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崇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曾參與民事訴訟法和國家多部法律的起草、論證工作。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我想，講歷史、講院史，首先要肯定我們幾十年的成績，同時也要找出它不足的地方，摸索一下未來的方向。成績好，應該肯定，但是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總有它不足的地方。講法學院或者法律系各方面驕人的成績，這有好處，對大家有鼓勵的作用，會增加大家的自信心，但我覺得也不要過頭了，過頭了容易催生一些驕傲情緒。
篳路藍縷白手起家
我來人大時，學校不像現在這樣高樓林立，當時只有一個灰樓及北邊三個紅樓，還有一些附著的建筑是平房，主要是作為飯廳。當時的穿著不像現在花花綠綠，我們穿的是公家統一發給每人的一套灰色布制服，也就是今天電視里八路軍戰士穿的服裝。到了冬天穿黑的布棉襖、棉褲。每人一個馬扎，這種馬扎現在已經淘汰了，進歷史博物館了，就是用幾根木棍制成框，上頭用繩子串起來。這就是我們當年的學生生活，很艱苦，但是大家很愉快，一天到晚覺得很充實。
當時我們上專業課是小課堂，上公共課則是大課堂。人大公共理論課是很出名的，在1950年代全國各個單位的宣傳部長幾乎都是這里畢業的。當時教室還沒建起來，我們就在灰樓里面找一個大一點的房間，每個人找個馬扎坐在那里，筆記本放在腿上記。我記得講馬克思主義基礎課的是一個蘇聯專家，后面跟著個年輕翻譯。蘇聯專家上課開門一看傻了，他可能是用莫斯科大學的眼光來看研究生的。我想，莫斯科大學的研究生上課的教室一定是非常氣派的，但他眼前的是一群灰色的“八路軍”，坐著小馬扎，筆記本攤在膝蓋上。當時，這位蘇聯專家非常吃驚地轉過身來問翻譯：“這些人都是研究生嗎？”這就是我們當年的狀態，當然后來我們很快就有了改變。
當年我們的教學計劃、教學內容和教學大綱全部是從蘇聯舶來的，跟莫斯科大學里實施的內容完全一樣，莫斯科大學怎么上課我們也怎么上課，莫斯科大學教什么我們也教什么。所以當時中國政法界負責人說要資料到人大去要，跟人大要就等于跟蘇聯要。當時我們也開始招本科生了，我是研究生，法律系自己有一批教師也跟我們一起聽課，今天聽了課明天給本科生講課，蘇聯專家是不面向本科的。蘇聯專家走了以后我們自己開始搞“中國化”，憲法是這樣，其他課程也是這樣，這是一個十分艱苦的過程。
歷盡磨難飽嘗艱辛
1957年開展反右派運動，在反右派運動擴大化中，法律系受了很大的損失。我們國家法教研室4個組的組長統統變成右派，他們是業務骨干，卻令他們完全離開工作崗位，下放勞動改造。
1958年大躍進，我們法律系課都不上了，都去大煉鋼鐵，都去搞人民公社了。然后又發動反右傾運動，每個黨員都要檢討，教師把他們的講稿統統交給學生，由學生來檢查講稿中的修正主義觀點，他們坐在那里檢查、批判，我作為教員就在邊上傾聽。
1958年、1959年是大批判的年代，那時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寫大批判文章，批修正主義。比如我們教研室12個教師，吃了晚飯就開始批判了，寫批判文章要集體創作，坐在一起，你說一句我說一句。直到天亮，人都困了都睡著了，天亮了這篇文章算是完成了，叫做“東方紅”，必須干到東方紅才能收兵。之后就是困難時期了，對教研室的沖擊就不用說了，完全是不務正業了，而且法律系準備撤銷，從1959年開始就不招生了。
1962年好了一點，因為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樣，我們的教學秩序得到了一些恢復，而且我們也作出了成績，憲法教研室出版了第一本憲法學教程。1964年、1965年就開始了“四清”運動，搞完“四清”運動回來約一年后，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是斗嘴，之后就是武斗，武斗是很慘的；之后，人大的員工大部分搬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與此同時，中央發布文件宣布人民大學撤銷。
人大被撤銷之后，法律系合并到北大法律系，而我則被調到北京師范學院工作(即現在的首都師范大學)。我在北京師范學院摸爬滾打7年，和學生一起學工、學農、學軍，背著行李上山下鄉，沒什么專業，因為它們沒有法律系，我是在政教系，跟憲法根本就不沾邊兒了。在文化大革命第九年的時候公布了1975年憲法，中央下令大家要學這個憲法。北京大學法律系搞了一個憲法講座，要求各個學校派人去聽這個講座，北京師范學院的書記派了一個工農兵女學生，這個女學生去聽了一通，似懂非懂地回來了。書記說你再跟許老師傳達傳達，然后她甩開小辮子跟我講，我當然很有禮貌地洗耳恭聽。憲法這個專業的命運當時就淪落成這個樣子。
天翻地覆成績驕人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近三十年來，學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法律系發展成法學院了。當然，這三十年是在總結了過去曲折道路的基礎上搞起來的，全靠大家人心齊，聚了不少人才。復校以后法律系的人才是三個來源：一個是少量老的教師留下來的，第二個是引進的，還有一部分是復校后新畢業留校的教師，就是這三個方面，大家精誠團結在一起工作。后來我們的碩士點、博士點陸續建了起來，打造了很多個第一。現在我們法學院教授也不少，導師也很多，教材也出了不少，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總的來說，人大法律系是白手起家，而且每一個階段的工作上都是領先的，對全國也是作出過突出貢獻的。比如中國政法大學，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撤銷了，后來1982年要我們支援，當時研究生導師組的組長都是人民大學法律系去兼職的，我就去當過憲法專業的組長。所以我們不僅是自己努力建設，而且還無私地輸出，為兄弟院校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