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國憲法學者亞歷山大·比克爾所說,“當你任命一個大法官的時候,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遙遠的未來,他根本不可能告訴你,自己在面對問題時,到底將如何思考”,不要說老布什總統,就連剛剛通過提名聽證時的蘇特自己,仍然自認為是“偏向中間,但仍然在右邊”的。因此,就算是蘇特本人,恐怕也無法預料,在往后的大法官生涯中,自己的立場將會發生如何巨大的轉變
□何遠
2009年4月,戴維·蘇特向奧巴馬總統提出了辭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職的請求。了解蘇特行事作風的人,大都認為這一舉動符合他的個性。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時,他就曾半開玩笑地說過,自己的理想是回到家鄉“邊做律師邊養豬”。與他親近的朋友早就猜測說,一旦結束最高法院的十五年任期,可以獲得全額退休金時,他或許會考慮退休問題。
事實上,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之后,蘇特就認真考慮過退休的問題,只是因為親朋好友的一再勸說,他才暫時打消這個念頭。但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之時,人們多少還是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對于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言,時年六十九歲的蘇特還遠未到該退休的年紀。要知道,他的前任小威廉·布倫南大法官在這個職位上可是一直做到了八十六歲。
然而,與自己的前任相反,離開聯邦最高法院,離開華盛頓——蘇特稱之為“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回到新罕布什爾州的鄉間,才是他心中最為強烈的愿望。于是在時機成熟時,他絲毫沒有戀棧之念,毫不猶豫地向總統遞交了辭呈。
技術上的保守派
如果對蘇特將近二十載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生涯做一番回顧,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他的好友約翰·麥考斯蘭當年所做的預言,居然是最為中肯的。1990年,蘇特被提名為大法官不久,麥考斯蘭即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預言說,蘇特“成為大法官后,會非常保守,不過……是那種會讓任命他的人上當的保守”,他會成為“技術上的保守派,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派”。此時,距離蘇特的大法官提名聽證會,還有兩個月之久。此后的二十年中,蘇特的轉變幾乎與麥考斯蘭的這番話完全吻合,麥氏可謂知蘇特深矣。
蘇特來自一個普通的鄉村家庭,青少年時代一直保持著優異的學習成績,并先后在牛津、哈佛等名校就讀。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后,蘇特從事了兩年律師業務,之后,他進入了新罕布什爾州司法總長辦公室。在這里,他遇到了職業生涯的引路人——沃倫·盧德曼。盧德曼是共和黨人,后來曾擔任聯邦參議員達十三年之久。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溫和中間派,也正因此,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曾于1994年邀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但被其婉拒。
正是沃倫·盧德曼,在新罕布什爾州司法總長任上發現了蘇特的才華,對他青睞有加,不但將之擢升為自己的副手,并在離任時敦請州長提名蘇特繼任總長職務。其后,也正是由于沃倫·盧德曼,蘇特才得以進入州高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布倫南大法官宣布辭職之際,蘇特能夠進入老布什總統的視野,也幾乎完全出于沃倫·盧德曼的推動。然而,盡管蘇特多年以來先后擔任過新罕布什爾州司法總長和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職務,但對美國公眾、乃至對美國法律界而言,他都不過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就連他在哈佛的同學也對他沒有多少印象,他們戲言,蘇特可能是在耶魯完成學業后,再回哈佛拿的學位。
不過,全國律師協會聯邦法官委員會為蘇特打出的分數卻讓人大跌眼鏡。里根總統提名的羅伯特·博克擔任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多年,著作等身,他提出的憲法解釋“原旨主義”方法在美國憲法學界自成一派,對倫奎斯特、斯卡利亞等大法官有著極大影響。但是,聯邦法官委員會的十五位委員中,有四位對博克法官的評級是“不合格”,另有一位給出的評級是勉勉強強的“不反對”。而同一個委員會卻在蘇特被提名時一致給出“完全勝任”的最高評級。
老布什總統及其幕僚長蘇努努對蘇特十分滿意,認為他們找到了理想中的人選。然而,正如美國憲法學者亞歷山大·比克爾所說,“當你任命一個大法官的時候,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遙遠的未來,他根本不可能告訴你,自己在面對問題時,到底將如何思考”,不要說老布什總統,就連剛剛通過提名聽證時的蘇特自己,仍然自認為是“偏向中間,但仍然在右邊”的。因此,就算是蘇特本人,恐怕也無法預料,在往后的大法官生涯中,自己的立場將會發生如何巨大的轉變。
蘇特的前任布倫南大法官,被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羅斯基譽為“這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一位大法官”。他不但是聯邦最高法院的中流砥柱,同時也是自由派的領軍人物。蘇特的大法官提名聽證通過之時,有保守派專欄作家欣喜若狂地宣布,“布倫南與蘇特是從兩個相反的極端看待憲法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著蘇特的上位,屬于保守派的時間終于到來”。蘇特卻注定要讓保守派大感失望。
對于蘇特而言,遵循先例是普通法中最值得珍視的傳統,對于法治有著“基礎性的重要地位”,即使在傳統上較少適用先例的憲法案件當中,“這項原則也仍然發揮著作用,我們必須具有‘特別的理由’,才能作出與先例相反的決定。”因此,作為個人,他可以批評甚至反對先例,但作為法官,在裁斷案件時,他必須受到自己所反對的先例的拘束,而不能僅從自己的道德原則出發。因此,他的朋友史蒂文·麥考利夫也準確地預言道,此后的二十年中,蘇特將“是確保聯邦最高法院連貫性的重要來源,成為連接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與傳統的人”。
麥考斯蘭與麥考利夫確乎一語中的。無論是在州法院系統還是在聯邦最高法院,蘇特都嚴格遵守“遵循先例原則”。羅伯特·麥克羅斯基曾在其名作《美國最高法院》一書中總結道:“當國家環境變化的時候,最高法院的興趣、價值觀和作用,經常也發生根本的變化。”從八十年代起,美國的政治思潮開始整體右轉,聯邦最高法院自然也會受到影響,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斯卡利亞等右派大法官都在摩拳擦掌,希望乘著這股東風,全盤推翻他們所反對的平權行動、墮胎等領域的那些著名先例,但蘇特卻慎重以對。正是對待先例的這種審慎態度,讓蘇特在1992年與奧康納、肯尼迪結成“三駕馬車”,通過“凱西案”維持了“羅伊案”的實質結論。幾乎從那時起,恪守先例的蘇特開始被公認為最高法院的智識領袖之一,能夠優雅而輕松地對抗最高法院那位風格凌厲的右翼筆桿子安東寧·斯卡利亞,并每每讓后者倍感挫折,甚至曾在一份異議意見中對蘇特單獨點名達十八次之多。
蘇特的另一個理想,是讓法律盡可能地遠離政治,不愿看到聯邦最高法院被直接卷入政治漩渦。1992年的“凱西案”,因為關系到“羅伊案”的存廢,幾乎成為保守自由兩派的政治斗爭中心,但蘇特依然深信,“確實存在一個與政治紛爭絕緣的‘法律’之島”。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以后,九位大法官中,也唯有蘇特“感到有什么東西在內心粉碎了”。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贊揚“布什訴戈爾案”中的蘇特“在關鍵而微妙的情勢中,保持了大法官職位的獨立性,就此而言,他已然成為司法獨立的象征”。而這個理想,或許也讓蘇特看起來有些天真。
法官職業是他生活的全部
本書是至今為止唯一一本蘇特大法官的傳記,原因不言自明,為蘇特立傳,幾乎是件自討苦吃的差事。
蘇特在最高法院的同事兼好友哈里·布萊克門大法官不但在生前就是一個性格外向的人,而且,他還在去世前將生平積蓄的大量私人文獻、工作記錄全部捐獻給了國會圖書館,這些裝在1585個紙箱之中的文獻于2004年3月24日全部向公眾開放。與蘇特更為親近的布倫南大法官則比布萊克門走得還要遠,他甚至在還未離任時就開始陸續公布自己早年的一些文獻檔案。
而在這一點上,蘇特的性格反而更像“鐵面大法官”胡果·布萊克。1971年8月,布萊克大法官自知來日無多,囑咐兒子燒掉了自己所有的會議記錄和私人通信。而就蘇特而言,不要說讓他公布私人文獻了,就連這本講述了大量蘇特個人生活的傳記,據說也令蘇特郁悶不已。
對于蘇特來說,“法官職業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最高法院的其他大法官,都能如魚得水地融入華府的生活,參加各種晚會或者會議,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地發表演講,但蘇特做不到。早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唯一的社交活動,就是與好友們在周末偶爾小聚。擔任大法官后,每年的開庭期中,他對各種社交活動也敬而遠之,在夏天的休庭期時,盡管布倫南與布萊克門多次熱忱相邀,他卻每每婉拒,他寫信給布萊克門大法官說,他需要在夏天回到新罕布什爾,讓自己“每年有一段時間能夠與世隔絕。每年的七月份,整整一個月里,我都在給自己減壓,并對人們進行觀察。八月份,則是盡我所能重返塵世”。在法官職業以外的個人生活中,書籍和遠足,或許就已是他的全部。
從蘇特的這種性格來看,要想看到蘇特大法官更多的個人資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本書幾乎成了深入他的個人世界的唯一途徑。不過,蘇特當然也并非就此不問世事,2009年退休后,他仍然會參加聯邦第一巡回上訴法院的案件審判工作。
(本文為《最高法院的“隱士”:戴維·蘇特大法官傳》譯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