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華，上海市人大代表，華東政法大學校長，博士生導師?青年法學家。２０００年４月起，任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
１１月１０日，華東政法大學建校５５周年，何勤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在華東政法大學的一個木結構的二層樓內，從拐角的樓梯上來，寂靜的樓道中，一扇朱紅色的門內傳出了“我是何勤華……”的聲音，我毫不猶豫地推開了門。
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儒雅而瘦削的中年學者，笑起來有些靦腆。近２０平方米的房間內，錯落有致地擺放著很多書架，地面上、桌面上、沙發上堆著小山一樣的書籍。何勤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幫我從沙發上“挖”出一塊空地兒來，解釋說：“趁著安靜，寫寫東西。”
代表：呼吁取消大學生留滬的歧視性打分標準
今年初，很多上海媒體都以“人大代表何勤華”為標題，報道他“反對畢業生留滬戶口審批制度”。這源于他今年在上海市人代會上提交的《關于改革應屆畢業生留滬戶口審批制度》的議案。
“我沒有否定戶口審批，我反對的是打分標準中的歧視性規定。”提起這份議案，何勤華如論證課題般認真。原來，最近幾年，上海市實行“外地生源留滬戶口審批評分制度”，對來自外地的大學畢業生進行打分，及格者方能獲得上海市戶口。不同學校、專業、學歷的人得分會有差異，比如其中一條規定：“列入２１１工程的高校的畢業生可以加５分”，而普通高校的研究生僅能加４分，“也就是說，復旦大學的一個本科生可以比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外貿學院等非２１１工程大學的研究生還多１分。”
何勤華認為這一標準否定了普通高校的作用，“不能說普通高校的學生，高考時分數低些，接受了４年專業教育后，也還必然比列入２１１工程大學的學生差。”對于留滬打分的政策，他表示能理解，因為現階段，我國大中城市還無法容納所有的城鄉居民，戶籍制度短期內不會取消，但是覺得打分標準應該公平些。他擔心，這一評分標準會導致列入２１１工程大學的本科生更不愿意報考普通高校的研究生，因為“學習３年后，留滬戶口審批時反而少了１分。”“這個５分絕對是歧視性規定，應該取消。”
何勤華還寫了一份書面建議：上海市可以嘗試，讓所有找到用人單位的外地生源大學畢業生都獲得“居住證”，幾年以后根據其實際表現決定是否轉成“戶口”。這樣既給學生們一個奮斗目標，同時也體現了公平，“學生水平如何，最終應該由用人單位來決定。”采訪時，何勤華收到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書面意見處理組的短信，稱該意見已經轉給上海市發改委、教委、人事局辦理，并已列入上海市政府２００８年的工作計劃。
與很多人大代表不同的是，何勤華所提的議案建議大都與其所從事的學術研究有關。２００３年，他在上海市人代會上提出《將上海建設成為一個循環型經濟城市》的建議，并受邀在上海市人民廣播電臺作了一個小時的“市民與社會”的直播節目，引起廣泛關注，而提這個建議的靈感就來自學術研究。
說到這里，何勤華站起身，從林立的書架中順手抽出一本外國法制研討會論文集，他翻到《日本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的譯文，笑著說，這是他的一個博士翻譯的，“經濟上早就有人提出循環型社會，但是在法律中提出‘循環經濟立法’的概念，這還是第一次。”今年全國人大的“循環經濟立法”也采納了何勤華和他的博士的建議。
“自己親自研究過的，和別人提供的資料不一樣。”何勤華覺得調研后提出的建議、議案更有針對性。２００６年，他吸收幾個華東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搞了一個關于上海市信訪條例的課題。而后，在市人代會上，他提出細化程序、讓信訪更有效的建議，后來上海市修訂信訪條例時采納了他的建議。
每次開人代會前，何勤華都會想辦法征求意見，“要盡量將問題提得有針對性，要盡到代表職責。”
何勤華的“務實”，來源于他在農村的成長經歷。“靠嘴巴說是種不出來莊稼的。”何勤華是川沙人（當時上海的一個縣，現在的浦東），父親長年工作在外地，他從小就知道，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要有依賴心，一切都要靠自己來。”
為學：填補中國法學史的空白
學過中國法制史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何勤華的。在網上查找何勤華編、著的書，光是目錄，用５號字就能打印滿滿兩張Ａ４紙。在他的自選集《法律文化史論》的前言中，他深感敬佩地描述了日本同行們的敬業?“雖然不坐班，但是每天都到辦公室工作，中午不回家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然而，何勤華可能沒有想過，在別人的心目中，他也是一個勤勉、敬業，讓人敬佩的學者。
在何勤華的意識里，沒有明顯的“上班、下班”的界限，只要有時間，他就“忙”——看書、寫稿、搜集資料。很多人有了出國機會都要好好地游玩，而他在日本進修的３年期間，除了專心攻讀，其余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搜集資料了，“這些都是國內很難找到的、失散的資料，難得有機會復印，以后也是法學研究的富礦……”何勤華最終以優異的成績從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進修結業，他也是第一個獲得該學部進修結業證書的留學生。
１９９９年，何勤華獲得中國法學會評選的第二屆“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榮譽稱號。法學家的稱號，何勤華當之無愧。他研究法學近三十年，不僅在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研究上建樹頗豐，而且對新興學科——中國法學史情有獨鐘。
“我們有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但是沒有中國法學史。而在外法史領域，卻有西方法學史。”在法制史領域探索得越深，何勤華越覺得這是個遺憾，這種感覺在他１９９６年寫完《西方法學史》后尤為強烈。此后不久，他便開始著手《中國法學史》的研究與寫作。
為了研究需要，何勤華養成了搜集資料的習慣，東京、臺灣、北京、天津……許多圖書館，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有一次他去臺灣開４天會，中午和晚上他都跑到臺大圖書館去復印資料，“打聽到哪里有，就去哪里找。”這樣的努力，為《中國法學史》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２０００年，《中國法學史》兩卷本出版，２００６年，該書的修訂本（三卷本，共計１５０萬字）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有沒有法學？律學能否代表中國古代法學？中國古代法學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該書回答了這些基本問題，給出了中國法學史的體系、內容、基本概念，填補了中國法學史研究領域的空白，可謂是中國法學史的開山之作。
“我們中國歷來不太重視法學，但是誰能想到，我國歷史上頒發的第一個學士學位證書就是法學的。”說起《中國法學史》，何勤華的臉上放射出幸福的光芒，他的手停在了有我國第一個學士學位證書圖片的那一頁，“這是在天津大學找到的，天津大學的前身是北洋大學。我國第一個學士，就是北洋大學的法學學士王寵惠。”“王寵惠還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翻譯的英文版的德國民法典，被當時美國各個大學確立為標準教材……”“民國時期的法學講究‘北朝陽、南東吳’，江庸創辦的朝陽大學后來發展為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東吳大學后來演化為華東政法……”《中國法學史》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先后獲２００２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２００４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國法學史》出版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研究該領域。
何勤華的嚴謹也是出了名的。“我自己寫的書，可以保證一個錯字都沒有。”無論是幾十萬字的《２０世紀日本法學》、《西方法學史》，還是１５０萬字的《中國法學史》，何勤華都至少仔細閱讀四五遍。對于主編的書籍，他也是非常認真地統稿。采訪時，他手上便有一沓稿子，上面有他用鉛筆，紅色、藍色墨水筆修改的記錄，他對部分學生引用來源標注不明很是反感，“案頭的工作，即使不能保證沒有任何錯誤，也應該講求萬分之一以下的錯誤率。”
現在，何勤華正忙于《中國法學史》第四卷的寫作，“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前三卷有什么錯誤。當然，如果你們發現了，要告訴我。”他認真地說。在學術上，他所做的正如他在《中國法學史》題記上所寫的：“世上最可貴的／并非完美與不朽／而是不停的／創新和追求。”
“當官”：“理想的校長是蔡元培”
提議案、建議，何勤華要提自己比較了解的；做學問，他要求自己盡量減少誤差，讓結論經得起檢驗；當校長，他也是一樣的務實，“我們今年重點發展２２個專業，文學、新聞、經濟、計算機、社會學等學科都要發展起來，要讓華政變成一個‘多科性’的大學。”
１９９９年底，何勤華開始出任華東政法學院的院長。２００５年，該校松江校區建成。今年３月，華東政法學院獲得教育部批準，正式更名為“華東政法大學”。
在何勤華的主持下，華東政法大學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為此，學校正在興建一個“司法審判實驗室”。在這里，老師們將利用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真實案例，帶領學生讀案卷、找問題、適用條文，最后寫出法律文書。“這個過程和法官在法院合議案件是一樣的。”何勤華欣喜地介紹，學生們到法院實習３個月，最多辦３０個案件；在這里，平均每個學生可以辦５０多個案件，而且還能對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都有所了解，到了工作崗位后，能很快適應。他還預測：“在法律院校不停地擴招，而到法院、檢察院實習機會有限的現狀下，興建審判實驗室，將成為法學院校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途徑。”
除了正在興建的法學實驗室，在“股票證券模擬交易實驗室”里，學生們可以和上海證券市場直接聯網，學習包括“炒股”在內的證券知識；在“人文實驗室”里，法制新聞專業的學生可以直接進行報紙、電視的采編……“再也不是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打天下了。”這些努力在接受教育部考評時都得到了肯定，何勤華的欣慰溢于言表。
不過他也坦承，當校長和做學問畢竟不同，他要學會和教職員工打交道，和各級政府部門溝通協調，“有時候壓力也很大”。在他心中，理想的校長形象是蔡元培，除了現在黨和國家對校長的各種要求外，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包”、“大學以學術為宗”、“關注社會進步”等理念令他心儀。
“學校的風氣很影響人。”何勤華對華東政法有著十分深摯的感情，他總結，華東政法注重實踐，注重學生學品、人品的培養，而且不排外，培養出來的學生老實、本分、寬容大度、專業基礎好、有發展后勁。回首在華東政法的２５年，何勤華笑著感嘆，母校給他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