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東來，1961.5.4-2013.5.2，江蘇宜興人
任東來彌留之際。圖中從左至右依次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圣、律師張成明、任東來、北京大學教授李劍鳴。任東來夫人吳耘 供圖
知名國際問題和美國史專家，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任東來，于5月2日18時11分在南京市鼓樓醫院病逝，享年52歲。
著名美國史專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李劍鳴教授接受早報記者的采訪時，如此評價任東來：“任東來教授是國內第一個美國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學位獲得者，是我國美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在美國外交史、美國憲政史、中美關系和國際關系理論等研究領域多有建樹，備受學界推重，在美國憲政史領域的開拓性研究更是獨樹一幟。”任東來著有《爭吵不休的伙伴——美援與中美抗日同盟》、《政治世界探微》、《小視角下的大歷史》等；合著有《在憲政舞臺上——美國最高法院的歷史軌跡》、《美國憲政歷程——塑造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等。除了在《歷史研究》、《美國研究》、《世界歷史》、《歐洲》、《戰略與管理》等刊物發表過一系列外交史、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術論文外，他還以“東來”的筆名在《書林》、《讀書》、《博覽群書》、《南方周末》、《學術界》、《社會科學論壇》、《世界知識》和《聯合早報》（新加坡）等報刊上，發表大量的學術評論和國際評論。2002年到2006年間，還為《南方都市報》撰寫每周一期的國際評論專欄。
去年1月7日，在為著名美國史專家、武漢大學劉緒貽教授百年誕辰所寫的文章的結尾，任東來非常性情地寫道：“在祝福老人的同時，我對先生羨慕不已，希望自己也能夠‘像他那樣生活’，‘長命百歲’！”可惜天妒英才，任東來在學術生命進入最輝煌最有爆發力的壯年之時，卻因淋巴癌醫治無效而告別人世，這也是繼高華教授、青年學者張暉之后又一位與南大淵源頗深的優秀學者的英年早逝。其好友兼師弟李劍鳴說：“東來做美國史比較早，楊生茂（任、李共同的導師）的專長是美國外交史，他開始時是繼承楊先生的學術衣缽，研究中美關系史，特別是二戰期間的中美關系，2000年以后轉去研究美國憲政史，他不僅是自己研究，還帶了一批學生一起做，等于是培養了一個研究美國憲政史的團隊，做法學、憲政學、政治學的都挺認可他的。后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高全喜老師編一個政治文化的叢書，專門給任東來出了一個文集，所以他不僅是在歷史學界有影響，在法學界都有影響。”
美國華人歷史學家王希教授得知任東來突然去世的消息，極為驚訝，他在追念文章中寫道：“一年前我們還一同參加美國歷史學家組織的年會，在密爾沃基暢談他的研究計劃，并一同在上海大學接待回訪的美國歷史學家。他的熱情、真誠、細致和充滿才智的風趣給我們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東來是極為難得的人才，敏銳而勤奮，不僅在美國史、美國憲政和國際關系研究等領域中有諸多重要的貢獻，而且對中國美國史研究學界的組織建設和人才培養也做出過持久的奉獻。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國美國研究學界的一大損失，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大損失。”
任東來是江蘇宜興人，1961年5月4日生于長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從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獲得歷史學學士、國際關系法學碩士和美國史博士學位，是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楊生茂先生指導的中國第一位美國史博士學位獲得者。1988年7月起，任東來執教于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起，他擔任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副理事長。2003年起，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擔任世界史專業博士生導師。2013年入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者協會。迄今為止，中國只有兩位學者獲此殊榮。
從任東來生前發表的一些紀念學界前輩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簡單地勾勒這位優秀學者的學生時代和學者生涯。在紀念其恩師丁則民的文章中，任東來如此追憶其大學時代的生活：1978年國慶節后，東北師大1978級學生才入學。長春那時很冷，入學時就需要穿棉襖了。從江南考到東北上學的任東來當時只有17歲，是全年級120位同學中最小的一個，室友就叫他小兄弟。當時的任東來對歷史談不上興趣或愛好，幾科高考成績中，歷史成績最好，于是就上了歷史系。比起其他同學，任東來學業上唯一的優勢是在寧波的中學學過4年英語，不必再像其他同學那樣，從ABCD開始學起。同樣，就是因為這個優勢，讓他有幸跟丁則民開始學習美國史，沒有想到這一學習最后演化為任東來終身的事業。回首大學時代的讀書生活，任東來生前曾如此描述：“1978級同學，特別是文科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但主體是所謂老三屆（1966－1968年間高、初中學生），這些人中不少是同學中的‘飽學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學問，或精馬列經典。在他們面前，我等剛剛從高中畢業的小字輩實在是白丁一個，相形見絀。于是，只好惡補苦讀，埋頭追趕。為此，古代的典籍學過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馬列經典啃過一點，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時，時髦的近現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獵的，但記住的也不過是一些零碎的術語概念，惟有湯因比《歷史研究》中的‘挑戰－應戰’理論還牢記在心。”在研讀《傅雷家書》、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和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等名著的過程之中，任東來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理想，也從中國歷史研究成果中吸取了用來研究美國史的養分。
1982年秋天，任東來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跟楊生茂教授讀美國外交史方向的碩士。一到研究院他就傻眼了，學校居然寄人籬下，在西郊的十一學校里，食堂是臨時的板房，宿舍是六人一間，導師又不在身邊。這讓期待很高的任東來非常沮喪，并在給大學老師丁則民的信中流露出這種情緒。丁則民及時回信，寬慰他，要他多想北京和社會科學院的大環境，這是其他地方沒有辦法相比的。這堅定了任東來在社科院求學的信念。作為一個積極探索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年輕學子，任東來總是追問學術何為的問題，成名后的他曾坦然追溯這段心路歷程：“學術何為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彷徨之際，無意中翻閱到中國現代史學奠基者顧頡剛為《古史辨》寫的長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輕時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終在學術的實踐中發現，學術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來了，自然會有人去‘用’，但這‘用’是別人的事，而不是學者的責任。原來，學者的職業目標就是‘為學術而學術’！”正是這一豁然開朗，奠定了其一生專業學者的自我定位和職業生涯。
從任東來為前輩學人所撰寫的紀念文字中，我們可以窺察到他肯定的是什么樣的學術生活和生命價值。在追念其導師楊生茂教授的文章中，任東來相當肯定一種民主而自由的學術生活，他說楊教授“一向主張進行討論和以對話為主的教學方法，而且把對話上升到培養學術氣質和精神涵養的高度。他說：‘對話不僅出于活躍思想、發展學術、培養良好的學風的需要，也是德育的好方法。’在楊生茂看來，‘對話是一種學風，也是一種作風，一種待人接物的民主的氣質和內涵修養，非經長久磨煉而不易得其中三昧’。針對一些學生被授課老師特別是外國老師牽著鼻子走的現象，他甚至認為，這樣‘被動地聽課，是產生武斷和片面的淵藪。思想附庸是政治附庸的先導’”。這些日常學術生活中的片段式的說法和主張，卻深刻地影響了任東來自己在學術生活中的選擇。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學副主任蔡佳禾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的說法印證了這一點：“他開朗、隨和，學問做得很認真，在教學當中有自己獨特的方法、理念，上課很受學生歡迎，和學生打成一片，主要上中美關系史、美國最高法院研究、冷戰史等課程。”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胡曉進是任東來的弟子，2001年考到任東來門下攻讀研究生。在胡曉進的記憶中，任東來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他的辦公室總是向學生敞開，如果學生過去的話，他會樂意和學生聊天，聊學問、人生和書籍等。胡曉進告訴早報記者，任東來指導學生的方式，第一是和學生談話，第二是改學生的稿子，即使不是他指導的學生，如果讓他改稿子，他也會認真地改，認真到每一行都會有改動。胡曉進一開始翻譯的文章和論文都被任東來改過一到兩遍以上，“任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比較嚴格，學生發文章花錢買版面這種事他是絕對不允許的，他覺得這有辱斯文，他說他每一篇文章，從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是拿稿費的，這是他非常自豪的地方。”
據李劍鳴回憶，任東來博學多聞，知道的東西挺多，他自己不研究的東西，和別人聊起來，能提供很多的信息，知道很多情況，也掌握很多材料。有一回去武漢開會，任東來專門給李劍鳴帶了兩本很有價值的書，而李劍鳴是做美國早期史的，跟任東來的研究領域相隔比較遠。有時候別人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他也會介紹很多的資料、材料，幫助他們做研究。
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旭和任東來曾同在東北師大求學，據他介紹，任東來的父母是吉林農業大學的教授，他心智成熟較早，知識面也比較廣。在學術圈里，任東來善于交往，因為知識面廣，和各個領域的人交流起來都很容易，很能談到一起，在一些聚會中，只要有他在，就不會冷場，而且談的都是些正宗的學術問題，不會說八卦，不閑扯。談及任東來為何從研究中美關系史轉向研究美國憲政史，王旭對早報記者分析說，大致在2000年前后，任東來覺得中美關系史研究領域里的人有些魚龍混雜，因為有一些是做中國歷史的，還有很多是外文能力不強的，也無法很好地閱讀外文資料，于是就利用中文的資料來解決問題，治學嚴謹的任東來對此很不高興，于是轉向做美國憲政史。由此可見任東來的學術個性和學人性情。
李劍鳴告訴早報記者，任東來是去年7月查出患上淋巴癌，今年過年的時候病情開始惡化。剛查出病時，任東來還很樂觀，說自己活到八十歲沒問題，病情惡化后仍覺得再活三五年不成問題。他的妻子、南京大學外語部吳耘教授也說，后來醫院下了幾次病危通知，任東來求生欲望很強，仍以很堅強的毅力在堅持。最后，他覺得很痛苦。他說自己雖然有遺憾，但也很欣慰，因為太太很賢惠，女兒很能干，學生們也很有出息，但他不希望外地的朋友和學生都來看他，因為那樣的話，他很痛苦，朋友和學生也很痛苦。中國政法大學楊玉圣教授的追憶，則還原了任東來教授去世前的情景。前天下午楊玉圣、李劍鳴和張成明律師一起去看望任東來，任東來仰躺著，眼睛閉著，喘著粗氣，很虛弱的樣子。當聽說他們來了時，立馬睜開眼，很欣慰的表情。雖然說話很吃力，任東來仍叮囑李劍鳴和楊玉圣兩位同仁要“要注意鍛煉身體，別太累了”， 說自己“沒有想到這么快”。“說這些話時，他思路通暢，吐字清晰，剛正堅毅。”楊玉圣說，他握著任東來的手不愿意放開，一絲絲悲涼涌上心頭，想著哪怕再延長兩天，即5月4日，就是任東來52周歲生日了，也是任東來的恩師楊生茂先生逝世的日子。
可是，任東來還是匆匆西歸。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上午9:00在南京市殯儀館新館舉行，來自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東北師大、上海社科院等諸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同仁，都聚集在南京為任東來送最后一程。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任東來與陳偉、白雪峰合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出版。這本書是任東來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王緝思在為此書作序時寫道：“相信本書的出版不但能使歷史學者了解美國歷史的憲政之維，也能使法律學者明白任何一個重大案例都是歷史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