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鄧小平、卓琳和王漢斌在北戴河。王漢斌是鄧小平幾十年的橋牌搭檔。 （南方周末資料圖）
王漢斌主政時開放的立法風氣，得益于“文革”后改革開放、崇尚法治的大環境。
這個副委員長不像官，更像個干苦力活的，法條他一字一字地摳，一條一條地過。
“你們要靠殺人收稅啊”
“也只有他，才能擺平那么多機關。”學界人士評價他強悍、有決斷力。
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王漢斌一落座，沒有半句寒暄，頭一點，“你們問吧。”
他耳背得厲害，聲音清亮，有力道。“嗯！”談到現實問題時，他加重語氣，拖長音。
他說話不留退路。別人說“我不愛運動”，他說“我就愛不運動”。當年通過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六種情況可以判死刑，稅務總局提出還要增加。他反問：“你們要靠殺人收稅啊，是不是不殺人就收不了稅？！”
他經手的法條上萬、法律兩百多部，官方評價他是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貢獻良多。
許多基本的、必要的制度，正是在他手中完成的。人大代表該怎么發言、如何表決，這一套議事規則由他一手主持制定。民告官、疑罪從無、注射死刑，關涉憲法和人權的每一步前進，幾乎都與他有關，有的甚至是他一槌定音。
他對國人公共政治生活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的知名度。同為黨和國家前領導人，妻子彭珮云的名氣比他大。
他的老部下說，王漢斌的這個副委員長不像官，更像個干苦力活的，法條他一字一字地摳，一條一條地過。“文革”結束后迅速通過七部法律時如此，當人大法工委首任主任時如此，升至副委員長也如此。
他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十年間，專家意見暢達最高立法機關的案頭，為各自利益蠢蠢欲動的部門立法代表意識到，他們碰上了一個不好對付的“對手”。
南方周末記者聽他講述過往立法，不時出現給軍方某位領導做說服工作、給國務院某部部長普及法律常識的情節。“也只有他，才能擺平那么多機關。”學界人士評價他強悍、有決斷力。
最重要的是，“他清楚法律進步的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說。
彭真同志叫我干活我就干活
他說他對法律的理解，只和西南聯大讀書時的一門選修課有關：錢端升的比較憲法。
王漢斌人生的前五十年都跟法律無關。他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讀書時是地下黨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1948年底，王漢斌為華北學聯起草告全市人民書《歡迎解放軍》，時任中共組織部長的彭真看到此文，夸文章寫得好，之后把他找來，留在身邊擔任政治秘書。
和彭真相遇成為王漢斌后來走上立法之路的起點。
1978年，從牛棚走出來的彭真帶著對“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的切膚之痛，主持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的工作。法制委成立前，鄧小平和華國鋒對彭真說：“將來的立法工作就交給你了，由你做主，你要找誰就找誰，你要找哪個部門協助工作就找哪個部門協助。”
彭真首先找到了王漢斌。王漢斌一下子回絕了。他說自己和彭真的水平相差太遠，不能勝任這個工作，二來對法律不感興趣，法律條文干巴巴，讀不下去。
“你是說客氣話還是真的不想來？我還是認為你可以做這項工作。”彭真問。王漢斌當時真的不想去，但是沒有接著說下去。幾天后，彭真主持召開法制委員會黨員負責人會議，通知王漢斌去參加。
“人民大會堂我根本進不去，怎么參加呀？彭真同志讓秘書接我去參加。會議開完后，彭真同志說，你就留下來上班吧。我說，我到哪里上班？他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武新宇同志給我找地方。當時，武新宇同志找不出地方來，就讓我和彭真同志的秘書在一個屋里辦公。”王漢斌回憶。
和劉少奇被批斗時拿起了憲法一樣，彭真走出牛棚后堅決主張“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必須寫進憲法，刑法和刑訴法必須馬上制定。
彭真一般下午、晚上改稿子，一條一條地過法律條文，大部分是彭真提出來要怎么改，大家進行討論，討論之后，稿子都歸王漢斌改，第二天早上再送給彭真看。
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曾在中央書記處的人員，一些有能力、能干苦活的老右派被重新召集到這里，對這些人而言，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特殊的人員構成和人心思法的氛圍，造就了法制委民主、實干、開放的氣質。
康達律師事務所主任傅洋是法制委里的年輕人。在他看來，法制委的工作是為全國立規矩，看似大權在握，實則沒有什么權力，“就是個調查研究的機構”。
“誰的職位高，誰干活最多；誰的職位最高，誰負的責任就最大。從彭真，到王漢斌，再到法工委歷任主任、副主任，大家都是干活的，沒有當官的。”全國人大法工委原副主任楊景宇說。
全國人大法工委前副主任張春生回憶，1980年的夏天，研究國籍法時，王漢斌官至部級，天氣酷熱，辦公室里沒有空調，他也和大家一樣穿著背心，從第一條到最后一條過法律條文。文字修改大家提意見，他執筆。
迅速讓中國走向法治的理想主義追求、只爭朝夕的工作勁頭充斥著當時的法制委員會。
王漢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大量研究外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買最多的是美國的法典，有六百部。香港法律60卷、臺灣地區的“六法全書”也被收羅其中。“當時法制委收集的境外法典是國內最齊全的，連北京圖書館都沒有我們多。”
1979年買這些法典需要外匯，王漢斌找到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對方說沒有外匯，他又找了老同學財政部副部長李朋。“這些法典對我們法制委的工作必不可少，和科研單位買儀器是一個道理，購買一臺精密儀器要用幾十萬美元，我們要的很少，為什么不給？”王漢斌問。后來幾經周折，財政部才批了四萬美元。
南方周末記者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了數十年，你對法律的理解是否受到了彭真的影響？“沒受到什么影響，彭真同志叫我干活我就干活。”王漢斌的回答干脆利落，出人意料。
以特別的方式影響法政界
討論法律草案時，王漢斌有句口頭禪，“既然你對這條有想法，那你把它修改修改。”
1983年法制委改為法制工作委員會，王漢斌擔任主任。老法委實干、死磕的作風得以延續。七屆人大期間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的江平說，討論法律草案時，王漢斌有句口頭禪，“既然你對這條有想法，那你把它修改修改。”
王漢斌提倡，無論公文還是法律的說明，不管上下左右，誰都可以改誰的文字。“你有胡喬木的理論水平、文字水平高嗎？胡喬木就反復講，我做文章，別人可以改。”
王漢斌兜里經常放著一塊橡皮，馬上擦了就改。給他送去的文稿，他當時就改，下面人也可以改他的文稿。
他從不當面表揚人，對他熟悉的人更不會當面表揚。不說就是好。簡報寫完了送過去，他看了如果說“走吧”，這就是好。傅洋眼中的王漢斌不茍言笑，偶爾一笑，也只持續幾秒，馬上又把臉繃上。
他喜歡“八面樹敵”，特別喜歡聽聽專家怎么說。著作權法快通過的時候，王漢斌找到江平，說這部法都快通過了，但名稱還有爭議（一主張叫“著作權法”，一主張叫“版權法”），你是真正的專家，你說說該叫什么名字？
1996年刑訴法修改草案出來后，全國人大開了一個會議，會后王漢斌單獨找到刑訴法學者陳光中，又聽了一遍他的意見。陳提了疑罪從無和簡易程序兩點建議，最終都被采納。
江平說，王漢斌主政時開放的立法風氣，得益于“文革”后改革開放、崇尚法治的大環境。
王漢斌“文革”前就是鄧小平橋牌桌上固定的牌友。當年京城高層的橋牌圈里，還有萬里、吳晗等人，他們經常聚在養蜂夾道一處固定場所打牌。“文革”開始時，這個地方被定性為鄧小平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樂部。
當年的一份文件提到，經常到這里來的有前市委的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前副秘書長項子明、王漢斌、工業部副部長陸禹、前辦公廳副主任肖甲、前《北京日報》總編輯周游等，還有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實、化工部副部長、“大叛徒”梁鷹庸、國防工辦的趙爾陸等。所謂“反共老手”吳晗，更是這里的常客。
王漢斌說，在牌桌上，鄧小平打牌不聊天，從不談國家大事，只是叫牌和抽煙。1970年代批鄧時，北京市一位領導人曾把王漢斌稱為不干的干部，現在還老打牌，不好好改造，王漢斌說：“本人有不干的歷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鄧、寫大字報，大會發言批判，我不寫也不發言。我向來是挨批的，不會批人。”
退下來后，王漢斌每天除了看報紙看材料，還經常打橋牌。以前，他是鄧小平牌桌上的“大王”（有兩個王姓牌友），現在，他跟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