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我寫的《孫中山秘書之女的坎坷命運》一文的朋友，會知道姜達雅老師的先生名叫趙維田，是一位著名的國際法學大師。我之所以再寫一篇文章，是因為趙維田先生是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的一位杰出人物。
最讓我感動的是，趙先生歷經磨難之后，當有機會平步青云之際，他毫不猶豫地謝絕了，卻以52歲的年齡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從零開始坐冷板凳，鉆研起國際法學。
趙維田先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由于趙先生的夫人姜達雅老師我的同事和恩師，從1978年底，我就結識了趙先生。他祖籍河北趙縣，卻自13歲就只身一人到河南，在叔叔家生活，成為一所著名國立高中的高才生�？既肽暇┲醒氪髮W法律系后，因參加地下黨被抓進監獄，被營救出獄后去解放區工作，一年后又恢復大學生活。中央大學改名為南京大學政治系，因為與社會學系合并，他與姜達雅成了同學。解放后，他擔任過南京市學生會主席。1954年與妻子姜達雅一起調入團中央工作。他當過胡耀綁的秘書，是團中央有名的“筆桿子”。
姜達雅老師多次向我講起趙先生的非凡選擇。
文革后，趙先生得到了解放，擔任過《中學生》雜志總編輯。這時，胡耀邦同志已經進入中央最高領導層。一天，一向平易近人關心同志的耀邦同志，專門召集團中央原來的一些老部下聚會，并問及他們今后的打算。當時一些同志選擇了從政，后來他們陸續如愿地走上了一些重要部門的領導崗位。當耀邦問到趙先生是否愿意到國家商業部工作時，趙先生卻婉言謝絕了，只提出希望能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法學研究工作。耀邦當即指示團中央負責同志給張友漁同志打電話，那時張友漁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負責人，很快就落實了此事。從此，趙先生便開始了他在法學領域的研究工作。當時，他已經52歲了。
多少年后，趙先生的博士后問他：“您當時有那么好的基礎和發展前景，為什么不繼續從政，卻轉到十分清貧又辛苦的研究領域里來呢?”趙先生淡淡地回答：“當時，我就是不想再從政了，就是想真正搞點研究，自立其身。”
說句真心話，人到了52歲，敢于進入一個新的專業領域，是需要大勇氣的。俗話說，不過四十不學藝，何況52歲。我想，趙先生之所以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選擇，也是有過深思熟慮的。第一，他是解放前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的高才生;第二,他英語水平高又擅長寫作，尤其受胡耀邦影響。習慣于用自己的話表達思想;第三，他經歷了文革之苦，深知中國對法律的迫切需要。
非常的選擇必有非常的經歷。當時，許多人不理解趙維田的選擇，有人說他能搞學生運動搞不了學術，有人說他能寫社論寫不出專論等等。趙先生是一個選準了路永不回頭的人。進入法學所的前10年內，獨立撰寫了《國際航空法》，填補了中國在國際法學中的一個空白。直到今日，還被評價為該書“一經出版就成為我國航空界的經典之作，雖已過去多年但該書至今仍被人們奉為該領域的旗艦。”后十幾年里，趙先生又成為中國最權威的WTO法學家，其代表作《世貿組織的法律制度》一書，“以其深厚的法學功底、敏銳的洞察力和特殊的視角，為人們掀開了WTO法律制度的‘神秘面紗’。”
記得有一天下午，我與趙先生談起了WTO，他感慨地說：“許多重要官員其實不太懂WTO的法律制度，聽他們到處胡說，我真替他們著急，因為這會損害國家利益啊!可我們的國家，研究WTO的人才太少了呀!”
趙先生身高一米八零還多，卻十分清瘦。據姜老師回憶，趙先生的生活規律大致是這樣的，早晨起來出去散步，然后一上午都在寫作，午睡起來會客，晚上看電視，讀報紙。的確如此，我多次在早晨的上班途中見到散步歸來的趙先生，腳步匆匆，似乎在趕路一般。但是，他不會打字，所有的文稿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其辛苦與麻煩難以想象。
讓姜老師心痛與不平的是，趙先生一心為了學術，從不講排場，也不會照顧自己。譬如，有時人家邀請他去講學或開學術會議，沒有車接車送，他就去擠公共汽車，有時路上就費幾個小時。趙先生研究出了重要成果，是為傳播卻不知維護權益，有時連合同都沒簽就把書稿交給了出版社，印數多少版稅多少一概不清楚。
2005年8月2日，79歲的國際法學大師趙維田先生與世長辭。當我趕到八寶山為他送行時，發現來送他的人絡繹不絕，其中，大多數都是專家學者和他的學生，以及他與姜老師共同的朋友。那一天，天氣預報有暴雨，然而，追悼會舉行的時候卻風和日麗，秋天的太陽照耀在人們身上暖暖的，猶如春天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