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同濟大學百年校慶的日子里，翻開厚重的歷史長卷，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展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彰顯出母校的實力，為中國甚至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倪征燠就是其中的一位。倪老是國際法學家，東京大審判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新中國首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
同濟情結
經解放初期院系調整，1954 年，同濟大學圖書館迎來了一位新的主任——原東吳大學法律系主任兼律師倪征燠。他滿懷信心地來到同濟大學，迎接新的工作的挑戰，擔任圖書館主任兼俄語教學工作。
圖書管理是一項專門學問，無論分類、編目還是采購都有相當學問。倪老雖從未接觸過，但他虛心學習，認真鉆研，很快便進入了角色。他在工作中設法改進圖書訂購程序，主動了解教師對教學和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圖書雜志，及時介紹最新圖書出版情況，并與國際書店及校外各出版社加強聯系，盡力設法采購各國的圖書刊物，得到教師們的贊揚。
建國初期的倪征燠已年過半百，為了完成俄語教研室 安排的 教授俄語中級班的任務，他不僅參加了聯合辦事處的集體學習，還每天收聽俄語廣播教程。不久，他的俄語水平已經可以勝任專業教師的角色。他與同事們團結協作，那段日子給他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曾有一位 周 教授半開玩笑地跟他說：“你是同濟大學唯一的法學家”。是的，當時的同濟大學沒有法律系，只能讓曾任東京大審判首席顧問的倪征燠擔任圖書館主任兼俄語教學，倪老面對行政工作無怨無悔。他遵循的人生格言是：誠樸、公正。在平凡的崗位上同樣是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前行。他不提輝煌的過去，沒有特殊的要求，在同濟大學干得愉快而充實。正當倪老以為自己今生再也不會從事司法事業時， 1956 年春，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親自點將，倪老奉調前往北京外交部報到，至此他結束了在同濟大學兩年的工作歷程。在他 90 多歲高齡時，回憶起這段日子，對同濟大學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母校“嚴謹求實、團結創新”的校訓深深地影響了他。
非凡經歷
從同濟大學調至外交部，人們不禁要問，倪征燠為何能得到周總理的親自點將?出生于1906 年的他，1928 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律系，之后留學美國，獲得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畢業后受聘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榮譽研究員。1945 年至1946 年他再赴美英進行司法考察，詳細觀摩學習西方司法體系、審判程序和采證過程。 1946 年，他以中國檢查官首席顧問的身份參加東京日本戰犯大審判，這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國際審判，也是智慧與勇氣的考驗，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倪征燠與中國代表團一起群策群力、機智頑強，最終贏得了審判的勝利。
1956 年倪征燠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他還是定下我國領海寬度的專家。那是 1958 年夏天，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與倪老及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喬冠華一起討論我國海洋主權問題。倪向兩位中央領導介紹了各國領海寬度，指出發達國家主張以 3 海里為寬度，目的是憑借他們的經濟、軍事實力，肆意侵犯其他國家海域以此掠奪海洋資源，而發展中國家大多主張 12 海里甚至更寬。我國應以 12 海里寬度為適宜。中央采納了倪的意見。 1958 年 9 月 4 日 ，我國對外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第一條就明確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 12 海里”。從此，我國有了法定的領海寬度。 70 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他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海洋大會，并參加聯合國海底委員海洋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
80 年代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際，我國的綜合國力逐步增強，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 1981 年，倪征燠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1984 年，他又以資深的閱歷和高尚的品格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第一位中國籍國際法院法官。海牙國際法院的工作是繁忙的，當時倪老雖已八旬高齡，但他依然恪守職能，秉公執法，他曾參與審理多個重大國際案例。其中有突尼斯和利比亞大陸架劃界法案，秘魯狀告澳大利亞違反托管國際貨款案，波黑共和國狀告南斯拉夫違反聯合國憲章案等。倪老認為國際法官是超越國家利益之上的，只有這樣才能取信于世界。在九年的任職中，他親自處理的宗宗案卷還靜靜地擺放在書櫥中，那是他辛勤工作的見證。他在審理案件中所體現的客觀公正態度，誠樸正直為人，贏得了國際界廣泛的尊重，兩位前國際法院院長稱他是一位偉大的法官。
臨危受命
在倪老輝煌的一生經歷中，我們不得不提及東京大審判那驚心動魄的一幕。1946 年，東京大審判的主要對手是曾經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兩個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開始時，中方以為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只是個形式，所以第一階段準備不夠充分，對能證明他們兩人破壞和平參與策劃準備發動對華侵略戰爭的證據不足，加上美國從政治等因素考慮，不想對日本軍國主義加以嚴懲，因而審判席上戰犯態度囂張，情勢非常危急。
1947 年2 月，倪征燠臨危受命。對當時的情形倪老后來回憶道：雖然采證艱難，但是如果我們不把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繩之以法，天理難容!那個時候，我們簡直飯都不想吃，就是想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這些話確是當時中國代表團成員心情的真實寫照。倪老上任后，即與上海名律師鄂森去北平取證，他們走訪了幾名參加抗日戰爭的國民黨將領和“偽滿政府”北平市長、部長等，均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特別是偽滿“立法院院長”趙欣伯將寫就的材料又投入火爐中，使他們感到取證工作的艱難。之后代表團決定直接到日本盟軍總部和陸軍省檔案庫取證，他們夜以繼日，齊心協力，終于發現了許多有力證據。在審判席上，倪老以一口流利的英語，憑借自己扎實的司法積累和特殊的中外法律研究經歷與中方代表團一起同仇敵愾，步步為營，終于使對方證人一個個敗陣而退。在與板垣的當庭對恃中，倪老運用“一箭雙雕”的手法，步步緊逼，對不敢出庭受訊，又與板垣沆瀣一氣的土肥原也予以迎頭痛擊。他又以解釋成語“談虎色變”，用證據法中反詰手法使兩人對中國百姓犯下的罪行暴露無遺。據倪老后來回憶道：我覺得好像有億萬中國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幾乎淚下。他以滿腔的激憤和高超的雄辯技藝，讓這場大審判畫下了完滿的句號。 1948 年 11 月 12 日 法庭宣讀判決，在受審的 25 名被告中，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 7 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至此，備受屈辱的中華民族，終于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場。
淡泊從容
倪老在他的回憶錄《淡泊從容蒞海牙》一書中謙遜地概括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淡泊從容”。經歷了東京大審判后，他只輕輕地翻過這人生輝煌的一頁。他說：我覺得我還是一個普通的人，無論法律方面還是做人方面，是不能有什么特殊的概念，追求的還是正義，當然公正是最重要的。淡泊以明志，這個“志”就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公正，它讓我們隱隱觸摸到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博大與智慧，它貫穿于倪老的一生。
2003 年，倪老走完了他九十七年的人生路程。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漫漫征程上，他一步一個腳印，走得踏實而穩健。不管是身居顯赫的職位還是在平凡崗位上耕耘，他都從客應對，他以自己閃光的一生為我們同濟后人，為我們國家留下了寶貴的財產。他的人生就像一本寶典，為我們詮釋了：生命就是無私奉獻，工作必須永遠進取，激情在平凡崗位上同樣燃燒，機會的大門永遠向有準備的人開啟。他淡泊名利、清正高潔的品德讓我們后人永遠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