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之森的人生起點，立在了中國民主時代的破曉時分。1931年，20歲的他，蒙沐于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這一傳授英美法及比較法富有紀元意義的機構，開啟了這位東吳人“養(yǎng)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歷程。在這里，年輕的許之森接受了“適用中國需要的法學教育”.
1934年畢業(yè)后，許之森領職律師，并在上海商會學校教授數學及法律。抗戰(zhàn)勝利后，憑借出色的法律素養(yǎng)，他被選為上海律師公會委員及監(jiān)事。解放后，許之森供職上海延安中學，從此將生活的色調，轉向平淡。“文革”十年的凄風冷雨，飽嘗憂患的許之森，更加珍視法治理念。上世紀80年代，他出任上海大學香港法研究室顧問。1990年代，客座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中心。
在八十六歲的人生晚冬之年，許之森開始擔任中國第一部英美法律詞典的審稿工作，九十二歲時，他繼續(xù)詞典的修訂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筆者與先生的緣分，正是因于這部維系著法學老中青三代的英美法詞典。當時尚在念大學的我，有幸與詞典編輯一道，前往上海拜望先生。那是筆者第一次見許先生。他差不多總在微笑，他的鼻子特別高。鼻子之上，是歷經歲月與憂患的滄桑，鼻子以下，卻是燦若春花的童稚。先生開口，聲如洪鐘，先生笑起來，能讓整個弄堂余音回蕩：他的笑容，親切中帶著俏皮，讓人很放心，很開心。
曾有幾次機緣到先生家中細聆教澤。他問我們有沒有學過法理學，我們答大一就學了，但后來我們才明白，他說的法理學，指的是法學中最上層的法律哲學。先生常說：“法律不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最終目的是保護人民。”保護人民，就是體恤生命、維護人的尊嚴。
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先生每有憐惜之意，如對街頭的小商販，先生說：“法律不要對他們太苛刻，他們也是為生活所迫。”先生比較欣賞英美法中善待習慣的做法，認為對社會習慣的尊重，就是對人們長久以來生活方式的尊重，也是對人的尊重。
記得先生曾將自己的晚年比喻為“道由白云盡”，但因為英美法詞典，他與法學的緣分卻“春與清溪長”。據先生的女兒講，先生離世前一晚，將剛剛審閱完的稿件整齊放好在一個公文袋子里，擺在桌上，叮囑：“稿件我做好了，北京編輯室的薛老師來取，就把這交給他。”
這是他對世人最后的交代。
作為法學晚輩，愕然、痛惜、悲慟、沉思之余，是對先生的由衷感激：感激他笑看風雨的坦然，和滿載人道關懷的法學信念，以及帶給我們面對塵世苦痛的勇氣！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