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推進從傳統偵查學向證據調查學轉型的同時，亦自如地游走于文學界，堅守在獨特的法學與文學“兼容”的精神世界。他認為，兩者的共通之處在于對人性的研究。
“有時候，我覺得現實中的改革推動起來難度很大，中國積累的問題太多，制度改革確實不容易。以前覺得要做個公共知識分子，現在還是回到學校里，老老實實教書吧。”
何家弘儒雅、溫和、慢條斯理。他的話語中，有思考、有鋒銳、亦有幽默。
作為當今公認的證據法大家，這位因愛情“誤入”法學大門的教授，有著豐厚的人生履歷表：為農、為工、為學、為師、為官、為學者、為小說家……
5月，在迎來自己60歲生日之際，他的著作展將于1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開幕。展覽的主題，即是兩個在他生命中占有重大位置的領域：法學與文學。
“法學很骨感，文學很豐滿。”何家弘一語中的。
何家弘將自己的名字解讀為“弘揚法學家精神的可人”。對于法學家精神，他的解釋是：以法為家、知法如家、愛法似家、奉法勝家。
也許是在這種解讀的引領下，他推進了從傳統的偵查學向證據調查學的轉型，系統地引入西方證據法理念與制度，始終關注錯案研究，并推出法律英語系列教材。
“他對我們學生說，自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物，后來還需要我們來引領這個學科的發展。但我覺得，不能抹滅之前他為此作出的貢獻。”何家弘的博士生梁坤說。
在梁坤看來，“何家弘教授在證據學、偵查學、司法制度等學科領域的學術觀點，不僅僅是引領學術創新發展的動力源泉，更成為實實在在化解中國司法實踐頑癥，并推動證據制度、司法制度發展完善的靈丹妙藥”。
如今，何家弘時常公開抒發自己的法學觀點。而對于何時再寫第六部小說，他說：“寫新書，我一直沒有這個勇氣。”
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
錯案一次一次在重復……我們不能簡單罵警察、檢察官、法官，更多應該反思制度上的多方面原因
法治周末：從2005年起，您一直關注錯案的實證研究。對于近年來相繼爆出的錯案、冤案，您作何思考？
何家弘：從最近的浙江叔侄冤案，回溯到以前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杜培武案，我們發現，錯案都有一個基本模式——偏重口供、非法取證、證據不足、疑罪從輕。
錯案一次一次在重復，為什么會被復制？我們不能簡單罵警察、檢察官、法官，更多應該反思制度上的多方面原因。我覺得主要有兩點：
一是公檢法三家依法相互制約不夠。各地政法委可以宏觀領導整個地區的公檢法工作，但具體案件應由公檢法三家分工制約。據我了解，現在有些地方的政法委已經不再過問個案了。
法治周末：另一個原因是什么？
何家弘：刑事庭審虛化，這也是現在刑事審判的一個重大問題。審判變成走過場，前面公安定了，后面檢法跟著定。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審委會定案。這就容易造成“審者不判、判者不審”，不符合刑事訴訟中的司法證明規律。
對于審委會，我還是主張改良。建議審委會不論事實，只討論法律適用問題。而事實認定，一定由直接審理案件的法官作出，使審判環節變成案件事實認定的實質性環節。
法治周末：這些制度改革的根本作用在哪里？
何家弘：制度改革可以遏制司法腐敗，防止關系案。很多法官也跟我講，一個案子大一點兒，老有人找關系，當事人雙方都找，很頭疼；也確實有一些領導寫條子、打電話。
怎么能給法院弄個“防火墻”、把外界干擾隔絕開來？中國是個關系社會，完全把關系切割掉，不現實。法院的人也生活在社會中，法官以后沒準還得求人家呢，比如孩子上學、醫院看病等。所以得想辦法從制度上改革。
法治周末：但錯案仍然有出現，司法公信力受到極大考驗。
何家弘：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特別是在法治國家。如果司法沒有公信力，司法就沒有權威。
但從客觀事實上講，司法裁判是否公正，不是很容易評斷。只有少數當事人才知道，事實究竟是怎么回事。對社會來講，最重要的是大家會不會相信你是公正的。
法治周末：如何讓大家相信？
何家弘：這就需要制度上的保證，包括程序是不是公開、公正，作出裁判的法官在社會中受不受人尊敬、是不是公正清廉，等等。
當下的中國司法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有些是系統自身的，有些是系統以外的。
提升司法公信力在當下中國很重要，而且可以作為提升政府和執政黨公信力的一條路。我們能夠從司法環節入手，讓社會民眾相信：我們是可以建立起公正、獨立、老百姓信得過的司法的。
法治周末：應當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何家弘：一定要在制度創新上做文章，一定要拿出讓老百姓看得見、信得過的制度創新。當下也可以借助民間的力量。
比如上訪，其中很多是涉訴上訪，這也與我們這些年研究的錯案問題有關。涉訴上訪，很多都說他是冤枉的。但究竟他是不是冤枉的，這就需要有個判斷。怎么來審查、啟動再審？
有人建議借鑒美國的做法，成立純民間的“無辜者協會”等類似機構。但我覺得不現實。我提的建議是，建立半民間、半官方的“申訴案件復查委員會”。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級人民法院這兩級分別建立。選30至60名委員，包括學者、記者、律師、社會公眾人物代表等，對每個申訴案件初步審查。
每個申訴案件先由委員會來復查，幾名委員一個小組。審查后作出裁定，如果認為案件很可能錯判，就移送法院再審。如果認為沒有達到錯判，就不提交再審。關鍵要有透明公開的調查程序，但具體還要看“委員”怎么選拔。
應為法院筑起“防火墻”
給他一個信號——“你找誰都沒用”
法治周末：還可以在哪些方面借鑒民間的力量？
何家弘：復查委員會決定再審了，再審法院怎么組成合議庭？這個也可以借助民間的力量。
我建議，建立有民間力量參加的合議庭，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陪審制。陪審制度的改革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很關注的問題。在這種申訴案件中，可以作為一條改革的路。我們現在有人民陪審員，但不起實質作用。
陪審制度改革是個很好的辦法，也可以起到前述“防火墻”的作用。
法治周末：具體怎樣實行？
何家弘：我的建議是，再審案件，合議庭組成可以采取“1+6”的模式，即一名法官和六名陪審員，對這個案件進行再審。陪審員隨機挑選，一案一選。今天開庭，第一項是挑選陪審員，開庭前誰也不知道，想找關系你都不知道該找誰。
這樣可以隔離社會上各種關系對司法的干擾，對民眾也是一種引導——庭審變成實質決策環節，讓當事人把功夫都用在訴訟、證據上，使整個司法決定的過程回到本來應該的道路上去，而不是靠外界的影響，靠關系。
待合議庭裁判結束，合議庭解散。合議庭就事實作出的裁定，不能輕易推翻。這對于找關系、司法腐敗等也是很好的防范措施。
法治周末：如此，也可以減少改判率？
何家弘：現在的制度設計有一些漏洞。不要隨隨便便給個指示就改判，這會給當事人一個信號，好像我找對人就改判。如果你給他一個信號是“你找誰都沒用”，過程是透明、公開、公正的，就可以提升裁判的終局性。
有終局性的裁判才有權威性。隨便可以推翻，哪來的權威。
在美國，陪審團作出裁判也有不公正的，比如當年的辛普森案。被害人之一戈德曼的父親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講過一段話，給我很深印象。大概的意思是，今天，正義遭到了踐踏，但是我們尊重法院的判決，尊重陪審團的判決。
因為在那種制度下，陪審團的判決具有終局性。
法治周末：這些建議，現在有無實際推進？
何家弘：我們學者只是提建議。最高法的有關領導很認真、很重視，但究竟能不能成為現實，還需要他們來做決策。我覺得還是有希望的。
中國積累的問題太多，制度改革確實不容易。
以前覺得要做個公共知識分子。現在還是回到學校里，老老實實教書吧。所以我也沒有開微博。
但我有另外一個路徑——寫小說。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寫在小說里，通過小說來表達一些思想、觀點。我覺得這很有樂趣，文學作品留下來也是人生的一種價值。真正的體制改革不是能夠由學者決定的。
借小說表達對法治追求
法治改善人的行為環境，是個很重要的路徑
法治周末：年輕時您的文學夢，怎么在學習法律多年后“復活”了？
何家弘：學習法律是偶然。學了以后覺得，中國確實需要法律、需要法治。留學回來，文學夢“死灰復燃”。
美國很多暢銷書的作者都是有法律背景的，比如律師。這些與法律有關的文學作品，在社會上影響很大。這對法治有好處，因為他們在培育一種法治文化。
就像中國的武俠文化很發達。但武俠文化有弊端，雖然它總的精神是懲惡揚善、弘揚正義，但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無法無天。武俠不講法律，就看誰武功高強。
我寫小說，首先是普法。通過文學形式，宣傳法律知識、法治精神。西方的法治比較健全，可能這也是一個文化的因素。大家看犯罪小說，雖然有的編得很玄，這是個人能力問題，但最后還是在法律的框架內來解決問題、懲惡揚善。這是個很大的區別。
法治周末：這種想法，是一開始就有的嗎？
何家弘：開始要寫的時候，沒有后來這么明確的認識。當時想著只要能寫出來、能出版，年輕時那個夢就算圓了。畢竟主業是法學。
但寫的時候，開始便遇到些難題。比如，主人公怎么設計？
傳統的犯罪小說都是偵探、警察，但是我不太想寫。開始想寫個私人偵探，受福爾摩斯影響，但我知道，1993年公安部發過通知，禁止設立私人偵探社這種形式的調查機構。所以在那個年代，編個私人偵探不真實。
最后，我決定寫律師，覺得比較新穎。中國法治發展需要律師，我也想通過小說來宣傳律師的作用，所以塑造了一個高尚的、正面的律師形象。
1994年到1998年我創作了五部小說，每部都有個法學主題，創作完了就歇了。那時很有創作激情，后來覺得，還得回歸本業。
法治周末：肯定有不少人問過您何時再寫第六部？
何家弘：寫新書，我一直沒有這個勇氣。因為我知道，寫一部小說，至少要有半年的時間投入，集中去寫。我現在拿不出集中的這么多時間。但我覺得可以修訂，因為重讀原來的小說，有了許多新的想法，又積累了這么多年，也看到了原來小說中的不足。
從2009年到去年年底，我對小說重新修訂。等于重寫一遍，很多結構、細節都做了很大修改，基本情節、人物不變，跟新書差不多。
法治周末：您的小說出口率很高，在國外比在國內更受歡迎。
何家弘：我老說我一不留神，小說走出國門了。確實有偶然性，另外這種門類的小說在西方比較受歡迎。
在中國，外國的偵探推理小說也很受歡迎，比如福爾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還有日本的一些偵探小說。但中國本土的作品，一直影響力沒有那么大，我的作品也一樣。
為什么？我們讀國外犯罪小說，不僅僅是一個猜謎的游戲，還有社會生活場景。外國的那些社會生活場景，在中國人看來就很有吸引力，就像讀福爾摩斯，看倫敦生活。如果在中國、在你身邊，你就覺得生活場景沒那么有吸引力。
這也是我得出的一個結論。國外很多評論說我的小說不僅是推理小說，還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場景、中國的法律制度、中國的司法。這些對外國人很有吸引力。
法治周末：在小說中，你如何思考人性和法律的關系？
何家弘：小說首先是要寫人、寫人性。但人性究竟是什么？就像我第二部小說《性之罪》，表層的解釋是性別的性，深層的解讀是人性的性。
人性最基本的問題是人性本善亦本惡，老祖宗討論多少年了。我覺得，人性里面，既有善緣、亦有惡端。在好的社會環境下，會把你的善緣放大。反之，就會把人性當中的惡端、爭奪之心給激發出來。
所以主要的不在于思想教育，而是改善人的行為環境。這就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法治改善人的行為環境，是個很重要的路徑。
所以我在小說里面，從人性的分析入手，很多還是想表達法治的追求。具體的法律規則可能是無情的，但法治的基本精神，首先應該是尊重人、尊重人性的。
我希望法都是真正的善法、良法。惡法之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法治，要以良法、善法為基礎，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尊重人性、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