學要有治學工具，這工具主要是外語和電腦。因為不上互聯網就不知道現在社會的發展情況，也看不到最新的資料。我過去做研究工作時，就經常去法國國家圖書館，看現在添了什么新書；經常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他們的行政法書籍，這對我研究的問題很有幫助。”
王老師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進行任何的創作了，右手看上去瘦骨嶙峋，每寫一個字都有點哆嗦。王老告訴筆者，“現在身體很弱，身上一大堆老年病，從1997年一次不小心摔倒在地引發腦溢血搶救過來后開始，身體就一直沒有完全好過。”狹窄的屋子里兩個書架上隨處可見的西藥顯示出王老對藥物無奈的依賴。王名揚老先生現在每天的時間基本上是這樣安排的：晚上十來點鐘睡覺，早上六點鐘起床后看報、上網瀏覽中外新聞，以此隨時了解最新的資訊。紙和筆不僅成為王名揚老先生相伴一生的工具，也成為晚年和外界溝通的橋梁。離開王老家的時候，天上正下著蒙蒙細雨，回頭望見那兩間屋子的窗戶在灰暗的天空下顯得毫不起眼。我明白，在那窗戶后面是一顆耀眼的學術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