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大早，劉隆亨先生就讓趙博士打電話給我，說陳守一老師的紀念文集出了清樣，其中給我留空已經好久了，希望能夠用這最后的機會補上，還說，這也是師母的意思。真令我感到惶恐、慚愧。記得劉先生曾是陳先生的座上客，劉先生寫了一本關于金融法的書，還請陳先生作過序。師母(胡冰)是漢川人，我的老鄉，當年跟新四軍出來的熱血青年。師母做的紅棗粥和她濃烈的家鄉話一樣令我印象深刻。我決意坐下來寫點什么，以紀念陳守一先生，同時，也追念我在北大的那一段生活。
去北大念書的時候，我不過二十多歲，但已經可以算作老學生了。此前，由于上大學比較早一些，已在外地念過碩士，還做過好幾年的助教、講師。在我的心目里，北大和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等前輩的事跡連在一起，地位很是崇高。初到北大，聽說有個不成文的“憲法習慣”：凡本科不在北大上者，便算不得真正的“北大人”。從此習慣，我不僅在北京算外省人，在北大也要帶個外字號了。這個“習慣”有一個益處，那就是激發“北大人”或準“北大人”們自我約束，從善如流。本科在北大念的同學，可能會自覺地按照人們心目里的“北大人”標準來要求自己，至少可以約束自己少做壞事或堅決不做壞事。像我這樣后來才上北大的人，則更要自覺地見賢思齊，踮起腳來做一回長個子了。或許由于這樣的心態，或許由于大動之后必有大靜，我多少收斂了幾分在外地教書時的神氣，決意老老實實、安安靜靜地做一回北大的學生。
我入學時，陳老已八十三歲，是國內屈指可數的幾位能夠帶法學博士生的導師。沈宗靈先生、劉升平先生只是協助他帶博士生。那時的情形，遠非今比，博士生導師可以像博士生一樣成批量地生產。入學后不久，系主任趙震江教授通知我說，系里讓我給陳先生“當秘書”。此前也有學生或青年教師做過這份差事。之所以有這樣的安排，大概是因為陳老在法律學系做了幾十年的系主任，又是行政級別比較高的老干部吧。這份差事，不過是每周去一次陳家，把系里報箱里收到的信件等送過去，并按陳老的意思處理一下。起初我樂于接受，只是覺得可以把辦差和訪師合為一體，“省得多跑一趟，”后來，才曉得這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學習方式。
陳老的寓所是燕春園的一幢兩層小樓。樓前的院子寬大，幾棵松柏，幾簇玫瑰、薔薇、菊花等常見花草，還有幾圃菜地。鄰近的一所更好看些的獨門小院，是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這大概是解放初期北大一級教授們的待遇。我至今沒有弄明白，陳老住的房子算老干部的待遇，還是算一級教授的待遇。陳老退下來好些年了，門庭清寂，身體又不大好，信函往來是他與外界聯系的主要方式。老人家每天花一、二個小時看文件、讀報，偶爾打打臺球，基本上不動筆寫什么。最初幾個月還聽師母說他“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寫什么”，后來住了一回醫院，就再也沒有聽說過這類事。通常，我每周三下午兩點半準時到陳家。記得有一天下大雪，去晚了，師母開門時笑著說了句“陳老一直坐在那里等你呢”，我也就再不敢遲到了。每次在陳家大約呆兩個小時，臨走時，偶爾還能喝上一碗紅棗粥或蓮子銀耳湯類的補羹。那個時候，校園內外不像現在到處有可供食飲的小店，加上囊中無比羞澀，所以，這樣的牙祭腹惠，就像在四川念書時去老師家里喝酒那樣，真還令我念念不忘。
聊天似乎是陳老生活里的一大享受，后來也成了我的一大享受。話題最初是關于處理信件的，后來便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了。談得最多的，或者說，我印象最深的，一是民國時期的人與事，如二十年代共產黨成立后的社會情況；地下活動；白色恐怖；學生運動；省法院等等。二是陳老自己的經歷，如朝陽大學；中央政治大學；華北軍政大學；廢除舊法統；與董必武、謝覺哉、王明、錢端升等人物的交往；北大法律學系的組建；“文革”時期北大的“黑幫大院”；改革開放后法學的恢復和發展；第一部脫離“國家與法理論”體系的“法學基礎理論”教科書的問世等等。三是北大的人和事，其中談得較多的是“反右”和“文革”期間的人和事。陳老似乎對自己在“文革”期間的遭遇較為淡然，但對于自己在“反右”期間沒有保護好像沈宗靈先生那樣的年輕學者表示出了遺憾或自責。對“文革”人物，陳老有自己的評價，例如對聶元梓，陳老說她其實是個好人，只是不小心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去了。四是人生、學問乃至男女。他認為，讀書、做學問要“善忘”，就是說，不要老是扭住什么不放。我想，這應該說是一種境界，與佛家講的“去執”異曲同工。陳老似乎對自己三十年代回到江蘇老家在親戚的書房里專心讀書的那一段經歷，津津樂道。他讀過的書不少，我們談論的書，從《資本論》、《戰爭與和平》到《金瓶梅詞話》、《野叟曝言》，五花八門，唯獨偏偏不談法學書籍，更不談法學的具體問題。起初聊天的時候，我還拿個小本本記點什么，后來覺得天馬行空、云山霧罩，就索性不記了。這或許是受了“善忘”的影響吧。
現在回想起來，我從陳老那里學到的不是法律學問，而是一種境界和經驗。一個似乎壯志凌云的青年，在這樣一位飽經風霜、清淡平和的老人面前，會不知不覺地收斂許多，岑靜許多。他不教你什么，也不提醒你什么；不要求你什么，也不糾正你什么。遇到天大的麻煩，只幾句話，就讓你從容地對付過去。陳老沒有為我改過文章，幫我修改論文的主要是沈宗靈先生。我的論文答辯，陳老也只是作為導師掛名，并沒有實際參加。但是，我永遠感激他。
在1999年修訂出版的《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一書的后記里，我寫過這樣一段話：
本書再版之際，我尤其懷念我在北大讀博士時的導師陳守一教授。1995年，當我旅居大洋彼岸時，先生溘然仙逝，享年九十。未能在最后的日子里見上一面，給我留下一個終身的遺憾。我永遠忘不了那時每周三下午在知春園里先生與我之間的“無所不談例會”（先生語），還有先生寓所的前院里那春雨洗過的翠柏和在漫天大雪里守望的竹籬笆。它們讓我想起先生為人為學的品格。不久前讀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方知陳先生，這位在20年代便參加共產黨的“老革命”，還有一段在“勞改大院”里因請假回家而被迫走到每個房門前舉著牌子高聲責罵自己的荒唐而辛酸的小故事。這段故事讓我對自己的這部關于人權的作品又有了一種新的理解。[1]
與導師的交往方式，似乎在冥冥中界定了我在北大的生活方式。它的核心是自由與平靜。翻檢有助于回憶北大生活的資料，我找到了六年前百年校慶時一位叫李傷的學生記者寫的采訪。其中有些話，我現在已經講不出口了。只得不避偷懶之嫌，節錄于此：
夏教授離開燕園的時間并不是很久，因而那段記憶依然十分清晰。我們的談話自然從燕園的生活開始。夏教授說： “在我眼里，北大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她給每個人都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讀博士時，我也參加詩社，還時常練氣功，但回想起來，最難忘的反而是一份平靜。那時候，我的生活是相當單調的，除了圖書館和宿舍，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后湖，在那里散步，思考。相對于未名湖的人工景致，我似乎更偏愛后湖的自然。秋天的她尤其美麗，那些凋謝的荷花與湖邊的枯葉使人堅信，寒冬過后，一個更加晴朗的春天一定會到來。三年的時間，我完成了《人權概念起源》一書，很多老師和朋友都驚詫我竟然查閱了那么多的資料。其實，正是這份平靜契合了我的心路歷程，才促成了它的誕生，而這種平靜的心態也深深影響了我日后的研究和生活。”[2]
的確，和現在的學生相比，那個時候，我沒有應接不暇的研討會非要參加，沒有形形色色的課題非要分擔，沒有導師的寫作任務非要完成，沒有必修的專業課非要恭聽，也沒有什么學分非要計較，更沒有人非要與我“合作”。在聽課方面，除了英語課，我只旁聽過兩次沈宗靈先生的比較法課，一次張國華先生的法律思想史課，兩次季羨林先生的演講。這個數量好象和我在西南念碩士時聽專業課的數量差不多。我一向不相信所謂授課，以為教學的最好方式莫過于與學生交談，給學生改文章。在“公干”方面，除了每周去一次陳家，就是應劉升平先生邀請在化學樓的大教室講過兩次課（研究生羅馬法專題和人權專題），再就是加入《中外法學》編輯部這個溫暖和諧的集體，但這些都只發生在最后一年，而且自由自在，并無負擔之感。
同樣令人愜意的，還有二十九樓的宿舍生活。我住在二層靠西的北房，窗外隔一條路是燕南園。有一年夏天大雨滂沱時還填過一首詞，叫“燕南園雨望”，現在一時找不著了。宿舍是寢食所，也是讀寫齋。第一篇關于人權的論文《人權與馬克思－為人權申辯》，就是在這里寫就的。記得當時用復寫紙抄了三份，一份作為書面考試作業交給系里，一份投給《法學研究》（主編李步云先生來信約見了一次，未采用），一份留給我自己。宿舍生活的另一主題是暢談與論辯。還記得，我房間的左鄰右舍，一是分別跟雷潔瓊先生、費孝通先生學社會學的劉遷、時憲民，一是分別跟湯一介、朱伯錕先生學中國古代哲學的王平、王博，還有一位是沉迷于西方經濟學數字圖表幾乎不可自拔的畢吉耀。我們的幾個房間由一扇廊門與外面隔開，成了一方天地。當時，博士制度恢復未久，這幾位老兄可謂稀罕物。他們年齡或老或少，學問或中或西，或儒或道，但都才華橫溢，為人誠實，富于社會責任感。相互間的砥礪與友情，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令我難以忘懷的，還有在校園外交友求學的“自行車之旅”。例如，到清華園西南樓拜訪郭道暉先生，到海淀區政府附近的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拜訪鄧正來先生，到萬壽寺的一間在當時很有些豪華的公寓拜訪梁治平先生，到法大的《比較法研究》編輯部和筒子樓里拜訪高鴻鈞、賀衛方先生，到中央黨校大白樓拜訪一位當時熱衷于編纂世界人權約法的朋友，到天安門附近的一間簡易平房拜訪一位如今做了大法官的朋友，到西八間房借住期間拜訪徐國棟、陳端洪等先生，還有,拜訪《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像張志銘、藍永蔚、孟憲范先生那樣的優秀編者。也是“自行車之旅”，我到法學所參加首次人權理論研討會時通過韓延龍、劉海年先生結識了王家福先生，在四處送取博士論文評閱書時得到江平、許崇德、呂世侖等先生的一些出乎意料的鼓勵。現在回想起來，真令我感慨。每位個體的人不同，謀道、聞道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跌跌撞撞的程度也會不同。雖然先后有幾輛自行車被那些需要自行車的人拿走了，但校園外的種種“學交”，讓我感受的友情和教益卻是無價的。
按我的理解，北大的優良傳統是寬容逍遙的自由精神，是兼收并蓄的恢宏氣度。如今，看到一些老老師們和少老師們都被按照某把尺子劃成三六九等，圍著講課的車輪轉，看到許多學生苦于且疲于應付老師、應付學校、應付市場、應付社會，尤其是看到某些改革方案弄得人心惶惶，我不免有些擔憂。我還擔心，前面提到的“憲法習慣”，如今在北大是否已經廢除了或失效了。盡管就北大精神論，最有資格說“我們北大”的，恐怕只有蔡元培、梁漱溟等前輩，而他們恰恰不是在北大上學的，有的連大學也不曾上過，但是，我仍然認為，倘若現在的北大人還喜歡說“我們北大”這樣的話，還敢說“我們北大”這樣的話，就表明他們還有北大人的自我意識，還有北大的氣派。倘若有一天無人敢說、無人愿說“我們北大”，“北大人”就死亡了，北大就死亡了。至于只把在北大念本科的人算作“北大人”的“憲法習慣”，其實也有“我們北大”的強烈意識作支撐，我寧愿把它理解為北大本科生的一種初戀情結。在有限的人生旅程里，初戀情結的確奇特而執著。比如，至今，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把那水鄉小鎮里的一位叫鄭萍的小學啟蒙老師作為我第一位老師（那時的她不過十七、八歲，一位道士的女兒），仍然把西南政法學院作為我的第一母校。
北大精神要通過學習才能具備，也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才能發揚光大。北大精神絕非自大與輕狂。北大人有骨頭，有個性，但是，他們更善于學習，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權位、財富和良知這三者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時選擇良知。可以說，北大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優良品德的一種表現。從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代表的“五四”精神、革命精神，到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季羨林《牛棚雜憶》等自述文字里流露的清虛與反思，還有陳老的“善忘”，都不失為北大精神的一種注腳。在此意義上，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備，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備。關于北大精神，六年前，那位學生記者是這樣記錄我的看法和他的感受的：
對于一個年近而立才進入北大讀書的人而言，目光里自然少了一份摯熱，但卻多了一份理性，至少不會像十七、八歲的少年一樣被北大神圣的光環所淹沒。夏教授說：“北大精神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凝結，它是不能用一兩個詞匯來概括的。每個人對北大的看法都會不同，但是不要認為進了北大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北大精神，就成了精英。如果說市場中存在店大欺客的現象，在大學有時卻會校大自欺。我也曾走過不少大學，北大學生的智力水平是無庸置疑的，但談到勤奮卻不是最好的。在哈佛，即使到了凌晨三四點鐘仍有學生在通宵教室讀書，但在我們這里卻很難看到這種情況。……” 夏教授的話令我有些汗顏，而對于那些和我一樣還在沾沾自喜的北大人來說，也有著同樣的作用吧。”[3]
看來，這位學生記者是個誠實的人，不乏一日三省的君子之風，不知他如今在何處“發展”。不過，現在讀起這段文字，“有些汗顏”的，倒是我自己了。因為近些年來，我用心讀書的時間實在是越來越少，還有什么資格去批評別人不讀書呢？
追憶老師，讓我心清神怡。懷念北大，讓我如沐春風。這便是老師。這便是北大。
（ 甲申年初春于沙灘北街15號）
[1] 夏勇：《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頁。原文里的年份有誤，特此更正。
[2]李傷：《我們的責任－與夏勇教授一席談》，載于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主辦《北大法律人》，百年校慶增刊，1998年，總第6期，第5版。
[3] 李傷：《我們的責任－與夏勇教授一席談》，載于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主辦《北大法律人》，百年校慶增刊，1998年，總第6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