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心里早有準備，但當東來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仍然不免異常震驚和悲痛。
我和東來相識是在1987年。我當時在南開跟楊生茂先生讀研究生一年級，東來則跟楊先生讀博士，有一天他從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學習回來，我和幾位美國史專業的研究生一起與東來在食堂吃飯，聽他講在中心學習的見聞和學術界的動態。當時中國剛開放不久，與外國學者接觸的機會并不多，東來有機會在那里學習一年，自是令我們非常羨慕。東來當時講的什么已記不清了，但東來的口才和博聞給我流下了深刻印象。1988東來畢業后到中美中心任教，我們接觸的機會漸漸地少了，但是還是能經常在學術會議上見面。當時東來還在從事美國外交史和中美關系史的研究，與我的興趣相近，因此對他的研究極為關注。從2000年前后，東來轉向了美國憲政史，我對他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經常閱讀，但東來不時地把他的著作送給我。東來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實現學術轉向，并迅速在憲政史領域做出令學界矚目的成就，我心下甚是嘆服。
去年5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在上海大學召開年會。東來還是像以前那樣意氣風發，以他慣有的機智和博學點評會議論文。當時只是覺得他瘦了不少，我問他怎么會消瘦這么多，他解釋說可能在美國飲食不習慣導致的。當時也并未在意，只是囑咐他保重身體。去年9月中旬，劍鳴給我打電話，告知東來罹患淋巴癌的消息，我當時第一反應是：這怎么可能？當我知道消息確實無誤時，我趕緊給東來寫信詢問病情，東來回信說已經進行了兩個療程的化療，準備進行放療，目前在家休養，除了比較虛弱，并沒有什么不適的感覺，并囑咐我也已年近半百，要注意身體。去年11月，東來到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進行放療，我和劍鳴去看他。東來在見我們之前還特意洗了一個澡，大概是不希望我們看到他的病容。見面時除覺得他頭發剃掉外，并無太大的變化。東來仍舊與我們談笑風聲，話題除了學術動態和學界見聞外，他還與我們聊起對化療機理的理解和淋巴癌的分型，對治療前景非常樂觀，甚至計劃在接下來的學期回校上課。看到東來心態如此樂觀，我心里也好受了許多，覺得東來一定能戰勝病魔。
但是從今年3月份開始，不斷傳來東來病情惡化的消息。進入4月，醫生甚至已經告訴家屬，東來隨時都有危險。聽到這些消息后，我還是在心里默默為東來祝福，盼望現代醫療技術能把東來的生命再延續一段時間。
東來東來聰明、睿智、博學、健談，是美國史學界罕有的能在美國外交史和國內史兩個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也是一位難得的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公共精神的史學家。他不僅在美國史和政治學領域具有廣泛影響，撰寫的大量時評和隨筆使他在學術圈外擁有大量讀者，這在注重專業化的學術界尤其難能可貴。對東來患病，我一直感到奇怪。東來生活規律，心態樂觀，壓力不大，且正當盛年，不應該患上這種不治之癥。有人說可能與東來頻繁搬家有關系，我倒更愿意相信是天羨其才，老天爺看中他的驚世才華和生花妙筆，要招他去做侍講。
東來在患病期間曾夢見天堂，他夢中的天堂與圖書館一般無二。相信東來會在天堂圖書館里，繼續以他如椽之筆撰寫輝煌的文章。
愿東來在西行的路上平安順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