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漁，山西靈石人，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新聞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問題專家以及社會活動家，曾任北京、天津市副市長，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政法學會會長。他在學術上留給后人的，不僅是500多萬字著作中所包含的豐富的思想與智慧，還有他鮮明的治學態度和為人風范。
熟悉張友漁的人都知道，張友漁在學術研究上最講求崇尚科學，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敢講真話。
他常說：“我發表言論、寫東西，都是講自己的話，不抄襲，不盲從，反對教條主義，也不迎合時尚。決不是大家都這么說，或者哪個權威的人說了，我就跟著說。經過我自己考慮了，研究了，認為是對的，我才說。”
張友漁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被提上立法日程，并得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的高度重視。
由于此前農村集體組織長期以來一直擔負著許多政府應做的工作，與憲法所確立的“自治”性質是相悖的，所以在法律界看來，這部法律的制定將成為推動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發展的一大契機。
據張友漁的秘書王志強回憶，為了制定好這部法律，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張友漁到各地進行了大量實地調研，不僅向政府部門征求意見，同時還深入到農村基層征詢群眾們的看法和意見。
1987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村委會組織法草案的多次審議中，村委會和鄉政府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爭論的焦點。許多委員不贊成村民委員會的自治性質，他們擔心，村民委員會“自治”后，政府的許多實際工作就無法落實了。
有一次審議，張友漁碰巧生病住院，未參加會議，當他得知審議中，委員們仍因鄉政府與村委會是“領導”與“被領導”，還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而意見相持不下時，立即拿出紙筆，在病床上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提出村委員會不屬于一級政府，是憲法所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實行村民委員會自治是關系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大事，而民主建設又必須從基層做起。他還指出，鄉(鎮)政府下面沒有了“腿”，工作遇到困難，這是如何整頓和加強鄉(鎮)政權建設的問題，應當另行解決。對政府的行政事務，村委會應在一定范圍內協助，但政府不能對其強制。如果現在的機制無法正常運行，甚至寧可修改憲法另設村級政權也不能因此而不要或放棄村民自治。
他最后強調，村委會的“自治”性質是這部法的靈魂所在。
在之后的審議中，常委會委員們手里多了一份張友漁的“意見”。很多不贊成村委會自制的委員在仔細看完這份“意見”后感到很有道理。“黃華副委員長第一個發言支持張老意見,常務副委員長陳丕顯接著發言贊成張老的意見,希望大家認真考慮。接著又有許多同志發言支持,最后竟基本無人明確反對。”王志強對當時會場上的場景至今仍記憶猶新。
后來，1987年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終獲通過，從此，農民群眾在我國最基層直接行使政治民主權利和經濟民主權利，擁有了更加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廣大的農村這一民主試驗田獲得了更加蓬勃的生機。而這一切離不開張友漁在關鍵時刻的堅持和執著。
自20世紀30年代到辭世,張友漁始終站在法學研究的前沿,參與馬克思主義法律觀、政治觀在中國的傳播,各個歷史時期常有自己獨到的建樹。
在擔任全國人大領導職務期間，他常常被問及“是法大?還是黨委大?”他總是明確回答:“法大。”并解釋說，“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應當是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組織領導。”“黨與人大的關系,就是黨在政治上領導人大,而不是組織上成為人大的上級機關。”“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主要是指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是指監督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和配備好干部,不是指包辦代替政法機關的具體業務。”
由于在政治上所處的地位，可以想象發表這些見解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但他依然旗幟鮮明地闡明了黨與法，黨與人大之間的相互關系，為黨的以法治國偉大方略實施做出了貢獻。
張友漁參與主持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時已是80多歲高齡了，在之后的十幾年中，他的主要心血和精力幾乎全都傾注在了國家的法制建設事業上，為我國的立法工作貢獻了畢生精力。