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至今，30年已經成為歷史。30年，中國法學研究，已經從一門原本非常孱弱的法學學科成長為一門顯學、使它受到世人高度的關注，而且在與法學發展相關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有學者稱，30年的變化，可以用巨變來形容，也可以說是從小溪匯流成河的奔騰。
但30年，中國法學研究走過了怎樣的一條道路，也許是我們許多人所不了解的。
我們試圖采訪很多法學界的學者，試圖通過全方位掃描對30年的法學研究做個基本的梳理，最后我們決定采訪1977年入學北大的何勤華教授，從他一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從他眼里的法學研究30年，窺視中國法學研究走過的歷程和變遷。
讓我們傾聽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教授細數那些難忘的經歷，從法學各個學科的發展；法學教材和專著的出版；法學雜志的種類繁多；法學教育的改革；法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法學領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法學書店的變化；法學教學手段的豐富；學術研討會的多樣化；法律院校的規模和學生人數的變化；法律診所的興起；判例的匯編和案例教學研究等多個層面對中國法學研究30年有個更直觀的了解……
法制網記者 蔣安杰
“那時，法學的各門課程都沒有正規的教材”
就教材而言，1978年，法學的各門課程都沒有公開出版的教材。何勤華教授對記者說，當時孫國華、羅玉中等教授講授的《國家與法的理論》(法理學)，魏定仁等教授的《憲法學》，楊敦先、張文等教授的《刑法學》，張國華、饒鑫賢教授講授的《中國政治與法律思想史》等課程，都只是油印的講稿。
何勤華教授回憶說：“當時的《現代西方法律哲學》這門課是沈宗靈教授給同學們上的，連油印的講義都沒有，或者說在參考書和教材方面連一片紙都沒有。另外，說出來可能許多年輕人都無法想象，像《民法》這么一門重要的法學主干課程，現在在一些法律院系中，都要分成民法總則、物權法、合同法等好幾門課來上，關于民法學的教材也不下一百多種，但在當時，我們北大法律系77級的民法課，總共只有24個課時，也沒有教材和講義。當時朱啟超教授給我們上這門課時，他還是一邊備課一邊給我們講授的。”
記者：從資料上看到，由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委員會主持編寫的新中國的第一套法學統編教材，是從1981年開始起步、從1982年起陸續出版的，里面有吳家麟(《憲法學》主編)、王鐵崖(《國際法》主編)、韓德培(《國際私法》主編)、高銘暄(《刑法學》主編)、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張晉藩(《中國法制史》主編)等著名法學家。那么，在這之前，你們所學課程中北大有否編寫過一些教材呢？
何勤華：有的。在全國率先推出北大自己出版的教材主要有《法學基礎理論》和《民法教程》等。前者是由陳守一、張宏生主編，參加編寫的人員還有沈宗靈、張云秀、劉升平、趙震江、羅玉中、王勇飛等，1981年2月出版后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此之前，這門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有100多個學時，上兩個學期。
說來現在的年輕人也不會相信，當時教材初稿完成后，教師們還讓我們77級的部分學生傳閱過，請我們提意見。另外一本《民法教程》，是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朱啟超、郭明瑞等編寫，北大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在體系的完整、概念的清晰、論述內容的豐富上，也是廣受全國民法學界贊揚的。總之，在當時，要編寫一部教材是非常不容易的，往往是幾年乃至十幾年的勞動成果。
記者：《法學基礎理論》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法理學教材，《民法教程》也是中國第一本嗎？
何勤華：前者你說的是對的。但《民法教程》是第二本，在它之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已經出了一本，即由佟柔、趙中孚、鄭立主編的《民法概論》，出版時間是1982年11月。但不管如何，這些教材的出版，都已經是在我們學完了這些課程，甚至是我們這一屆畢業之后的事情了。
記者：聯想到現在，不僅憲法、民法、刑法、訴訟法等部門法的教材已經琳瑯滿目，各門學科至少有幾十種、上百種教材，即使像你們法制史等基礎學科，教材也已經不少了吧？
何勤華：是的。我們外國法制史這門課程，在1978年剛入學時，還沒有教材，由嶸老師來上課時，就帶了一卷地圖，對著地圖給我們講解古代西亞和西方的法律的起源和發展等，等到我們快結束這門課程時，才發下來學校內部印刷的講義《外國國家與法律制度史》(共三冊)，其內容主要是50年代出版的蘇聯編寫的《國家與法權通史》教材的翻印。然而，經過30年的發展，現在外國法制史的教材也已經不下30余種了。
張晉藩教授主編的全國統編教材《中國法制史》是遲至80年代后才面世的，我們當時學這門課時，由肖永清和蒲堅兩位教授主講，我們只是記錄。由肖永清主編的《中國法制史簡編》也是遲至1982年4月才出版的(此時我們也已經畢業離校了)。但現在，中國法制史的教材也已經有20多種了。
第一代統編刑法學教材（高銘暄主編，馬克昌、高格副主編1981年起編寫）
1986年，共18種（江平主編公司法教程）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第一本法學教材（北大法律系陳守一、張宏生主編）
“法學專著的出版，曾經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何勤華教授對記者講述了一段他很難忘懷的經歷。他說，在當時，乃至一直到90年代中葉，想出版一部教材還是非常困難的。1995年，在徐軼民教授(當時是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副會長)的主持下，華東政法大學外國法制史的教師編寫了一部教材，找了許多家出版社，都不愿意出。最后拖了好多年，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通過熟人，在紅旗出版社買了一個書號，才讓這本教材正式出版了。
記者：改革開放之初教材的匱乏，除了我們的法學教學力量不足、研究水平低下等原因之外，是否也有出版難的情況呢？您是否有過碰壁或者讓您特別難忘的經歷？
何勤華：是的。雖然，現在專著的出版，有些出版社仍然需要一些補貼，但總體上，法學學術著作的出版已經容易多了。而在改革開放之初，普通老師要想出版一本專著，是極其困難的。這方面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一件事是我幫助北大李志敏老師聯系他花費了十幾年時間編寫的一本專著《馬克思主義論婚姻家庭法》。那是1978年的暑假，李老師托我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問問，可否在該社出版此書。一位編輯室主任聽說是北大來的學生，就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但當我回答說該書不是國家課題，沒有經費資助，李老師還不是教授時，他的態度明顯變得有些冷淡。在接下來一年半時間里，該社既不予出版，又不退稿，電話詢問，就回答說還在商量之中。
1980年過寒假回上海時，我最后一次去該出版社，編輯告訴我說主任在北京開會，李老師可以到主任住的賓館去詳細面談，我馬上將此消息告訴了李老師。
李老師就按照約定的時間去了該主任住的賓館，但賓館的人說他出去了，李老師一直等到晚上9點多，始終沒有見到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師通電話時，他沒有多說什么，就告訴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書稿就先放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